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改革时代

改革的春天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新的思想路线把人们的思想从过去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

1978年我写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一文，文章是写在三中全会之后、六中全会之前。当时改革之风已经吹起来了，三中全会谈到了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风潮已起，虽然刘少奇同志还没有被平反，但是，究竟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还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这个问题可以公开讨论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刘少奇就提出过这个观点，孙冶方更是一直在提。三中全会提出过去的体制太死，要搞活一点，因此很自然地得出这个结论来了，我不过是推动了一下。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考察它们的体制改革，如东欧的改革经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等，与各方展开对话和学术交流。我先后参加国家计委陈先率领的访问罗马尼亚（1976年）和南斯拉夫（1978年）代表团、于光远率领的赴匈牙利考察经济体制改革问题（1979年末）代表团、许涤新率领的到访我国香港（1980年）和英国（1981年）代表团以及梅益率领的到日本的访问团（1980年）。

整个改革进程是这样的，先是依着别人的样子对照自己的问题试着来，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难题，不断地推着我们改，所谓改革模式是在不断摸索中形成和完善的，同时也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充实和提高。

1981年，刘国光（左三）随许涤新所长（左四）访英时参观莎士比亚故居

探索经济改革之路^[1]

1982年，我与国家计委柳随年、郑力受国务院派遣，到苏联做学术访问，考察其经济管理制度及其改革情况，以期寻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来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避免走弯路。这是中苏交恶20多年以来的首次学术访问。出访中途得知我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和《经济研究》杂志主编。考察回国后，我写出了《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情况和问题》的报告，上报国务院。

苏联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虽然经过了时间不短的几次有快有慢、有进有退的改革，但进展并不大。我认为，从苏联经济体制的整体情况来看，特别是在微观经济的管理方面，弊病还是很多的，不能解决传统经济体制中的那些老大难问题。苏联的体制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遇到困难。所以，从整体上看，苏联经济体制不能成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模式。我们应该总结自己的经验，摸索自己的道路。我们的改革有些已经突破了苏联传统体制的做法，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改革方向，不能像苏联那样步履蹒跚，走走停停。

1982年2月，刘国光、柳随年、郑力（自右至左）出访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城市

我国历史性的改革开放，使我的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中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要求我们抓紧研究和思考，这一时期是我的思想进展较快的时期，应该说，是时代推动我在经济学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要认识、在实践中要处理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及其根源进行深入、科学分析，在整个基础上，认识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僵化等弊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改革初期，我也比较集中地思考经济体制改革全部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这个基点问题，当时是围绕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来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

从计划与市场关系中寻找改革突破口

1979年4月，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无锡共同举办全国性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会。会议由薛暮桥、孙冶方主持。我提交了论文《论社会主义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与赵人伟合写的。论文提出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不是单一的计划调节，而是可以实行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计划与市场二者既不相互排斥，也不是外力作用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的有机结合。文章提出可以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摒弃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经济模式，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此文改写本提交到1979年5月在奥地利召开的大西洋经济学年会，年会执行主席舒斯特（Helmut Shuster）给胡乔木电函称，该文受到年会的“热烈欢迎”，认为“学术上有重要意义”，并决定将此文同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E. 米德的论文一同全文发表于《大西洋经济评论》1979年12月号，其他参会论文只发摘要。

这篇论文虽然还是局限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但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突破，因而能产生广泛影响。此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上，报送到某位中央领导同志那里，他看到后很重视，认为这是“标兵文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计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内部刊物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经过这样的宣传，文章的观点就传播得更广了。

取消指令性计划

1982年9月，我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还在十二大召开之前，我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一文，发表时正好赶上十二大召开。这篇文章较早地提出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计划应是指导性的，主要调节宏观层次，市场主要调节微观层次。这个观点为后来理论界确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作了最初的探索。

显然，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看来是“不合时宜”的，很难为人们所接受。部分同志认为我动摇了计划经济的原则，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批判文章，《红旗》杂志也发表署名的批判文章，掀起对我的批判。我事后了解到，为了我文章的事情，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在1982年9月7日致信《人民日报》领导人，表示“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不慎重的”。开完十二大，我从人民大会堂北门出来，正好遇到这位领导同志，他严肃地跟我讲：“你有不同观点可以向中央提出，但在报上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观点影响不好，要作检查。”于是，我在院党组会上作了检查。

