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學考卷上

《漢藝文志》今古學經傳師法表

《易》，施、孟、梁丘、京、高。案：此五家，今學也。班於今學皆不加「今」字。

《易》，費。案：此一家，古學也。班不言古經。

班曰：「漢興，田何注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説。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别於外。」或脱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經》二十九卷。班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注。」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此今學。《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注：「爲五十七篇。」案：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注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案：此三家，今學。

《毛詩》二十九卷。案：此古學，班不言古經。

班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生注、燕韓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劉向《别録》云：「六國時人也。」 《曲臺后蒼》九篇。案：此今學。

《古經》五十六卷。《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案：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出於魯淹中。」

《春秋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子，魯人。案：此今經。

《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論語》，《魯》二十篇，《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案：此今經。

《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案：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漢興，有魯、齊之説。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注、翼氏四家。案：此今學。

《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案：此古學。

班曰：「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案：此漢人今、古分派之始也。經在先秦前已有二派，一主孔子，一主周公，如三《傳》是也。齊魯，今學；燕趙，古學。漢初儒生達者皆齊魯，以古學爲異派，抑之，故致微絶。當時今學已立學官，而民間古學間有傳者。如《毛詩》、《費易》。後孔壁古經出，好古之士復據此與今學相難，今學亦無以奪之。雖不立學官，隱有相敵之勢。至于劉歆校書得古文，古學愈顯。世以孔壁所出經皆古字，别異于今學，號曰「古經」，與博士本並行。至後漢，而今、古之名立矣。

《五經異義》今古學名目表

許氏《説文序》，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案：《漢書·藝文志》「孟」當作「費」。

案：西漢今學立在學官，古學傳之民間，當時學者稱古學爲「古文」。蓋博士説通行，惟古爲異，故加號别異，目爲古也。至於東漢，古學甚盛，遂乃加博士説以「今」字。故班氏以前猶無「今」號，至許氏《異義》，乃今、古並稱。古號得於西京，今號加於東漢，合而觀之，端委可尋矣。

《五經異義》今與今同古與古同表

許君《五經異義》臚列今、古師説，以相折中。今與今同，古與古同，二者不相出入，足見師法之嚴。今就陳本標厥名目，以見本原，條其異同，使知舊本二派，自鄭君以後乃亂之也。

今《易》京氏説 一

《易》孟、京説 一

《易》孟、京，《春秋》公羊説 一

《易》孟氏、《韓詩》説 一

案：以上今《易》孟、京説，全與古學異，與今學《春秋》、《詩》同。

今《尚書》歐陽説 二

今《尚書》歐陽、夏侯説 四

夏侯、歐陽説 一

案：以上今《尚書》歐陽、夏侯説，全與古學説不同。

今《韓詩》説 一

今《詩》韓、魯説 一

《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説 一

《韓詩》説 二

《詩》齊説、丞相匡衡説 一

治《魯詩》丞相韋玄成説 一

案：以上今《詩》魯、齊、韓三家説，全與古學異，與今學《春秋公羊》同。

今《春秋》公羊説 七

《春秋》公羊説 四

《春秋》公羊、穀梁説 二

《公羊》説 二十三

《穀梁》説 二

《春秋》公羊董仲舒説 一

《公羊》以爲，《穀梁》亦以爲一

大鴻臚眭生説 一

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一

案：以上今《春秋》穀梁、公羊説，與古學全異。

今《禮》戴説 三

今大戴《禮説》 二

今《禮》戴、《尚書》歐陽説 一

《禮》戴及匡衡説 一

大戴説 一

戴説 一

《戴禮》及《韓詩》説 一

《禮》戴説 一

戴《禮》、《公羊》説 一

案：以上今《禮》戴説，全與古學異，與今《尚書》、《詩》同。

今《孝經》説 二

《孝經》説 一

今《論語》説 一

案：以上今《孝經》、《論語》説注，與古學全異。

古《尚書》説 九

古《毛詩》説 三

《毛詩》説 六

古《左氏》説 二

古《春秋左氏》説 五

古《春秋左氏傳》説 二

《春秋左氏》説 三

《左氏傳》 四

《左氏説》 二十四

奉德侯陳欽説一

古《周禮》説 十二

古《周禮》、《孝經》説 一

《周禮》説 二

侍中騎都尉賈逵説 一

案：以上古《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禮》説，全與今《禮》異，而自相同。審此，足見古《禮》自爲古《禮》一派，與今異也。其有誤説三條，一爲《穀梁》、《公羊》與《左氏》同，一爲貢禹與《古文尚書》同，駁見下卷。

鄭君以前今古諸書各自爲家不相雜亂表

注

今古學統宗表

今古學宗旨不同表

注

今學損益注古學禮制表 此專表今、古不同者。

注

注

案：今異于古，皆孔子損因周制之事。擬撰《今古禮制不同表》，姑發其凡，以示義例。

今學因仍古學禮制表 此專表今、古相同者。

案：今、古相同，此孔子因仍周制不改者也。擬撰《今古禮制通用表》，姑發其凡，以示義例。

今古學流派表

《兩戴記》今古分篇目表

注

今古學專門書目表注

注

今古兼用雜同經史子集書目表注

《公羊》改今從古《左傳》改古從今表注

案：《公羊》今學，有改今從古之條；《左傳》古學，有從今改古之條。蓋《公羊》居近燕、趙，有雜采；《左傳》屈於經，又不能不宛轉求通。二家其事相同，一因乎地，一求合于經之故也。姑發其例如此，不詳録也。《王制》、《周禮》、《國語》、《孝經》皆自成一説，不求合於人，故與二傳不同。

今古各經禮制有無表

案：以上禮制有無，舊説多牽混言之。今表其有無，無者即可不言此禮。擬通撰定一表，姑發其例如此。

今古各經禮制同名異實表

案：以上各經同名實異者，此當分别觀之。後儒不知，混爲一説，則名實淆矣。擬撰《群經同實異名表》，姑發其例如此。

今古各經禮制同實異名表

案：以上各經同實異名者，此當分别觀之。後儒不知，混爲一説，則名實淆矣。擬撰《群經同實異名表》，姑發其例如此。

今古學魯齊古三家經傳表

案：今、古之分，魯篤守《王制》，于今學爲純。古學全用《周禮》，于古爲純。南北相馳，辛甘異味，齊學本由魯出，間居兩大之間，不能不小用古學，如《公羊》是也。漢博士唯齊學盛，以伏生、公孫弘皆齊學也。魯學《易》、《書》皆不傳，蓋亡在漢初，非舊亡也。今立此表以明三派，以魯、古爲準，齊消息于其中。亦如《春秋》日、月、時例，月在中無正例，三學之齊即《春秋》之月例也。

鄭君以後今古學廢絶表

今學盛于西漢古學盛于東漢表

案：今學盛于西漢，屏斥古學不得顯。古學盛于東漢，今學寖微。二學積爲仇敵，相與參商。馬融指博士爲俗儒，何休詆古文爲俗學。可見鄭君以前，二學自爲水火，不苟同也。

今古學經傳存亡表

今古學考卷下

舊擬今、古學三十論目，欲條説之，倉卒未能撰述。謹就《經話》中取其論今、古學者，以爲此卷。中多未定之説，俟有續解，再從補正。

今、古二派，各自爲家，如水火、陰陽，相妨相濟，原當聽其别行，不必强爲混合。許君《異義》本如《石渠》、《白虎》，爲漢制作。欲于今、古之中擇其與漢制相同者，以便臨事緣飾經義，故累引漢事爲斷。又言叔孫通制禮云云，皆爲行事計耳；至書之並行，兩不相背，則不欲混同之也。鄭君駁《異議》時，猶知今、古不同，各自成家，至于撰述，乃忘斯旨。注古《周禮》用《王制》，箋《毛傳》用《韓詩》，注《古文尚書》用夏侯、歐陽説。夫説經之道，與議禮不同。議禮可以斟酌古今，擇善而從；説經則當墨守家法，雖有可疑，不能改易，更據别家爲説。今注古學，乃欲兼有今學之長，采今易古，正如相者嫌一人耳目不好，乃割别人耳目補之，不惟無功，而且見過。使鄭君作注時，猶存《駁異義》之見，則分别今、古，先師之法不致盡絶。乃前後異轍，使今、古之派遂至漢末而絶也，惜哉！

許君雖于今、古互有取舍，不過爲漢制緣飾。至于各經家法，聽其别行，不欲牽合之也。如明堂説，許案云：「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説，無明文以知之。」又《公羊》、《左氏》説朝聘不同，許案云：「《公羊》説，虞夏制；《左氏》説，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説。」是許以今、古不同，不欲混通也。又諸侯夫人喪，《公羊》、《左氏》異説。許案云：「《公羊》説，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又會葬。是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説俱不别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是許以今、古各有所據，不欲强同也。至其餘條，或云從《左氏》，或云從《周禮》，亦自定一尊，不欲含混。至鄭氏著書，乃全與此意反矣。

《異義》久亡，今就陳氏輯本考之，所存將近百條。今與今同，古與古同，各爲朋黨，互相難詰，以其門户原異，故致相歧也。中惟三條古與今同者注。《穀梁》説「葬不爲雨止」，統尊卑而言；《左氏》説：「庶人不爲雨止。」《公羊》説：「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公羊》參用古學之言也。《公羊》説：「臣子先死，君父名之。」《左氏》説：「既没，稱字而不名。」許以爲《穀梁》同《左氏》。按此皆後師附會之説，于經傳無明文，同異無關于今、古禮制者也。又引《魯詩》説：丞相匡衡以爲「宗廟宜毁」；《古文尚書》説：「宗廟不毁。」許據《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説，同《古文尚書》不毁。按毁與不毁，經無其證，凡此所同，皆無明據，至于大綱，無或參差也。

孔子初年問禮，有「從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補偏；于是以心所欲爲者書之《王制》，寓之《春秋》，當時名流莫不同此議論，所謂因革繼周之事也。後來傳經弟子因爲孔子手訂之文，專學此派，同祖《王制》。其實孔子一人之言，前後不同。予謂從周爲孔子少壯之學，因革爲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

