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诗社是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是在闻一多和朱自清指导下开展活动的社团。南湖诗社存在时间不长，因而创作的诗歌数量不多，但其成就则不可谓小：有的是诗人的代表作，有的可以列为中国现代优秀诗歌，更为重要的，它是穆旦、赵瑞蕻、林蒲等优秀诗人成长的摇篮，是后来的许多专家尤其是刘绶松、向长清、刘兆吉等文学研究专家的学艺之所，因此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视。如果从大学文学社团的角度而论，以南湖诗社的诗歌创作和培养出来的文学人才之质量，完全应该视它为优秀社团。对于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社团来说，南湖诗社具有开创意义：创作了西南联大的第一批文学作品，培养了西南联大的首批作家，开拓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发展的道路，它的许多方面为后来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所继承。以创作而论，由于南湖诗社水平起点高，为西南联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而促使西南联大的学生创作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所以，谈论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或文学社团，必须从南湖诗社说起。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史料匮乏，这个有重要贡献的文学社团的面目已不甚清晰了。笔者经过多年来的多方采访和资料搜集，终于考察清楚了南湖诗社的历史。
第一节 南湖诗社的组成与活动
1938年，西南联大在云南开学后半个月，南湖诗社即行成立。
然而南湖诗社的酝酿时间却比较长。这得从西南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说起。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我平津地区，国民政府遂决定将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开始上课。文学院师生置身于岳麓山云岚雾霭笼罩下的名胜古迹之中，笳吹弦诵，潜心学问，“以待将来建国之用”
。不久，前方战事不利，形势急剧恶化，武汉危急，长沙遭轰炸，学校决定再次播迁昆明。迁徙分三路进行：海路坐火车经香港乘船过安南（越南）回滇，陆路乘汽车经广西出国过安南返滇，另一路步行经贵州入滇。步行入滇者称为“湘黔滇旅行团”。湘黔滇旅行团共有二百五十三名学生，另有十一位教师。旅行团团长是中将参议黄师岳，教师组成旅行团的辅导团，黄钰生教授任团长。学生分两个大队，每大队分为三个中队，每中队再分为三个分队。旅行团于1938年2月20日启程，至4月28日到达昆明，历时六十八天，行程一千六百七十一千米，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
湘黔滇旅行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一分队的十三人中，有中文系1940级学生向长清和教育系1939级学生刘兆吉。他俩原先并不认识，由于旅行团采取同吃、同住、同行的军事化生活方式，他们成了志趣相投的朋友，更具体地说，是诗友。刘兆吉回忆说：向长清“在行路休息或晚上入睡之前，经常拿着小本子写诗，有时还把得意的诗句读给我听，以后干脆把本子交给我，任我翻阅。我是学教育的，但自中学时代即喜欢文学，每天有记日记的习惯，也爱写不新、不旧、不古、不律的歪诗。由于我承担了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采集民间歌谣的任务，常常与向长清一起写，一起讨论作诗、评论古今诗人的诗。现在想来非常可笑，俨然都以诗人自居了”。这话带有自谦的成分，但表明了向长清和刘兆吉对于写诗的兴趣和投入。众所周知，行军旅行是极为艰苦的，更何况是战乱中的长途跋涉！但旅途劳顿丝毫没有减损师生们的豪情和雅兴，他们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解社会风俗和民生疾苦，充实自己的思想和胸怀，为将来成就大业打基础，这正是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这两个志趣相投的诗友，一路上不仅写诗和收集民歌，还酝酿着一项宏大的计划——发起成立诗社。旅行不久的一天，向长清同刘兆吉讲述自己到达昆明后，将邀约一些同学成立诗社，出版诗刊的计划，内心充满了憧憬。他征求刘兆吉的意见，刘兆吉完全同意，遂成为第一个响应者和参与发起人。接着他俩商讨了成立诗社的有关细节。作为中文系学生的向长清，早已读过闻一多的著名诗集《红烛》和《死水》，希望能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写诗，于是提出成立诗社时要请闻一多当导师。这就是西南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最初的酝酿情况。