当然，这一切都很快烟消云散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此文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提出计划体制下要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确实是改革进程中的敏感问题，也是关键环节。

人们的认识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而不断深化。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是邓小平，不是别人。我们不过是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做了一些工作。1985年深圳建立特区后我们建议“要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1988年海南建省之前，我们搞的海南规划文本中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理念与构想，最后得到了推广运用。

从计划经济的综合平衡谈起

“急躁冒进”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顽症——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经济结构比例失衡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对经济增长速度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导致结构性失衡，反而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比较适合规模扩张期以及相对紧张的国际环境，但很容易造成物质、精神的极大滥用。综合平衡就是降服“急躁冒进”的紧箍咒，有效地避免了经济上的大起大落。如果去掉这个紧箍咒，经济必然大起大落。“大跃进”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吸取这个教训，势必要回到综合平衡上来。

1981年，为配合全国学习《资本论》第二卷热潮，我在承德赶写关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问题的讲稿，同时要回答如何平衡协调发展以应对经济过热现象。人民出版社就把这两篇相关的文章编成一个小册子结集出版。这件事情，我是事后知道的，当时并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这本小册子当时发给县团级干部使用，作为辅导教材，影响也很大。

我对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可算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除了研究、介绍、分析苏联关于国民经济平衡表方法论和一些重要经济指标计算方法论等问题之外，着重围绕再生产发展速度和重大比例关系进行研究。打倒“四人帮”之后到中共十二大以前，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除了继续对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之外，重点就是扩展了综合平衡研究的外延，在总结新中国30年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综合平衡同速度、结构、效果、体制联系起来加以探讨。中共十二大以后，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曾出现宏观失控现象，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便更加突出了。在这种情况下，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又推向第三个阶段，即要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同宏观经济管理联系起来。

计划和宏观调控都是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手段，过去陈云讲“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很多人并不重视，但这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原则。

从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到以后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则是下一段要叙述的曲折过程。

协调推进的整体改革思路

在思考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同时，有关“双重模式”转变的思路也正在积极孕育之中。当时考虑这一问题，主要是着眼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需要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规划。1980年10月，我在《经济研究》杂志第11期发表了《略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一文，1983年9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再论买方市场》一文，首次提出改革就是要解决短缺经济进而向买方市场过渡的任务的观点。这一方面是对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反思，包括过去“大跃进”的教训；另一方面，也是对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反思。改革需要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这种要求越到后来越迫切。我所讲的宽松，指的就是要有买方市场，不能多搞赤字、多发货币。1983年8月我在青岛写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一文。同年12月，《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一文作为由我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的代序，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2月以此文为后记的《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一书出版，这里面就包含了“双重模式转换”思想的萌芽。

1990年，刘国光在写作

对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研究，也是形势的要求使然，1984年9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改革的总体构想，同时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个阶段我做了大量研究和思考，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一文在1985年1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该文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改革的对象问题，第一次从理论上揭示了经济体制模式与经济发展增长模式的双重（转换）任务。第一重是体制转换，后来演绎成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第二重是增长模式转换，就是指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这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早就明确提出来的东西，只不过要跟我们具体的改革实践结合起来。1987年7月，我主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一书出版，这本书反响很大，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获得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选的“1988年度中国图书奖”第一名。

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198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家体改委联合组织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来往于长江三峡的“巴山轮”上召开，邀请多国著名经济学家参会，中方有薛暮桥、马洪、廖季立、刘国光等经济学家，外方有美国的托宾、林重庚，英国的康·克鲁斯，法国的阿尔帕特，日本的小林实，波兰的布鲁斯，匈牙利的科尔奈等。会议集中讨论发展模式和宏观调控两大问题，尤其是如何防治通货膨胀问题，当时这个问题已火烧眉毛了。