鄭君注《禮記》，凡遇參差，皆以爲殷、周異制。原今、古之分，實即此義。鄭不以爲今、古派者，蓋兩漢經師已不識《王制》爲今學之祖，故許君以《公羊》「朝聘」爲虞夏制，鄭君以《王制》爲殷禮。但知與《周禮》不合，而不知此爲孔子手訂之書，乃改周救文大法，非一代所專，即今學之本也。今于數千年後得其根源，繼絶扶微，存真去僞，雖清劃繁難，固有不能辭者矣。

《王制》、《祭統》，今學；《祭法》，古學。二者廟制、祭時一切不同，且故意相反。兩漢經師言廟制、祭儀，皆牽混説之。特以之注經，則自鄭君始。議禮之事各有意見，多采輯諸説以調停其間，不能由一人之意，此議禮之説多不可據也。

今、古經本不同，人知者多。至于學官皆今學，民間皆古學，則知者鮮矣。知今學同爲魯齊派，十四博士同源共貫，不自相異；古學爲燕趙派，群經共爲一家，與今學爲敵，而不自相異，則知者更鮮矣。知今學同祖《王制》，萬變不能離宗；《戴禮》今、古雜有，非一家之説；今、古不當以立學不立學爲斷；古學主《周禮》，隱與今學爲敵；今禮少，古禮多；今禮所異皆改古禮等説，則西漢大儒均不識此義矣，何論許、鄭乎！

魯、齊、古三學分途，以鄉土而異。鄒與魯近，孟子云「去聖人居，若此其近」，蓋以魯學自負也。荀子趙人，而游學于齊，爲齊學。《韓詩》燕人，傳今學而兼用古義，大約游學于齊所傳也。《儒林傳》謂其説頗異，而其歸同。蓋同鄉皆講古學，一齊衆楚，不能自堅，時有改異。此韓之所以變齊也。而齊之所以變魯者，正亦如此。予謂學派由鄉土風氣而變者，蓋謂此也。

群經之中，古多于今，然所以能定其爲今學派者，全據《王制》爲斷。《三朝記》知其爲今學者，以與《王制》合也。《禮記》冠、昏、鄉飲、射義所以知爲今學者，以與《王制》同也。同者從同，異者自應從異，故舊説淵源，皆不足據。蓋兩漢末流，此意遂失，混合古、今，雖大家不免。如劉子政有古禮制，馬融説六宗偶同伏説是也。審淄澠，定宫徵，毫釐之差，千里之失，不亦難哉！

初疑今派多于古，繼乃知古派多于今。古學《周禮》與《左傳》不同，《左傳》又與《國語》不同，至于《書》、《詩》所言，更無論矣。蓋《周禮》既與《國語》、《周書》不同，《左傳》又多緣經立義之説。且古學皆主史册，周歷年久，掌故事實，多不免歧出，故各就所見立説，不能不多門。至于今學，則全祖孔子改制之意，只有一派，雖後來小有流變，然其大旨相同，不如古學之紛繁也。

《論語》：「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孔子初年之言，古學所祖也。「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孔子晚年之言，今學所祖也。又言夏殷因革，繼周者，百世可知。按《王制》即所謂繼周之王也，因于周禮，即今學所不改而古、今同者也，其損益可知。《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勝之弊，因其偏勝，知其救弊也。年歲不同，議論遂異。春秋時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爲今學之本旨。何君解今禮，以爲《春秋》有改制之文，即此意也，特不知所改之文，全在《王制》耳。

今、古之分，鄭君以前無人不守此界畔。伏《尚書》、三家《詩》無論矣。何君《公羊解詁》不用古説，其解與《周禮》不同者，皆以爲《春秋》有改制之事，不强同《周禮》，此今學之派也。至于許君《説文》用古義，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説目之，屏爲異義。至于杜、鄭、興、衆父子。賈、馬，其注《周禮》、《左傳》、《尚書》，皆不用博士説片語隻字。《五經異義》焉有以今學長于古義一條目？今説既爲俗儒，不可據以爲用今學也。至于引用諸書，亦惟用古派，從不用《王制》。其分别異同，有如陰陽、水火之不能强同。鄭司農注大司徒五等封地，全就本經立説，不牽涉《王制》。其注諸男方百里一條云：「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五經家説合耳。」其所謂之「五經家」者，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説也。《異義》謂之今文，《説文》目爲博士，斥爲異説，不求雷同。即此可見東漢分别今、古之嚴。自鄭康成出，乃混合之。可含混者，則含混説之；文義分明者，則臆斷今説以爲殷禮。甚至《曲禮》古文異派，亦以爲殷禮。鄭君受賈、馬之學而兼采今文，今欲删其混合以反杜、馬之舊。須知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乃兩京之舊法，試爲考釋，必知不謬矣。

今、古之混亂，始于鄭君，而成于王子雍。大約漢人分别古、今甚嚴，魏晉之間厭其紛争，同思畫一。鄭君既主今、古混合，王子雍苟欲争勝，力返古法，足以摧擊鄭君矣，殊乃尤而效之，更且加厲。《家語》、《孔叢》皆其僞撰，乃將群經今、古不同之禮，託于孔子説而牽合之。如《王制》廟制，今説也；《祭法》廟制，古説也；各爲規模，萬難强同者也。而《家語》、《孔叢》之言廟制者，則揉雜二書爲一説。鄭君之説，猶各自爲書；至于王氏，則並其堤防而全潰之。後人讀其書，愈以迷亂，不能復理舊業，皆王氏之過也，故其混亂之罪，尤在鄭君之上。欲求勝人，而不知擇術，亦愚矣哉！

鄭君以前，古學家著書，不惟不引據《王制》師説，並《公》、《穀》二傳、三家《詩》、今文《尚書》、今《易》，凡今學之言，避之如洪水猛獸。惟其書今、古雜有，或原無今、古派之分者，乃用之。如杜、鄭、賈、馬之引《孟子》、《論語》、《禮記》是也。引《春秋》，則惟《左氏傳》。至于引二《傳》「跛者迓跛者」條，則亦但引其文句而不言書名，皆足見其門户之峻厲也。

《禮運》、《禮器》、《郊特牲》孔子告子游，皆古學説，此孔子未作《春秋》以前「從周」之言。至于作《春秋》以後，則全主今學，如《大戴》告哀公之《三朝記》，全與《王制》、《穀梁》合是也。孔子傳今學派時，受業早歸者未聞，故弟子有專用古學者。又或别爲不受業之隱君子所爲。然大約出于受業者多，因欲與受業之今學分别，故權以古學爲不受業，非弟子遽無古學者也。

《緯》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孝經》皆已成之迹，《春秋》則虚託空言。故予意以《孝經》爲古學，《春秋》爲今學，《論語》爲今、古雜。以《孝》屬行，行必從周；《春秋》屬志，志有損益；《論語》少壯晚年之語皆有，故不一律，大約從今者多。至于《孝經》有今學，《春秋》有古學，《論語》有今、古兩派，此皆後來附會流派，孔子當日不如此分别也。

《論語》因革、損益，唯在制度，至于倫常義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義理，以義理今、古同也。至于弟子之大義，經師之推衍，乃有取舍不同、是非異致之説。揆之于初，無此分别。《異義》所録師説，半皆東漢注解家言，索虚爲實，化無爲有，種種附會，都非原旨。然既欲各立門户，則好惡取舍，亦不能不小有改動。言各異端，亦不必强同，但讀者須知此非今、古正義，不蔽錮于許説，可也。近言今、古派者皆本原于《異義》，今不盡據之。

今、古之分，或頗駭怪，不知質而言之，沿革耳，損益耳。明之制不能不異於元，元之制不能不異於唐宋。今學多用殷禮，即仲弓「居敬」之意；古學多用周禮，即《中庸》「從周」之意。今制與古不同，古制與今異派，在末流不能不有緣飾附會之説。試考本義，則如斯而已，故不必色駭而走也。

魯爲今學正宗，燕趙爲古學正宗，其支流分派雖小有不同，然大旨一也。魯乃孔子鄉國，弟子多孔子晚年説，學者以爲定論，漢人經學，以先師壽終之傳爲貴，亦如佛家衣鉢真傳之説也。故篤信遵守。初本以解《春秋》，習久不察，各是所長，遂以徧説群經。此魯之今學爲孔子同鄉宗晚年説以爲宗派者也。燕趙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辭而先反，惟聞孔子「從周」之言；已後改制等説未經面領，因與前説相反，遂疑魯弟子僞爲此言依託孔子。如漢人傳經别雜異端，乃自託于師終時手授其傳，故弟子不信其書之比。故篤守前説，與魯學相難。一時隱君子習聞周家故事，亦相與佐證，不信今學而攻駁之，乃有《周禮》、《左傳》、《毛詩》之作。自爲朋黨，樹立異幟，以求合于孔子初年之説。此古學派爲遠于孔子兼采時制，流爲别派者也。其實今學改者少，不改者多；今所不改，自當從古。凡解經，苟今學所不足，以古學補之可也。齊人間于二學之間，爲鄉土聞見所囿，不能不雜采，乃心欲兼善，遂失所繩尺。不惟用今學所無，並今學有明文者，亦皆喜新好異，雜入古説，今不爲今，古不爲古，不能施行。然九家之中有雜家一派，則兼收並蓄，志在包羅，亦學人積習也。昔人云：「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注而大義乖。」此之紛紜，大約七十子喪之後乎！皆不善學者之所致耳。

