朝阳及其他

北京在文化古城时期，私立大学除教会办的燕京、辅仁及纯属私人办的中国学院而外，还有几所，虽然没有前面几所那样有成绩、有名气，或者人多。但在那个时期，这几所学校也一直在维持着，年年招生开学，社会上也均以“大学”呼之，有的也有其特色。这几所学校，就是朝阳学院、民国学院、华北学院。

对于这几所学校，在我的记忆中，感性的东西太少，自不能作详细的介绍，不过想来似乎也无此必要，因而将它们并在一篇，分别略作介绍，以存史迹。

朝阳学院有些年代里，叫作朝阳大学，但在文化古城时期，因为只有法科，按条例不能称“大学”，因而只叫学院。它的法律系最有名，毕业的人也多，在各地各级法院中供职，包括县政府的承审员、法院中的推事，以及一些开业的律师，不少都是朝阳法律系毕业的，在司法界中形成一个体系，互相都有照应。好像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在各个银行中形成一个体系一样，各届校友，互相援引，找起工作来——俗语叫“饭碗子”，是比较可靠的。因而朝阳学院虽然不算是名牌大学，而它在司法界中有影响，有实力，因而不但存在的住，而且考的人也不少。在私立大学中，也还是有可取的。

据一九三五年有关资料记载：私立朝阳学院，校址在东北城北小街海运仓北新仓。校长江庸，创办于民国二年九月。其建校沿革云：民国二年经汪有龄、江庸等创办，三年五月经前教育部（指北洋政府教育部）立案。十九年十二月复经国府（指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立案。学生人数：一千三百四十七人。学杂各费每年约需七十五元。分法科、商科两科。另外停办了预科，改立朝阳高中。

这里所记人数，有整有零，是比较真实的，按人数说，都超过当时北大和清华等国立大学的人数，也远远超过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不过略少于私立大学中人数最多的中国学院。以人数乘年学杂费，则可得十万元。在当时各校开支，除去假期三个月，以九个月计，每月一万一千元，亦可勉强维持。自然比起北京大学每年九十万经费，那就差的很远了。

朝阳学校“七七事变”后，就没有了，到了大后方，不知流亡在哪里，抗战胜利之后，又复校了，但学生不多，影响不大，不几年后，朝阳便已成为历史名词了。有位名中大荣者，在一篇《记北平新学联》的文章中，回忆“七七事变”时情形，曾约略提到朝阳，其文云：

七月七日的夜间，忠社的一批理事正在朝阳大学刘东民的公寓里集会，会后打麻将，就听到炮声。向外打电话去问，哪里也打不通……

“忠社”是当时反动组织，“新学联”是这些反动组织的综合团体，全名“北平学生联合会”。当时朝阳学院学生多，进步学生与反动学生都各有组织，都很活跃。从这一小段回忆中，也可看出点滴“朝阳”学生的情况，不少已不是什么专门读书的学生了。

在朝阳学院简介中，创办人和校长，都提到江庸氏，的确如此，朝阳学院自始至终，和江庸氏是有密切关系的。江庸字翊云，是著名学术前辈江瀚先生的儿子，原籍福建长汀，但江瀚清末任四川和江苏藩司，宦游成都和苏州，因而江庸氏少时是在成都和苏州度过的。光绪末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法律，成绩优异。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归国，三十四年应清政府留学生考试（即所谓的考“洋进士”），题为“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战阵，遂通吴于上国”。其文大为严几道所赏识，名列优等。其后即服务司法界，后以法律专家身份，编纂《六法全书》。北洋政府前期，出任司法总长。朝阳大学就是他任司法总长时创办的，其后一直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为司法界培养了不少人才。手头恰有一本一九三四年九月朝阳学院出版部出版的《趋庭随笔》，是他的笔记，前面序言道：

余生五十有七年，自垂髫迄今，盖无一二年离吾父母之侧，斯卷涉及经史，多习闻庭训，退而自记，经吾父所涂改者。人生年近六十，犹获依父母膝下，并世已罕见其人，矧父之于余，则父而师也……