1985年，“巴山轮”会议期间刘国光（中立者）与部分参会人员在三峡途中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建议我们中国要建立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他分析了几种模式，其中就有这个模式。当时法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说，他们法国就是实行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在后来十四大报告中也提出来了。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有宏观调控，它也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调控市场的运行，区别就在于我们的宏观调控手段还包括了国家计划，国家计划是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后来十四大专门强调了“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十四大没有专门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并不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不重要了，它们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政策在我们国家要由计划来指导，这个是质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像法国、日本、韩国、印度他们也有什么企划厅之类的机构，编制一些局部性预测性的计划。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就没有这些计划。中国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宏观调控中实行计划指导，让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在宏观调控中无计划指导，所以经济危机就周期性地爆发，我们不能允许这样。国家计划不仅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宏观调控的主心骨，这是我们跟资本主义的不同。我们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及在经济运行机制上，都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现在有些人希望所有制能够变成以民营或私营为主体，也不要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岂不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这里。

在最初提出“双重模式转换”的十年之后，也就是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中就提到，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关键在于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认为这是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

又过了十年，也就是2005年，给我颁发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双重转换理论符合当代中国经济演变的实际情况，为两个根本性转变决策做出了先行的论证”。应该说，双重模式转换这一思路符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和演变方向。怎么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道路，双重模式转换始终是挥之不去、长期萦绕在我脑海里的答案。

改革面临双重转变的任务

关于“双重模式转换”提出背景和立意初衷，我跟《中国经济时报》后来有过一段对话，能够从某个侧面反映一些情况，特辑录如下。^[2]

问：1985年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双重模式转换”即经济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问题。应该说，“双重模式转换”对中国的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双重模式转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您当时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命题是基于何种背景和立意？

答：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以来，中国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1985年，我就把这种变化做了一个理论上的概括，归结为两种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

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是指从过去以片面追求高速增长为最高目标，以外延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不平衡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逐渐转变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标，以内涵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实现相对平衡的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所谓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是指从过去过度集中的决策权力结构、直接控制的调节结构、平均主义的利益结构、政企不分的组织结构，逐步改变为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结构，以经济手段间接调控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以及政企分开的组织结构，简言之，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改变为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1985年8月26日，《世界经济导报》刊发了我的一篇题为《略论双重模式转变》的文章，在国内最早提出了“双重模式转变”理论。同年11月4日，我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一文，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1986年12月，我还在香港世界华人社会经济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大变动中的双重模式转换》的报告。后来，胡舒立于1995年4月11日在《中华工商时报》上发表了采访我的文章。她在那篇文章中写道：1985年11月，刘国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的专文，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在海内外引起不小反响。

1987年7月，我完成《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及模式转换的若干问题》一文（沈立人起草，刘国光定稿），作为我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模式研究》一书的“代序”。

应该说，双重模式转变是一个客观演变的过程，是从不自觉的过程慢慢变成自觉的过程。这一点从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比如，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变，我们最初是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到了十二大的时候就变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了十三大的时候又变成“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最后到十四大的时候，才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

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十三大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深化改革的每一项措施，归根到底，都要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不是速度为主而是注重效益。到了十四大的时候，提出“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到了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吸收了“双重模式转变”的观点，但是没有用“双重模式转变”的提法，而是用“两个根本转变”的提法。“两个根本转变”，一是要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后来“增长方式”扩充为“发展方式”，内容更广阔了，实际上同“发展模式转变”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

问：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了好多年，至今成效不彰。您认为，主要原因何在？

答：我们现在还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在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在讲要搞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其实，两个模式转变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搞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还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双重模式转变”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客观进程的描述，而是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内容也比过去更丰富、更完善了。

我们过去一直在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了20多年了，但是好像转变得很慢，老是在提，但是看不到头。为什么呢？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若干年，我们还是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追求数量，追求GDP，重“量”轻“质”所致。速度快了，发展模式的转变就会变慢，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效益提高的进程就会变慢。另一方面，我们的改革被扭曲了，我们过去强调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相对而言忽视了市场经济前面的定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得多了，社会主义提得比较少了，造成了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形成两极分化。

反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1987年10月我被选为十三大代表，并在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2月在李铁映主持召开的国家体改委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上，我作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的发言，并以专访稿形式刊载在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