《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孝經》、《論語》今、古之分，古人有成説矣；唯《戴記》兩書中諸篇自有今、古，則無人能分别其説。蓋《戴記》所傳八十餘篇，皆漢初求書官私所得，有先師經説，有子史雜鈔，最爲駁雜。其采自今學者，則爲今學家言；采自古學者，則爲古學家言。漢人以其書出在古文之先，立有博士，遂同以爲今學。此今、古所以混淆之始，非鄭康成之過也。然考《異義》，雖以《戴禮》爲今説，而杜、賈諸家注《周禮》、《左傳》，于《戴記》有引用之篇，有不引用之篇。是當時雖以《戴禮》爲今學，而古文家未嘗不用其説，足見其書之今、古并存矣。今之分别今、古，得力尤在將《戴禮》中各篇今、古不同者歸還本家，《戴記》今、古定，群經之今、古無不定矣。予以《王制》爲今學之祖，取《祭統》、《千乘》、《虞戴德》、《冠義》、《昏義》、《射義》、《聘義》、《鄉飲酒義》、《燕義》等篇注之，附于今派。取《祭法》篇爲古《國語》説；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爲古《周禮》説；又以《曲禮》、《檀弓》、《雜記》爲古《春秋左氏》説。詳見《禮記今古篇目表》。至于其餘，或爲《儀禮》説，或爲《詩》、《禮》、《孝經》説，陰陽五行説，學問派、子史派、陰陽五行派，無今、古之分及今、古雜用者，都爲考訂。每篇各自爲注，以類相從。再不求通别家，牽混異解。《戴記》一明，則群經無不大明。蓋以《記》中諸篇經説居十之七八，自别入《記》中，經不得記不能明，記不得經無以證，仳兩傷，甚至援引異説以相比附，故注解愈多，經意愈晦，經學亦愈亂。今爲合之，如母得子，如石引鍼，瓜分系别，門户改觀，群經因此大明，故云得力處全在解得《戴記》。予以《王制》解《春秋》，無一字不合，自胡、董以來絶無此説。至以《戴記》分隸諸經，分其今、古，此亦二千年不傳之絶學。微言大義，幸得粗窺，故急欲成之。或以此説爲過奇，不知皆有所本，無自創之條，特初説淺而不深，偏而不全，心有餘而力不足，形近是而實則非；久乃包羅小大，貫穿終始，采花爲蜜，集腋成裘，無一説不本前人，無一義仍襲舊説，積勞苦思，歷數年之久，于盤根錯節，外侮内憂，初得彌縫完善，而其得力尤在分隸《戴記》，觀前表及《兩戴章句凡例》可見。

或問：《王制》制度，孔子全用殷禮，抑亦别有所本？曰：孔子答顔子參用四代，《王制》言巡狩與《堯典》合，則不獨殷禮矣。又《緯》云殷五廟，周七廟；尹更始説《穀梁》七廟，據周；天子稱崩，劉向説亦云據周；是《王制》參用四代之證。然《中庸》云：「吾説夏禮，杞不足徵；吾説注殷禮，有宋存焉。」是春秋時，夏以前禮制皆殘缺不可考。大約孔子意在改制救弊，而虞樂、夏時以外多不可考，故建國立官，多用殷制，《緯》云《春秋》用殷禮是也。《説苑》引伊尹説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事，與董子同，是立官用殷禮也。《緯》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今爵五而地三，是亦用殷禮也。《春秋》有故宋之説；《穀梁》主王後其先殷人二義；孔子卒，殯用殷禮。故《春秋》見司馬、司城二官，明改制用殷禮三公也。《殷本紀》伊尹説湯以素王之法，與《春秋》素王義同。史公素王妙論，亦以伊尹爲主，豈「素王」二字亦從伊尹來耶？説者以素爲從質之義，史公論范、計，亦質家意，豈素王爲伊尹説樸質之教，孔子欲改周文，倣于伊尹從質之意而取素王，故《春秋》多用殷禮耶？

或以今、古爲新派。曰：此兩漢經師之舊法也。詳見前卷。以《王制》主今學無據。曰：俞蔭甫先生有成説矣。以《國語》在《左傳》先爲無考。曰：此二書爲二人作，趙甌北等早言之矣。《戴記》有今有古，鄭、馬注《周禮》、《左傳》已有此決擇矣。今、古二家各不相蒙，今、古先師早有此涇渭矣。以今、古分别禮説，陳左海、陳卓人已立此宗旨矣。解經各還家法，不可混亂，則段玉裁、陳奂、王劼注《毛詩》已删去鄭《箋》矣。以《禮記》分篇治之，則《隋志》已有《中庸》、《喪服》、《月令》單行之解矣。今與今合，古與古合，不相通，許君《異義》早以類相從矣。考訂《戴記》簡篇，則劉子政、鄭康成已有分别矣。今之爲説，無往非因，亦無往非創；舉漢至今家法融會而貫通之，以求得其主宰。舉今、古存佚群經，博覽而會通，務還其門面，並行而不害，一視而同仁。彼群經今、古之亂，不盡由康成一人。今欲探抉懸解，直接卜左，則舉凡經學蒙混之處，皆欲積精累力以通之，此作《今古考》之意也。

今、古之分，于經傳以《王制》、《周禮》、三《傳》、《戴記》爲證，于禮制以宗廟、禘祫、田税、命官、制禄爲證，可謂詳明。然此别其異同，試以「會同」明其意旨。《論語》有會同，是當時本有會同，故公西舉之，此《論語》據古學之證也。《周禮》有會同，合于《論語》，是《周禮》用舊儀典册之證也。《春秋》無同，是孔子不守周禮，自立新制之證也。《左傳》無同，是《左傳》緣經立説，經所無者不能有之證也。《書·禹貢》注、《詩·車攻》有會同，此夏、周有會同之旁證也。《國語》、《孝經》無會同，此别派異于《周禮》之證也。即此一事考之，前後沿革，本原派别，皆可由之而悟。語簡事繁，學者當舉一反三也。

予撰《今古禮制分類鈔》，以徐、秦《通考》爲藍本，分今爲五派，古爲六派，詳見前《流派表》中。以爲正宗。凡古有今無、今古同、今古雜者，别立三門收之，子、緯亦附焉。至《易》、《書》、《詩》舊皆同列，既無明文，惟據注疏分隸，今盡削落，不以爲據；其有明文者，分爲四代制，以入《沿革表》。《論語》今、古兼有，亦如《禮記》分篇例，各從其類。漢人《易》、《書》、《詩》、《孝經》皆分今、古，誤説也；以《易》、《詩》證禮制，亦誤據也。《禮記》兼有今、古，以隸今學，誤也；《論語》今、古雜，今、古二家立二派，各爲家法説之，亦誤也。今盡汰誤説，别立新門，學者據此分鈔分説，禮制涇渭判然，不啻江河，執此治經，庶有澄清之效。

《司馬法》司馬主兵， 《王制》之傳也。其言兵制出師，與《周禮》不合，蓋全主《王制》也。《孔叢子·軍制篇》間于今、古之間，有用《周禮》之文，有用《司馬法》之文。今凡與《王制》、《司馬法》同者，則以入《王制》；與《周禮》同者，入古也。又考《司馬》逸文與《王制》同見于孔、賈諸疏所引者，今本乃無之。豈孔、賈所引别一書，今存本乃穰苴書歟？

三統循環，由周而夏，此質家矯枉之言，孔子不主此議。周末名流，競欲救文。老、尹、桑、莊，厭棄文敝，至于排仁義，不衣冠。矯枉者必過其正，此諸賢之苦心，救世之良藥也。然風氣日開，文明漸備，宜俗所安，君子不改，情文交盡，來往爲宜，若欲改周從夏，不惟明備可惜，亦勢所不行。繼周不能夏制，亦如繼唐、虞之不能用羲、軒也。子桑伯子，欲復夏禮者也；《説苑》言孔子往見論文質之事。《論語》所謂「簡」，謂夏制也；「敬」，謂殷制也。孔子許伯子之質，仲弓以繼周不能用夏，惟當用殷，小參夏意，深明損益，洞達治體，與孔子語顔子意相合。故夫子以南面嘉之，謂可與言繼周之事。《王制》用殷禮，仲弓有啟予之助。又孔子言服周冕，非獨取一冕，凡儀注等威、章服、文藻之事，皆從冕推之，故儀禮以及威儀皆不改也。「乘殷輅」，「輅」取實用，務于致遠，凡制官、爵命《王制》所改之事，皆其太甚，有害無益者也。至于夏制，所取者少，人事日文，不能復古。惟天道尚質，行時郊祀，大約皆夏正也，假時、輅、冕以示其例而已。四科之中，顔子、仲弓以德行見。制作精意，二子得聞，以下偏才，舍大謀細矣。所改者今，不改者古，觀其因革之原，而今、古之事思過半矣。

周制到晚末積弊最多，孔子以繼周當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選舉之政；因閽弒吴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門；因諸侯争戰，乃使二伯統制之；國大易爲亂，乃限以百里；日月祭之瀆祀，乃訂爲四時祫祭；厚葬之致禍，乃專主薄葬。凡其所改，專爲救弊，此今學所以異古之由。至于儀禮節目與一切瑣細威儀，皆仍而不改。以其事文郁足法，非利弊所關，全用周制，故今學《祭統》、《祭禮》儀注與古學《祭義》同也。凡今學改者少，其不改者皆今、古同儀。《禮記》雖爲今學，然所言與經不相倍，以此仍用周制之故。通考《分類鈔》，凡今無者别爲一册，入此門者，皆今、古所同者也。

今學祇一派。雖齊、韓參用古學，然其主今學處無異説也。古學則在經已有數派，不能同。故《今古分類鈔》凡專派與所無，皆爲注明。如會同爲《周禮》專派，禘嘗爲《孝經》專派。他家所無者，入之。又《周禮》無禘祫；《左》、《國》無祫；《周禮》朝、覲、宗、遇分四時，爲專派；《左》、《國》有朝無覲、宗、遇；並爲注明分隸。治古學者當守此界限，亦如今、古之嚴，不可但因其俱爲古學，遂蒙混而説之，如前人之混亂今、古也。

今、古之分，本以禮制爲主。至于先師異解，漢人因其異師，亦以爲有今、古之别，實則非也。如爵制之大小，罍制之異同，六宗之名目，社主之松柏，既無所據，何分古、今？又《尚書》稽古有「同天」、「順考」之異説，然無關禮制，隨便可也。因「同天」偶爲今學家言，「順考」偶爲古學家言，學者亦遂以爲今、古有所分别，實則不然。今學附庸，古《周禮》無附庸。《異義》古學説有附庸，此亦後師誤説。許氏有「從今改古」之條，皆此類也。