江氏父子，并享大年，江翊云先生又是诗人、词人。手头另一本镇江吴眉生氏词集《寒芋阁集》，一九五七年后油印本，正是江氏题签，可见其当时尚健在，以年纪之，已八十余高龄矣。不过这些，和朝阳学院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不必多说了。

朝阳而外，尚有民国学院，社会上也习惯叫“民国大学”，最早成立于民国五年，先在湖广会馆筹办，后迁储库营四川会馆，有文、法、商三科，九年因风潮，还请蔡元培兼任校长。民国十二年租赁醇王府为校舍，民国十三年雷殷任校长，十六年张学良兼校长，自然挂名。而在当时，也因规模不够条件，只能叫“学院”。立案事曾被取消，后又恢复，逐渐巩固。这所学院地址在西城西南角太平湖，其校址是清代著名的王府，是光绪帝载湉出生的地方。清代是出生过皇帝的王府，就不能再住王公亲贵，或闲置起来，或改作他用。雍和宫便是。这里自从载湉作了光绪帝之后，他父亲醇贤亲王奕就另建了什刹海的府邸。可是这学校后来办的成绩不好，虽然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直到“七七事变”，但并无特色，学生质量很差，即在私立学校，其名气还远不如中国学院、朝阳学院。文化古城时期，它也只有文、法两科，校长是鲁荡平。

同时还有一个华北学院，社会上随口也叫“华北大学”。一九三五年资料记载：

私立华北学院，校长马邻翼，成立于民国十一年十月。学生三百九十二人。校址西城羊皮市一号。

但是资料记载的校址，后来有了变化，就是这个学校的董事会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笔钱，买了西安门南面西皇城根的礼王府作为校址。我少年时在西皇城根住家，出门向北走，必然经过它大门口，挂着牌子，门房中也有人，但很少有人出入。从三间大红门望进去，里面的房屋还很整齐。沿着它整齐的围墙往北走，走到北头，少说也有二百公尺长，转弯往西，望上去一条长巷，还是府墙，单调而幽深，这时已经到了西安门了，那高大的五间宫殿式大门，右转可以去北海，左转可以去西四，这条路，前后十几年中，我真不知走了多少遍，可始终没有进入这所“大学”去观光一下。熟人中，也没有和这所学院有过关系的人。现在回想，也未免感到失之交臂，真有些怅然了。看资料它全校只有三百九十多人，也不过中国大学政经系一个班的人数，在私立大学中，未免太可怜了。据说，最早还是蔡元培先生创建的，并曾自己担任过校长呢。

在整个文化古城时期，北平的各种高等学校，基本上有如前面各篇所述。但也还有一些例外，如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原在沈阳，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就流亡在关内，一部分到了北平，占用了西直门内大街原北洋政府陆军大学的地方，直到“七七事变”，又流亡到大后方，到了四川三台县办起了东北大学。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就是这所大学毕业的。

甘石桥灵境胡同口上，有一所孔教大学，那是民国初年陈焕章办孔教会时办的，但在文化古城时期，早已不是“大学”，甚至连小学生也没有多少，只剩下门口那四个大字了。

北洋政府时期，还有教会办的汇文大学。在文化古城时期，汇文大学早已并入燕京，汇文只剩下中学了，不过是有名的教会中学，留待谈中学时再说，在此不多谈了。北洋政府时期，还有人办过一所畿辅大学，而在文化古城时期，也早已没有，改作私立的铁路学院了。

这些有关大学的历史陈迹，在此约略一提，使读者偶然想到：啊，原来当年还有这么一个学校呢！试想，当其成立之初，也是有头有脸的名人活跃于一时，也有英俊少年作为学生跳跳蹦蹦地走进教室……这些而今又安在呢？历史也好，文化也好，原是数不清的活人生命的延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已很少人想到这些；如果再过半个世纪，又有谁去想它呢？如再想到英国牛津、剑桥等名校几百年的老传统，就更值得我们深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