今學禮，漢以前有《孟》、《荀》、《墨》、《韓》可考。古學則《國語》、《周書》外，引用者不少注。漢初燕趙之書不盛傳，賈、張以外少所引用，然不能謂其出於晚近也。

今天下分北、南、中三皿，予取以爲今、古學由地而分之，喻古爲北皿，魯爲南皿，齊爲中皿。北人剛强質樸，耐勞食苦，此古派也。南人寬柔敦厚，温文爾雅，此魯派也。中皿間於二者之間，舟車並用，麥稻交儲，習見習聞，漸染中立，此中皿派也。齊學之兼取古、今義，正如此。

《孝經》、《論語》，《漢志》有今、古之分。今欲復二派之舊，其事頗難。《孝經》爲古派，全書自成首尾。《論語》則採録博雜，有爲今學所祖，有爲古學所祖。欲一律牽合，於今、古説必多削足合屨之失。然舊有古、今二派，又不能强合之，竊欲仍分爲二家。《論語》今學詳今，古學詳古，凡異説皆注明，如附解存異之例。至于《孝經》，純以今學説之，則又用《左傳》以古禮説《春秋》之法。好學深思之士，必能成此書也。

今、古經傳，唯存《春秋》。《王制》、《周禮》皆三《傳》所據以爲今、古之分者。四家爲今、古之正宗，同異之原始。二門既别，然後先師各囿所習，推以説《易》、《書》、《詩》、《論語》、《孝經》。凡此五經今、古之説，皆後來附會之談，非本義也。説《春秋》得孔子修述之旨者，三《傳》之中唯《穀梁》。説《易》、《書》、《詩》、《論語》、《孝經》，皆當力求秦漢以前之説。故五經今、古先師之説，多與以前同。今當以秦以前者爲正義，漢以後者爲晚説也。

《藝文志》「《孝經》」下云：「各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皆異。」《孝經》古文異今文，不審是先秦原文，抑漢後譯改？然必有不安，其説乃異，是今文自招之也。《左傳》破今學，其所以立異之處，亦如《孝經》，多由今説不安，或弟子主張太過，或義例繁難不能畫一之處，古傳則必别立一説以易之。如何氏《日月例》，何怪唐宋人極詆之？范注不知《春秋》用《王制》，何怪其據《周禮》以駁傳？苟能盡明今學，則其事理平實，人亦何苦而思易之？空穴來風，終當自尤也。

今以《穀梁》、《左氏》爲今、古學根本，根本已固，然後及《禮》與《易》、《書》、《詩》等經。蓋古、今起于《春秋》與《王制》、《周禮》，餘皆先師推所習以説之者。《統宗表》即此意也。根本已立，然後約集同人以分治群經，人多經少，當易成也。

今、古説，其見《異義》者，多非其實。大約出於本書者爲上，其稱某家説者多附會之談。許君於其互異者，每以有明文、無明文爲説。是有明文爲可據，無明文爲不足據也。而明文之説，又以平實者爲正，如三公、九卿之類是也。推例爲附會，如《易》家以六龍定六馬，《詩》家以譚公爲稱公是也。學者不察，則附會之説最易誤人。凡人説一事，口之所出多流爲歧異，如明堂、郊、禘諸説紛紜是矣。又六宗之説，至二十餘家不同，有何明文？皆意爲之。此不足據也。先師主持一説，末流每至附會。如《公羊》本素王，因素王之義遂附會以爲王魯是也。有震驚張皇之色，乃過情虚擬之詞。今者細爲分出，務使源流派别，一覽而明。其于《異義》所言，不無千慮一得矣。

《詩》、《書》有四代異制，以今、古學説之，皆非也。然先師既主此説，則不能不婉轉以求通，所謂削足適屨之事，每不免焉。如九州之制，《王制》所言共五千里，《周禮》所言則萬里，此今、古禮制之分也。特二學皆就春秋制度言之，不必通説四代也。而《尚書》有五服之文，本與《王制》三服、《周禮》十服不合。而先師欲各合其禮制，故今學之歐陽、大小夏侯説則以五百里爲一服，五五二千五百里，合南北得五千里，減省里數以求合《王制》之説也。古學之杜、馬説，則以爲千里爲一服，五服五千里，合南北爲萬里，加多里數以求合《周禮》之説也。實則《王制》、《周禮》之説，皆與《尚書》夏制不相關。而今、古先師乃欲抱其《王制》、《周禮》之説以徧説群經，統括沿革。其中左支右絀、朝四暮三之蹤跡，班班可考。今誠各知其所據以推考求通之意，則我用我法，得失易明。若不知其所據，震驚其異同，必求有所以折其中，或於其中更欲有左右焉，此豈能合也哉？予確知先師折中求合之説都非本意，故欲以四代沿革補正其誤，使知此皆後師推衍之説。不明此意，經意何由得哉！

三《傳》著録，皆先秦以前。《穀梁》魯人，《左傳》燕趙人，故《公羊》出入二家，兼收燕魯，特從今學者多耳。今學二伯，古學五伯，《公羊》從五伯之説。他如仲子爲桓母，改蔡侯，東爲朱，凡此皆事實之變異者。至于禮制，則説禘説郊，時雜古制。蓋以齊居魯與燕之間，又著録稍晚，故其所言如此。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

《左傳》出於今學方盛之時，故雖有簡編，無人誦習，僅存秘府而已。至於哀、平之間，今學已盛而將微，古學方興而未艾。劉子駿目見此編，遂據以爲今學之敵，倡言求立。至於東漢，遂古盛而今微，此風氣盛衰迭變之所由也。

今學傳孔子，本始於魯。公羊始師齊人，受業於魯，歸以教授，當其始，仍《穀梁》派也。如荀子游學於齊，學於公羊，始師其説。《春秋》多同《穀梁》，是齊學初不異於魯學之證。至於歸以教授，齊俗喜夸好辨，又與燕趙近，游士稷下之風最盛，故不肯篤守師説，時加新意，耳濡目染，不能不爲所移。齊學之參雜於今、古之間，職是故也。《儒林傳》言，伏生口授《尚書》有壁藏書，《公羊》有齊語，故人以爲舊由口授，至漢乃著竹帛。實則群經著録，皆在先秦以前。《公羊》之有齊語，是秦前先師，非漢後晚師。不如舊説孔子畏禍遠言，不著竹帛也。

魯恭王壞宅所得之書，不止古學，即今學亦有，以其書已先行，故不言耳。壁中諸書，皆魯學也。伏生口授《尚書》，世已尊行；魯壁中古文出，孔氏借以寫定，魯《書》遂變爲古學矣。《春秋公羊》由齊傳授，壁中所出，當即《穀梁》。《穀梁》傳而壁中魯學《尚書》之本文不傳，遂使人疑非其比，豈不可惜哉！

壁中《尚書》出，東漢諸儒以古學説之，亦如《儀禮》古文而西漢諸儒以今學説之也。二書本無今、古之分，其以今、古分門户，先師附會之説也。

魯人不喜爲漢用，漢家因少抑之，魯學又無顯者。《公羊》之盛，全由公孫弘。《穀梁》經傳皆先秦之遺。史公云：「秦雖焚書，而鄒魯絃誦之聲不絶。」故漢初徵魯生講禮，魯書未亡。漢抑魯學，可由史公之言悟之。其後既久，乃興魯學，而猶假借壞宅得書以爲説者，則又史臣回護之言，不盡事實也。

魯《書》未亡，學猶盛，故《魯詩》、《穀梁》江公能傳之。不然，則江公何以崛起？魯《書》學之亡，則以世無達者，不幸而亡。《穀梁》雖存，終漢乃得立，此魯學之所以微也。魯《尚書》家不傳，班《書》謂伏《書》傳於齊魯，非也。魯自有《尚書》，不傳於世，辨意欲周旋此事耳。

漢初，齊人以經術貴顯者，始於伏生，繼以公孫弘，故齊學盛。魯無顯達，故以寖微。至於重魯輕齊，則宣、元以後風氣改變之言，亦賴當時天子、丞相之力耳。不然，終漢不得立也。

漢初，經學分三派，魯、齊、古是也；分二派，今、古是也。分三派者，《詩》、《魯詩》、《齊詩》、《韓詩》、《毛詩》。《春秋》、《穀梁》魯，《公羊》齊，《左傳》古。《禮》、魯高堂生傳《士禮》，齊后倉，古《周禮》。《論語》，《魯論》、《齊論》、《論語古》也。四經是也。分二派者，《易》、《尚書》、《孝經》，三經是也。《尚書》今學，出於伏生，齊學也。《易》傳於田何，亦齊學也。《孝經》后倉、翼，亦皆齊學也。然則七經中，齊、古學皆全。所缺者，魯之《易》、《書》、《孝經》三經説也。漢初，齊盛魯微，故失三經之傳。而古學行於民間，乃能與齊學相敵。則以古與今異，齊、魯同道，故存齊而魯佚與！

《毛詩》説田獵，與《穀梁》同文，此古、今學所同之禮制。故予謂今學所不改者，皆用周禮是也，柳氏大義不察，乃以《毛詩》與《穀梁》同師，則合胡越爲一家矣。古、今學所同之禮，當由此推之也。

漢儒著書，初守一家之説；至於宣、元以後，則不能主一家。如劉子政學《穀梁》，而《五經通義》、《新序》、《説苑》中所載禮制，乃有與古學同、今學異者。是不專主一家之證。

漢初古學不顯，而《公羊》中乃多用古禮，此古學先師在《公羊》著録以前已經大行之證。因《公羊》之録用其説，足知其書出在秦以前矣。

《穀梁傳》言「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與《荀子》同。據此説，則今説謂周初無盟，桓、文不交質也。《周禮》有盟，《左傳》有交質，此即實事，亦不與今説相妨。《周禮》非周公手定，《左傳》桓、文亦無交質事，疏家乃以《穀梁》爲漢初人著録，不見古籍而然。如此説，則何以解于《荀子》？又《穀梁》爲漢人作，從何得來？憑空臆造，全無實據，然疏家説不足駁斥也。

《春秋》去文從質、因時救弊，意本於老子，而流派爲子桑、惠、莊之流。墨子學於孔子，以其性近，專主此説。用夏禮改周制，本之於《春秋》，如「薄葬」即《王制》不封不樹之意。特未免流於偏激，一用夏禮，遂欲全改周禮，與孔子之意相左矣。春秋時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絃更張也。《論語》「禹無間然」一章，全爲《墨子》所祖，所謂崇儉、務農、敬鬼、從質，皆從此出。然孔子美黻冕，墨子則並此亦欲改之。當時如墨説者不下數十家，特惟墨行耳。

《禮》學之有古、今派，是也。然七十子之徒，文質易見，異同最多。所言之事，有不見於《周禮》、《儀禮》、《王制》者，此等禮制不能歸入於今，亦不能歸入於古。竊以此類亦有數例。有爲經中未詳之義，補經未備，如《儀禮》諸記之類是也。有爲緣經起義，如《詩》、《書》有此説，先師存此義，爲《禮經》所不詳，如《王制》言天子大夫爲監之類是也。有爲沿革佚文者，《周禮》、《儀禮》皆一時之書，一代典禮，每有修改；《禮緯》言周初廟制，與後來不同，此亦修改之例。不知《周禮》爲何時之書，《儀禮》爲何時之書，則其中不無修改刊落之文，如《左氏》言文、襄之禮之類是也。有異説别録者，古人習禮，質文隨意，有既從一家而其異説亦偶存之，如子游、子夏之裼襲不同是也。有爲士君子一人之事不合時制者，如《鄉黨》記孔子之事，張盟生説此皆孔子一人之事，與常不合者，使常義則可不見，又其事爲朝廷所不詳之事，故隨人而改是也。有爲訓誡之事，如《幼儀》、《弟子職》之類，並非國家一定典禮，私家編此以訓童蒙，言人人殊，詳略隨意之類是也。有禮家虚存此説，欲改時制，未見施行者。有因緣失本，誤據爲典要，實與禮制不合者。有殘篇斷簡，文義不全者。有經傳混淆，前後失次者。有句讀偶誤，斷續非真者。門目既多，豈能必所言之皆合本義？故説經以《禮記》爲繁雜難通。然既得其大綱，再爲細分節目，有所不解則姑闕疑，就所立門目以求之，想當十得八九矣。

《周禮》之書，疑是燕趙人在六國時因周禮不存，據己意，採簡册摹仿爲之者。其先後大約與《左傳》、《毛詩》同，非周初之書也。何以言之？其所言之制與《尚書》典禮不合，又與秦以前子書不同。且《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無緣當時復有如此巨帙傳流。故予以爲當時博雅君子所作，以與《王制》相異，亦如《左傳》之意。其書不爲今學所重，故《荀》、《孟》皆不引用。其中禮制與《左傳》不同，必非一人之作。但不識二書孰在前，孰在後？孰爲主，孰爲賓也？

《儀禮》經爲古學，《記》爲今學，此一定者也。今不能於二者之中而分之。大約高堂傳經以後，已爲今學。後古經雖多廿餘篇，無師不習，是經亦今學之經矣。於此經欲立今、古二派，殊難措手。然細考《記》文，頗有與本經不同者，則經爲古學，《記》爲今學，亦不妨稍分别之，以示源委區别之意。

西漢今學盛，東漢古學盛。後盛者昌，而《易》、《尚書》、《詩》、《禮》之今學全佚，而惟存古學，無以見今學本來面目。猶幸《春秋》今學之二傳獨存，與古相抗，今學全由《春秋》而生，又孔子所手定之書，其所以不亡，或者鬼神爲之呵護。予立今學門户，全據二傳爲主，至今學所亡諸書，皆以二傳與《左傳》相異之例推之，以成存亡繼絶之功，準繩全操於此。此又治經之一大幸也。

《異義》引今、古説，有經傳、師説二例。師説多於經傳十分之七八，非議禮之口説，則章句之繁文，未足爲據。漢廷議禮，視丞相所學。苟與之同，雖屈而可申；倘或異家，即長亦見絀。半以勢力辯訥注定優劣，無公道也。又東漢以後，今學與古學争，如《異義》所載是也；西漢以前，則今學自與今學争。夫一家之中，何有長短？乃意氣報復，自生荆棘，如轅固、黄生之論湯武，彭祖、安樂之持所見，必於家室之中，别圖門户之建。蓋諸人貪立太常，邀求博士。漢法：凡弟子傳先師説，苟其同也，則立其師；倘有同異，則分立弟子。故當時恒希變異以求立。嚴、顔因此得並在學官，大小夏侯、大小戴意亦如此，其分門爲利禄也。以此倡導學者，宜乎人思立異。實本一家，而奪席廷争，務欲取巧，遂致同室操戈。後來古學大盛，今學遂不自攻而深相結納，以禦外侮，而已有不敵之勢。無事則相攻，有事乃相結，《唐棣》之詩，何不早誦乎！

予約集同人，撰《王制義證》。以《王制》爲經，取《戴記》九篇，外《公》《穀傳》、《孟》、《荀》、《墨》、《韓》、《司馬》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韓詩外傳》、緯候、今學各經舊注，據馬輯本。並及兩漢今學先師舊説，《今文尚書》、《三家詩》用陳氏輯本。至于《春秋》、《孝經》、《論語》、《易》、《禮》尚須再輯。務使詳備，足以統帥今學諸經，更附録古學之異者，以備參考。此書指日可成，以後凡注今學群經禮制，不必詳説，但云見《義證》足矣。如今《易》、《尚書》、《春秋》、《公》、《穀》、《詩》魯、齊、韓、《孝經》、《論語》皆統于《王制》，可以省無數疏解。習今學者但先看《王制》，以下便迎刃而解。起視學官注疏，不惟味同嚼蠟，而且膠葛支離，自生荆棘。一俟此書已成，再作《周禮義》以統古學。而其中節目詳細，均見于《經話》中。

地理家有鳥道之説，翦迂斜爲直徑；予分今、古學，意頗似此。然直求徑道，特爲便於再加高深；倘因此簡易，日肆苟安，則尚不如故迂其途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然二派之外又有無數小派，稽其數目不下八九家，苟欲博通周攬，則亦非易事。

鄭君號精通三《禮》，其《王制注》或周或殷，一篇數易。注《王制》采《祭法》，注《祭法》用《王制》，徒勞唇舌，空擲簡札，説愈繁而經以愈亂。大約意在混同江河，歸并華岱，自謂如天之大，無所不通，乃致非類之傷，各失其要也。《後書·儒林傳》注：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鄭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禮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案：此謂鄭君混合今、古也。

今、古不同，鍼鋒相迕，東漢諸儒持此門户猶嚴。許叔重治古學，《五經異義》是古非今，《説文解字》不用今學；杜、鄭、賈、馬所注《周禮》、《左傳》等書，不用今説；何君《公羊注》不用《周禮》；是其證也。鄭君生古盛今微之後，希要博通之名，欲化彼此之界，爲何以箋《詩》？欲以今學入古也。爲何以注《周禮》？欲以今説補古也。爲何以注《尚書》？欲以今文附古也。今、古之分，自鄭君一人而斬，尊奉古學而欲兼收今文，故《禮記》、《儀禮》今古之文，一律解之，皆其集大成一念害之也。魏晉學者尊信其書，今、古舊法遂以斷絶，晉儒林所傳，遂無漢法，且書亦因此佚亡，不能不歸過於鄭君。蓋其書不高不卑，今、古並有，便于誦習，以前今、古分門之書皆可不習，故後學甚便之，而今、古學因之以亡，觀于表説可以見之，不可不急正者也。

鄭君之學，主意在混合今、古。予之治經，力與鄭反，意將其所誤合之處，悉爲分出。經學至鄭一大變，至今又一大變。鄭變而違古，今變而合古。離之兩美，合之兩傷，得其要領，以御繁難，有識者自能别之。

予創爲今、古二派，以復西京之舊，欲集同人之力，統著《十八經注疏》，今文《尚書》、《齊詩》、《魯詩》、《韓詩》、《戴禮》、《儀禮記》、《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古文《尚書》、《周官》、《毛詩》、《左傳》、《儀禮經》、《孝經》、《論語》、《戴禮》。《易》學不在此數。以成蜀學。見成《穀梁》一種。然心志有餘，時事難就，是以初成一經而止。因舊欲約友人分經合作，故先作《十八經注疏凡例》。既以相約同志，並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説，一俟纂述，當再加商訂也。昔陳奂、陳立、劉寶楠、胡培翬諸人在金陵貢院中，分約治諸經疏，今皆成書。予之所約，則並欲作注耳。

予治經以分今、古爲大綱，然雅不喜近人專就文字異同言之。二陳雖無主宰，猶承舊説，以禮制爲主。道、咸以來，著作愈多。試以《尚書》一經言之，其言今、古文字不同者，不下千百條。蓋近來金石剽竊之流，好怪喜新，不務師古，專拾怪僻，以矜雅博。夫文人製詞，多用通叚注，既取辟熟，又或隨文，其中異同，難言家法。兩漢碑文，雜著異字，已難爲據；况乃濫及六朝碑銘，新出殘篇。偶見便欲穿鑿附會，著録簡書，摭其中引用經語異文異説，强分此今文説，此古文説。不知今、古之學，魏、晉已絶，解説雖詳，毛將安附，此大蔽也。石經以前，經多譯改，今、古之分，不在異文，明證在前，無俟臚證。陳左海以異字通假爲今、古之分，亦不得已之舉，所取漢人辭賦之異文，徒取簡編宏富，非正法也。古、今異字，必係不能通假有意改變者，方足爲據。如《左傳》之改「逆」爲「送」，改「尹」爲「君」，改「伯」爲「帛」之類，實義全反，然後爲異。不然則畢録異同，亦但取渲染耳。若詞人之便文，晚近之誤奪，牛毛繭絲，吾所不取。

大小戴《記》九十餘篇，凡《禮經》記文不下十篇，以此推之，則别經之記當亦有編入者。今定《王制》爲《穀梁》、《公羊》記；《曲禮》上半小學，下半爲《春秋》；《檀弓》、《祭法》、《雜記》爲《左傳》記；《玉藻》、《深衣》、《朝事》、《盛德》爲《周禮》記；《祭義》、《曾子》十篇爲《孝經》記；《經解》、《表記》、《坊記》、《緇衣》爲經學説之類。詳見《兩戴記今古分篇目表》。經、記互證，合則再美，離則兩傷，此千年未發之覆也。又《禮運》三篇，有經有傳，當合爲一大傳。《大傳》爲經，《服問》、《喪服小記》二篇爲傳，當合爲一。竊意此《禮運》三篇舊本一事，乃記夫子與子游論禮之言。子游習禮，此其授受之證也，後來先師各加注記。後因文多，分爲三篇，經、傳混淆，前後錯雜，使讀者如散錢滿屋，不知端委。今因《王制》例推之，分爲經、傳，便有統制。至于《大傳》爲經，《服問》、《小記》爲記，觀其篇目命名，已得其大概矣。

俞蔭甫先生以《王制》爲《公羊》禮，其説是也。壬秋師以其與《大傳》同，不言封禪，非博士所撰之《王制》，亦是也。蓋《王制》孔子所作，以爲《春秋》禮傳。孟、荀著書，已全祖此立説。漢博士之言如《大傳》，特以發明《王制》而已，豈可與《王制》相比？精粹完備，統宗子緯。魯齊博士皆依附其説，決非漢人所作。盧子幹因不能通其説，故以爲博士作，以便其出入，實則非也。

《王制》有經有傳，並有傳文佚在别篇者。至于本篇經傳之外，並有先師加注記之文，如説尺畝，據漢制今田爲説是也。此固爲戴氏所補，至目爲博士手筆，則誤讀《史記》矣。

《王制》無一條不與《穀梁春秋》相同。説詳《義證》。二書皆蝕蒙已久，一旦明澈，可喜何如？不封不樹不貳事，鄭以爲庶人禮，不知《穀梁傳》已有明文。譏世卿、非下聘、惡盟，尊齊、晉爲二伯，以曹以下爲卒正，以冢宰、司馬、司城爲三公，亦莫不相合。至于單伯、祭仲、女叔諸人使非爲監之説，則聽《左氏》、何君之互争，不能一斷決。范氏據《周禮》以駁傳，亦無以折之矣。

《春秋》之書以正將來，非以誅已往。《王制》一篇即爲邦數語，道不行乃思著書，其意頗與《潛夫》、《罪言》相近，憤不得假手以救弊振衰，則欲將此意筆之于書。又以徒托空言，僅如《王制》則不明切，不得已乃借春秋時事以衍《王制》之制度，司馬遷言之詳矣。《王制》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從質，見于《春秋》者也。凡所不改，一概從周。范氏注《穀梁》，以《周禮》疑《王制》，據周制駁《春秋》，是囈語耳。又孔子所改皆大綱，如爵禄、選舉、建國、職官、食貨、禮樂之類，餘瑣細悉不改。其意全在救敝，故《春秋》説皆以爲從質是也。

今學、古學之分，二陳已知其流别矣。至于以《王制》爲今文所祖，盡括今學，則或疑過于奇。竊《王制》後人疑爲漢人撰，豈不知而好爲奇論？蓋嘗積疑三四年，經七八轉變，然後乃爲此説。疑之久，思之深，至苦矣！辛巳秋，檢《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數節，文與《春秋傳》同，又非禮制，因《郊特牲》、《樂記》一篇有數篇、數十篇之説，疑此數節爲先師《春秋》説，錯簡入《曲禮》者也。癸未在都，因《傳》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説五伯首説主兼三代，《穀梁》以同爲尊周外楚，定《穀梁》爲二伯，《公羊》爲五伯。當時不勝歡慶，以爲此千古未發之覆也。又嘗疑曹以下，何以皆山東國？稱伯、稱子，又與鄭、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許男在曹伯之上？考之書，書無此疑；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無停慮，蓋不啻數十説，而皆不能通，唯闕疑而已。甲申，考大夫制，檢《王制》，見其大國、次國、小國之説主此立論，猶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後悟《穀梁》二伯乃舊制如此，假之于齊晉耳。考其寰内諸侯稱伯及三監之説，然後悟鄭、秦稱伯，單伯、祭仲、女叔之爲天子大夫，則愈奇之矣，猶未敢以爲《春秋》説也。及録《穀梁》舊稿，悉用其説，苟或未安，沉思即得，然後以此爲素王改制之書，《春秋》之别傳也。乙酉春，將《王制》分經傳寫鈔，欲作《義證》，時不過引《穀梁傳》文以相應證耳。偶抄《異義今古學異同表》，初以爲十四博士必相參雜。乃古與古同，今與今同，雖小有不合，非其巨綱，然後恍然悟博士同爲一家，古學又别爲一家也。徧考諸書，歷歷不爽，始定今、古異同之論。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爲晚年説，弟子多主此義，推以徧説群經。漢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説。乃定《王制》爲今學之祖，立表説以明之。蟻穿九曲，予蓋不止九曲，雖數十百曲有矣。當其已明，則數言可了；當其未明，則百思不得。西人製一器，有經數十年父子相繼然後成者。嘗見其石印，轉變數過，然後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于今、古同異，頗有此況。人聞石印，莫不始疑而終信，猶歸功于藥料；此則並藥料無之，將何以取信天下乎！

史公不見《左傳》，則天漢以前固無其書。然《前漢·儒林傳》謂張蒼、賈誼傳《左傳》學，爲作訓解；《藝文志》無其書，則其説亦誤襲古學家言也。按《國語》蚤出而《左傳》晚興，張、賈所見皆爲《國語》。因其爲左氏所輯，言皆記事，與《虞氏》、《吕氏》同有《春秋》之名。其稱《左氏春秋》者，即謂《國語》，不謂《左傳》。《左傳》既出之後，因其全祖《國語》，遂冒「左氏」名爲《左氏傳》。又以其傳《春秋》，遂掍《左氏春秋》之名。後人聞傳《左氏春秋》，不以爲《國語》而以爲《左傳》，遂謂張、賈皆習《左傳》，此其冒名掍實之所由也。使當時有《左傳》以傳經，又有師説，張、賈貴顯，何不求立學官？縱不立學官，何以劉子駿之前無一人見之？太史公博極群書，只據《國語》。劉子駿《移太常書》，只云臧生等與同，不云其書先見。班書又云，歆校書，見《左傳》而好之，是歆未校書以前不見《左傳》也。觀此，則張、賈不習《左傳》明矣。前亦頗疑《左傳》爲河間人所僞造，有數事可證其爲先秦之書者。其書體大思精，鴻篇巨帙，漢人無此才，一也。劉子駿爲漢人好古之最，猶不能得其意旨所在，則必非近作，二也。使果一人所爲，則既成此書，必不忍棄置；且積久乃成書，力不易，亦必有人治其學、傳其事。書成以後不授學者，而以全部送之秘府，又無别本，使非劉子駿，將與《古文尚書》同亡，至重不忍輕棄，三也。《曲禮》出在漢初，已爲傳記，則原書必不在文、景之後，四也。西漢今學盛，使果西漢人作，必依附二家，不敢如此立異，五也。以舊説論之，駁《左》者謂成于建始，則不若是之遲；尊《左》者謂出于漢初，則不若是之蚤。能知遲蚤成出之原，則庶乎可與談《左》學矣。

漢人今、古之説，出于明文者少，出于推例者多。《白虎通》所引《尚書》説之斂後稱王，《公羊》説之三年稱王，《詩》、《春秋》之五不名、五等皆稱公，皆推例之説也。然明文之説，亦多出于推例。如《公羊》之由經推禮，與《左傳》之由經推禮，同一經也，有世卿、無世卿異，譏喪娶、不譏喪娶異，此又明文中推例得之者。然有明文之推例，皆先師説；無明文者之推例，皆後師説。後師推例雖同先師，然附會失解者多于先師，以其學不如先師也。故予今、古禮制，以《王制》、《周禮》有明文者爲正宗，以三《傳》推例有明文者爲輔佐。至于後師無明文之説，則去取參半。若《易》、《尚書》、《詩》、《論語》、《孝經》諸先儒説，除《禮記》本記諸篇外，則全由據《王制》、《周禮》以推之者。此于今、古學爲異派，其中或同或異，或因或革，則又立《流派表》以統之。

始因《白虎通》臚列各經師説，欲將其説列爲一表，名曰《五經禮制異同表》。後作《群經今古禮制異同表》，以爲足以包括群籍，遂不作《五經表》。今案：此表不能不作。何以言之？諸經異説，有迥不相同，不關今、古之分者，如今《春秋》天子即位三年乃稱王，而《尚書》説則據《顧命》以爲初喪稱子釗，斂後稱王。據經爲説，則無論今、古文《尚書》皆不能立異，與《春秋》三年稱王之説不同。《春秋》據踰年稱公，以爲踰年稱王，此據經也。《尚書》據「王麻冕」，以爲斂後稱王，此亦據經也。諸經如此類者實衆，不立此表，則此類無所歸宿，又必在今、古學中爲難矣。

博士言禮，據《禮》文者半，推經例者半。大約推例者皆當入《五經表》。何以言之？今學《王制》明文與古學不同者少，凡非明文則半多推例而得者，若以入《古今表》，反是以無爲有，此當入《五經表》。見此異同，非三代之不同，非今、古之異制，皆先師緣飾經義意造之説。又《禮記》中所言異同，有二家異説者，有文義小變者。此二派又足爲《今古表》之陳涉、吴廣，亦必求所以安頓之。二家説異者，立一表附《古今表》後。至于《曲禮》，本古文家説也。然所言六大、五官、六工之事，又全與《周禮》相反。足見古禮學中原有數派，但不用三公九卿，俱爲古學也。大約《今古表》中今學只一派，古學流派多，以其書多人雜，不似今學少而專一也。

《異義》採録今、古説，多非明文，後師附會蓋居其半。夫今、古異同，當以《王制》、《周禮》爲綱領，《公》、《穀》、《左氏》爲輔佐。但據經傳，不録晚説，唯議明文，不徵影響。今許所録，可據者半，不可據者半。大約今、古分别，兩漢皆不能心知其源。至於晚末，其派愈亂，如以今學説聖人皆無父而生，古學説聖人皆有父，豈不可笑！又《公羊》説引《易》「時乘六龍以馭天」，知天子駕六；未踰年君有子則廟，無子則否。皆誤説也，而亦徵録。又引《公羊》以鄭伯伐許爲譏。《左》説鄭伯伐許以王事稱爵，皆非經意，爲余所駁者也。大抵許君身當晚近，有志復古，而囿於俗説，其作此書亦如其《説文解字》，真贗雜採，純駁各半，屈於時勢，莫可如何。然其採雖雜，今猶與今爲一黨，古猶與古爲一黨，不自相攻擊。蓋其始則同有鄉人之義，繼則同爲博士黨同伐異，視古學如讎仇，惟恐其進與爲難，故雖自立異，仍不敢援之以自樹敵，故説猶同也。

《異義》所録《左氏》，亦有異同。大約《左氏》亦有數家，故致歧出。如既言《左氏》説，「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作《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又採陳欽説：「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爲口，故麟來。」陳欽，《左氏》先師也。是《左氏》固非止一家，故説不同也。又言《左氏》説：「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載籍不傳此義，此蓋用《曲禮》説《左傳》也，而文、事與《曲禮》小異。此則未必異説之不同，蓋《左氏》舊用《曲禮》説，後久失傳，晚師無知者，而其初傳授之義，猶相墨守，久而訛脱，故與《曲禮》殊異。亦如《公羊》言桓公盟詞及孔子説，較之《孟子》多有訛脱是也。此《曲禮》爲《左氏》説之起文，亦如《孟子》爲魯學《春秋》先師之起文也。

初不得古學原始，疑皆哀、平之際學人所開。不然，何以漢初惟傳今學，不習古文？繼乃知古學漢初與今學並傳，皆有傳授。所以微絶，則以文帝所求伏生，武帝所用公孫弘，皆今文先師。黨同伐異，古學世無顯達，因此不敵。《毛詩》假河間獻王之力，猶存授受。至于《左傳》、《周禮》，遂以絶焉。西漢今文甚盛，皆以古學爲怪，惡聞其説，習之何益，故不再傳而絶。觀劉子駿争立，諸儒仇之，可知古學之微，非舊無傳，蓋以非當時所貴爾。

古學微絶，以非時尚，然其書猶陰行于民間。《異義》言叔孫通制禮有日祭，是爲古説。又云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陸賈著書議禮，實多用其説，特未立學官耳。此爲孤芳，彼有利禄，人孰肯舍此就彼。數傳之後，今學至大師數千。古學之絶也，不亦宜乎！

孔子作《春秋》，無即自作傳之理，故以口授子夏。《左氏傳》則承史文而傳之，亦非魯史自作傳也。今、古二家，孔子與魯史比，子夏與《左氏》比，以爲口説則皆口説，以爲傳記則皆傳記，分别言之，皆未窺其原也。甲申擬博士答劉子駿書，尚未悟此理，尋當改作也。今、古諸經，漢初皆有傳本傳授。其中顯晦升沉，存亡行絶，亦如人生命運，傳不傳，有幸不幸。諸説後來或分口説、載籍，或以爲有師、無師，皆謬也。《儀禮》，班氏以爲孔子時已不全，其説是也。

漢初，古文行于民間，其授受不傳。然《尚書》，《史記》所引多古文説，則武帝時有古《尚書》師也。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則古《詩》有師。古《周禮》説多見于《戴記》□□師説，當時尚多引用，是《周禮》□□亦有傳也。暇時當輯爲《漢初古文群經先師遺説考》，以明古文之授受，非漢人僞作也。

予讀《儒林傳》，未嘗不歎學人之重利禄也。古、今本同授受，因古文未立學官，不惟當時先師名字遺説不可考，其有無是學，亦幾不能決，豈不可痛惜乎！

《藝文志》有《周禮傳》四篇，不知撰者何人。若在武、宣以後，必傳名氏，豈秦、漢先師遺説之存者歟？《五行志》引《左傳》説，亦不詳爲何人之作。或疑爲劉子駿説。按劉語當著名氏，此亦秦漢先師説之偶存者。《戴記》中有二經師説，又當如今文《春秋》之《王制》，爲先秦以前之書，爲二經祖本矣。

《王制》天子大夫爲監於方伯國，《春秋》之單伯等是也。《左傳》不用其説，而《周禮》云作之牧，立之監。其所云立監者，蓋即與《王制》同，是古《周禮》亦有此説。《左傳》異之者，蓋爲監實非當時故事，《周禮》新撰，偶同《王制》耳。

古説有與今説相反，今説大明，遂足以奪古學之説。縱有明據，解者皆依違不敢主張，顯與今學爲敵。如《左傳》之「元年取元妃，卒哭行祭」是也。今學譏喪娶、喪中祭，此變古禮也。《左傳》禮，元年娶元妃。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傳》無譏文，此《左傳》即位娶元妃之證也。《傳》云「娶元妃以奉粢盛」，明婚爲祭，此喪祭之明證也。外如杜氏所引：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晉烝於曲沃。鄭公孫僑注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于嘗酎，與執膰焉。」皆足爲證。又僖三十三年《傳》云：「葬僖公，緩注作主，非禮也。凡君葬，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祀於主，烝嘗注禘於廟。」按古禮重祔，今學不言祔；今學言祀主於寢，古學言祀主於廟，二者各異，不相通。古學作主以後，即祔於廟中。凡小祀日祭則但祀新主祔者，唯烝、嘗、禘大祀，乃于廟行事，非不祭也。其譏吉禘莊公者，謂於祔主行禘祭，故譏之，非謂餘廟皆不祭也。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全從禘於莊公出來。後世學者以今混古，各相蒙亂，左右支吾，皆不能通矣。

古學亦用三年不祭之説，特謂新主耳。今學亦有喪不廢祭之事，謂郊天耳。二家各有所據，其分析處甚微。《周禮》亦主喪祭，其説特爲注家所掩耳。如喪中用樂，《周禮》有之，後人皆不敢主其説，亦是也。

魯共王壞宅所得書，各家數目不同。《史記》不詳其事，劉子駿以爲有《左傳》。《漢書·河間獻王傳》言：求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魯恭王傳》言得古文經傳，無書名。《藝文志》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按以《漢書》證之，恐有《左傳》是劉子駿依附之説。傳古學者燕趙人，多不行於魯，當由今學與之爲難，故託言其書出於魯，以見魯舊傳其學之意，非實事也。

今、古學人好言今、古學得失，争辨申難，無所折中。竊以爲雖漢已如此，然皆非也。今學如陸道，古學如水路，各有利害。實皆因地制宜，自然之致，自有陸水，便不能偏廢舟車。今駕車者詆舟船之弊，行舟者鄙車馬之勞，於人則掩善而著惡，於己則蓋短而暴長。自旁觀言之，則莫非門户之見，徒爲紛更而已。

學禮煩難，今、古不足以統之，故表中多立門目。然其中有文字異同一例，本爲一家，傳習既久，文字小異，此當求同，不可求異者也。如《王制》與《孟子》，《祭法》與《國語》，宜無不合矣。其中乃有小異處，後人遂張皇而注不爲《孟子》與《王制》、《祭法》與《國語》有合，此則大非也。何以言之？《孟子》言葵丘盟詞，當即《穀梁》所言，乃《孟子》詳而《穀梁》略。《公羊》不在葵丘，所引則又略矣。《孟子》引孔子「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當即《公羊》「納北燕伯于陽」傳所引，乃《公羊》與《孟子》互異。又《公羊》定元年引沈子，即《穀梁》定元年所引之沈子也。同引一師，同説一事，而文句不同。又如《左》、《國》、《禮記》、諸子之記申生事，本一事也，而所記各異。《孔子集語》集孔子之言，同一説也，而文義詳略乃至大相反。此皆當求其同，而不當求其異。然此以知其源爲難，苟不知其源而惟求不異，則未有不爲害者矣。鄭君是也。

漢初叔孫通制禮，多用古説。原廟之制，此古禮也。《周禮》祀文王於明堂，而方岳之下亦立明堂，如齊之明堂是也。《左傳》「有先君之廟曰都，無先君之廟曰邑」，此亦原廟明堂之制。惟今學乃不言明堂，立太廟，不立原廟也。古學，天子宗廟中無太廟，惟别立明堂，諸侯不立明堂，曰太廟。今學則天子諸侯同曰太廟也。今學家間有説古禮者，舊頗難於統屬。今立一法以明之，以爲講今學者時説古學，如《孟子》、《荀子》皆言明堂是也。此如《春秋》曲存時制之例。

古學，禘爲祀天地，郊爲祈穀，禘重於郊。禘者，示帝也，故謂魯禘非禮，《穀梁》不言禘非禮。古學無祫祭。《公羊》説禘用古學，説祫用今學。今學不以禘爲大祭。古學每年一禘，亦無三年一祭、五年再祭之説。

講禘祫須先知廟制。今先作《今古學廟制圖》，便知古無祫祭，今無配天禘祫之説。本數言可了，先儒含混言之，遂致糾葛耳。《左傳》不立四時祭之名，《周禮》則有之。《左傳》雩爲祈穀，與《周禮》同，又有求雨之雩。今禮則雩專爲求雨，無祈穀説。《左傳》移動今學時祭，以郊、雩、烝、嘗當之。四者皆爲農事，所謂春祈秋賽，不專在宗廟行事者也。此《周禮》、《左傳》所以不同。欲分今、古禮，須先將其名目考清。某禮於古爲某事，於今爲某事；某禮爲今、古學所有，某禮爲今、古學所無；某禮無其事而有名，某禮有其實而異其號。須先考正名實，然後求細目。不先知此，則禮制不能分也。

古禮門目多，今禮儀節少。今禮如建國、爵禄、立官、選舉外，其改動古學者可以計數。至於一切儀節名物，多從古説。故凡所不改者，皆今、古同者也。今爲一表以收今、古不同者，以外有古無今者，則均附此篇之後。所録雖屬古文，實則今禮亦如此也。

《月令》説：脾爲木，肺爲火，心爲土，肝爲金、腎爲水。此古文説也。博士説：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今醫家皆祖博士，而古文無知之者。以高下相生爲序：脾居中主生爲木，次肺火，次心土，次肝金，次腎水注，腎生脾，又始焉。甚有理。然予説藏府，不以配五行。脾胃爲中，肺心在上，肝膽在下。脾與胃對，肺與肝對，心與膽對。脾胃主消納，肺受而爲氣，肝受而爲血，心爲氣精，膽爲血精。肺肝主形質，心膽主精華。氣血已盛，然後腎生；氣血將衰，則腎先死。腎如樹木花實之性，乃五藏之精華，以爲生發之機者，古書當有此説。

《周禮》封建之制與《王制》相較，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此必不能合者。《孟子》以齊魯皆百里，初以爲今學門面語也。然下云「今魯方百里者五」，以爲大，似確是當時實事，繼乃悟周初封國實不如《王制》之小，諸侯封大易爲亂，故《王制》改爲百里。魯舊本大，《詩》有七百里之説是也。至孟子時多所侵削，所謂「魯之削也滋甚」，非魯多減小國，乃僅此方百里者五也。周禮本非百里，《孟子》以《王制》爲周禮，皆因主其説久，周禮不可聞，故即以是爲周禮。董子亦以《王制》爲周禮。封建之制，變爲郡縣，郡之大者方廣得四五百里，漢初封國大者亦四五百里，此所本也。《王制》則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説也。總之，《周禮》之書與《王制》同意，均非周本制，特《周禮》摭拾時事處多，《王制》則于時制多所改變爾。

今學有大廟，古學無大廟。《明堂位記》因《春秋》有大廟，緣經爲説，故曰「大廟，天子明堂」。以明堂、大廟分爲天子、諸侯制，順《春秋》大廟之文也。今學禘在大廟，古學禘不在大廟。鄭曰行於圓丘。《春秋》有「禘於大廟」，當緣經爲説，故《左傳》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注言天子禘於圓丘，諸侯則禘於大廟，以順《春秋》「禘於大廟」之文也。此《左氏》緣經立説之事也。

予言今、古，用《異義》説也。然既有許義，而更别有異同者，則予以禮制爲主，許以書人爲據。許以後出古文爲古，先出博士爲今，不知《戴記》今、古並存，以其先出有博士，遂目爲今學，此大誤也。其中篇帙，古説數倍於今，不究其心，但相其面，宜其有此也。《異義》明堂制，今《戴禮》説明堂篇曰云云，又引古《周禮》、《孝經》説明堂文王之廟云云。按，今學不言明堂，言明堂皆古學，劉子駿所説是也。《戴記》四説皆古學之流派，非今學也。且其四説有一説以明堂爲文王之廟，即許君所引古《周禮》、《孝經》説也。安見其説在《周禮》便爲古，在《戴記》便爲今？大小《戴記》凡合於《周禮》、《左傳》、《毛詩》者，盡爲古學；合於《王制》者，盡爲今學。一書兼存二家，此不以實義爲主，乃以所傳之先後爲主。使當時《周禮》早出，得立博士，或《戴記》晚出，不得立，不又將以《周禮》爲今，《戴記》爲古乎？蓋漢人今、古紛争，積成仇隙，博士先立，古學之士嫉之如讎。凡未立者引爲一黨，已立者别爲一黨，但問已立未立，不問所説云何。東漢之末，此風猶存。故許右古左今，著爲《異義》，以《戴記》先立，尚挾忿排斥以爲異端。今則無所疑嫌，平心而覩，源流悉見。康成和解兩家，意亦如此。然康成合混，予主分别。合混難而拙，分别易而巧。然既合混之後，又歷數千年之久，則其分之也，乃轉難於康成昔日之合之矣。

《異義》引《左氏》説曰：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高、曾，時享及二祧，歲祫於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按，此説《左傳》者之言也，其言本於《國語》、《祭法》而不盡合。《祭法》言親廟有五，其廟制以考爲總匯，當是日祭考、月祀四親廟，故下有下祭五殤之文。以上祭五代，故下亦得同。今説日祭祖、考，月祀高、曾，此則改五代以爲四代也。至於以歲祫終禘爲説，則更非《左》意矣。《國語》雖有歲、終之文，歲猶可言，終當不能定爲常典。其謂王終耶，抑謂外蕃之終耶？此恐當從外蕃説，事無定，不能言時日也。至於歲一行祫，亦與烝嘗禘於廟不合。大約此言亦誤解緯説，妄附祫禘，而不知《左傳》本義不如此也。

《禮記·冠義》、《婚義》、《鄉飲酒》、《射義》與《儀禮記》異篇，舊以爲異師重篇，今乃知此《王制》今學六禮記也。以《婚義》言之，内官百二十人，與外官同，此今説。又《儀禮》爲士禮，此獨詳王后事，可知此《王制》説。又《射義》「天子以射選注諸侯、卿、大夫、士」，「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試之于射宫，射中多者得與于義云云，及慶讓餘地、削地之説，全與《穀梁》、《大傳》、《繁露》等書同，此亦今學也。古學則不貢士，皆世官，亦不以射爲選舉，此可知也。又《婚義》云：「夫禮始于冠，本于婚，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王制》則云：「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按，《王制》之相見即《婚義》之朝聘也，于士爲相見，于天子爲朝聘。《王制》之鄉即《婚義》之鄉射也。

予學《禮》，初欲從《戴記》始，然後反歸于《周禮》、《儀禮》。縱觀博考，乃知其書浩博無涯涘，不能由支流以溯原，故以《王制》主今學，《周禮》、《儀禮》主古學。先立二幟，然後招集流亡，各歸部屬。其有不歸二派者，别量隙地處之，爲立雜派。再有歧途，則爲各經專説。《易》、《詩》、《論語》，言多寄托，大約可以今、古統之。至《尚書》、《左傳》、《公羊》、《孝經》，則每經各爲一書，專屬一人理之。《尚書》爲史派，有沿革不同，以統《國語》及三代異制等説。庶幾有所統馭，不勞而理也。

《王制》似有佚文在别篇，疑《文王世子》其一也。今觀《千乘篇》，其説四輔全與《王制》文同，此孔子晚年告哀公用《春秋》説也。予初以《王制》後篇分爲三公，今此篇乃以四官分主四時，今用其説主四官，特司寇不入三公數耳。又《王制》言大司徒以教士車甲，《千乘》作司馬是也。上下文同，司馬主兵，知司馬義長。不然，《王制》説司馬主兵者不見矣。今取爲注，則官職之事詳矣。得此輔證，又一字千金也。

《孔子三朝記》皆晚年之説，故多同《王制》、《千乘》、《四代》、《虞戴德》等篇是也。故《虞戴德》多與《穀梁》合。如天子朝日，「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注行，使仁守」。及射禮、慶讓諸節，此其文義皆同《穀梁傳》。文與今學合者，舊多失引，一俟《王制義證》成，再爲補改也。

《千乘篇》者，《王制》説也。《王制》言三公，而《千乘》多司寇，分主四時。《王制》言司寇事甚詳，既不得謂《千乘》與《王制》不合，又不得謂司寇非秋官，疑當依《千乘》作四官。司寇既掌四時，其不與三公敵體者，乃任德不任刑之意。故其所掌與三公同，而退班在三公後。《王制》：司寇獻獄之成于三公，而三公聽之，然後獻于王，此司寇受制三公之證也。蓋樂正，司徒之副；司寇，司馬之附；市，司空之副。三者爲九卿之首。然樂正猶爲上公佐，司寇乃爲中公佐。一主教，一主刑，刑不先教，雖司寇不敵樂正之尊，此孔子任德不任刑之意也。董子之説，蓋原本于是矣。

人見廬山圖，皆知其只一面，而全山不見也。然習見此圖，目中雖以爲一面，而心中遂以爲足以盡廬山，故見其左右及後面之圖，則駭然以爲别山而非廬，此人情也。人日讀《王制》，以爲此正面也。及觀《孟》、《荀》、《大傳》、《繁露》、《外傳》、緯候制度，則以爲别山而非廬，此又人情也。故凡《孟》、《荀》、《書》、《詩》、《春秋》師説、緯候之文，多各異端，不能得其綱領，不以爲異説，則以爲僞撰，不以爲傳聞，則以爲訛捝，而孰知其即廬山之别面也哉！予故類集而推考之，諸書各説一面，合之乃全，或左或右，或全或後，于是向之匾而不圓者，今乃有楞象，其中曲折，亦俱全備。譬之人身，《王制》其面目四體而已，諸書乃其藏府腸胃、經絡脈理。今但言面目四體，則是木偶；必須得其藏府清和，經絡通鬯，乃知行步飲食，出謀發言。苟不及諸書，則是木偶《王制》而已。

《王制》一篇，以後來書志推之：其言爵禄，則職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則地理志也；其言命官、興學，則選舉志也；其言巡狩、吉凶、軍賓，則禮樂志也；其言國用，則食貨志也；其言司馬所掌，則兵志也；其言司寇，則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則外夷諸傳也。大約宏綱巨領，皆已具此，宜其爲一王大法歟！

古學六卿，今六部之所仿也。今學則只三公：司徒主教，禮部是也；司空主養，户部是也；其餘吏、兵、刑、工四部，今學皆以司馬一官統之。可見其專力于養教之事。古學分一司馬爲四官，今反重吏、兵、刑爲繁缺，毋怪教養之政膜不相關也。

《王制義證》中當有圖表，如九州圖、建國九十三圖、二百一十國圖、制爵表、制禄表，務使此書隱微曲折，無不備見，又皆可推行，雖耗歲月所不辭也。

或疑古學出于燕、趙爲無據，曰：荀子趙人，《韓詩》燕人，皆爲今學，豈能必燕、趙爲古？叔孫通、賈子亦非燕、趙人，此可疑者也。然古學秦前無考，漢初不成家，先師姓名俱不傳，又何能定其地？西漢古學，惟《毛詩》早出成家，今據以立説者，特以《毛詩》爲主。毛公趙人，又爲河間博士，且魯無古説，齊則有兼採，以此推之，必在齊北，此可以義起者也。今、古之分，亦非拘墟所能盡，以鄉土立義，取人易明耳。至于實考其源，則書缺有間，除《毛詩》以外，未能實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