旅行团到达沅陵，被雪所阻，大约是3月10日晚饭后，向长清和刘兆吉拜访同行的闻一多先生。天空飘着雪花，没有取暖设备，屋里很冷，大家坐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闻一多先生用被子盖着膝头，和他们畅谈诗社和写诗的问题。原本容易激动的闻一多，听了他俩关于组织诗社并请自己当导师的话，却显得较为平静：“闻先生很谦虚，首先说这些年他‘改行’了，教古书（指《诗经》《楚辞》），不作新诗了。又说明他对于新诗并未‘绝缘’，有时还读读青年人写的诗，觉得比他的旧作《红烛》《死水》还好”，但他并没有拒绝当导师。接着，闻一多谈了他对新诗的见解。两个学生详细地记在笔记本上。闻一多越谈越高兴，一直谈到深夜。由于得到闻一多的肯定和鼓励，向长清和刘兆吉特别高兴，组织诗社的决心更大了。之后，他俩就成立诗社的细节问题又进行了多次商议，关于诗社的骨干，由于文学院在南岳时曾出过壁报，能够写诗的人他们已心中有数。因此，准备一到昆明就立即成立诗社。至于诗社的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
4月3日，旅行团尚在贵州途中，奉教育部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28日，旅行团胜利抵达昆明。由于昆明校舍不敷，西南联大设文学院和法商学院于蒙自，称为蒙自分校。两院师生在昆明休整几天后，又乘火车前往蒙自。5月4日，蒙自分校开学上课。一天，向长清和刘兆吉商量实现旅途中筹划的诗社设想，一起拜访了闻一多先生，得到支持。他们同时想到另一位诗人朱自清先生，又一起前往拜访，朱先生也欣然同意当导师。有两位导师的支持和鼓励，他俩精神大振，立即分头邀请“心中有数”的同学入社，这些同学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诗社的名称以“南湖”冠之，也是由两位发起人商量后提出的，得到大家的赞同。
关于“南湖诗社”的名称，有必要作一些解释。当时的蒙自城很小，朱自清说它“像玩具似的”，小城南边有一个较大的湖，称为南湖。南湖是蒙自最优美可爱的风景区，同时还是蒙自历史文化的见证与缩影。湖中有三个好去处：瀛洲（三山）、菘岛、军山。蒙自本是滇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的重镇，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读书风气浓厚。据说，康熙年间科考，一举中了六人，蒙自人大为高兴，在南湖兴土木予以纪念：建六角亭以类文笔，掘湖中之土垒三山以为笔架，亭山之间的水域喻砚池，象征蒙自文风之盛。所以南湖历来是读书的好地方。闻名遐迩的云南“过桥米线”就产生在南湖，且与读书有关。这类故事还很多。可见，南湖不仅是一湖风景，还是一湖文化。西南联大师生来到蒙自，即与南湖结缘——分校教室设在湖东南岸的海关大院，男生宿舍在湖东北岸的哥胪士洋行，女生宿舍在湖正北的城中，宿舍和教室隔湖相望。每天，学生们沿湖东堤去教室上课，课余则去南湖读书，可以说，他们成天和南湖交道，朝夕与南湖相处。所以，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起名为“南湖诗社”，最为恰当。再说，对于这些从战火中漂泊而至，驻足于此的人来说，南湖给予他们心理的慰藉是无以形容的，甚至在他们眼里，蒙自及南湖恍如北平。陈寅恪欣然命笔：“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朱自清“一站在堤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什刹海”，闻一多干脆把蒙自誉为“世外桃源”，钱穆“每日必至湖上，常坐茶亭中，移晷不厌”。教授的感情和行为如此，学生自然也不例外。这也就是后来南湖诗社的大部分诗作与南湖有关的原因。
准备就绪后，5月20日，南湖诗社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宣布成立。成员除刘兆吉是教育系的学生外，其他均为学文学的中文系和外文系学生，主要有向长清、穆旦、林蒲、赵瑞蕻、刘绶松、周定一、陈士林、刘重德、李敬亭、陈三苏、周贞一、高亚伟、李鲸石等二十多人。导师为闻一多和朱自清。诗社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的群众组织，没有以文字拟就明确的宗旨，也没有选举领导机构。社务工作由发起人向长清和刘兆吉负责，又以向长清为主，有事他页。俩找人商量解决。穆旦是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贡献也最大。据刘兆吉回忆，在南湖诗社成立之前，“我首先征求穆旦的意见，他不只同意，而且热情地和我握手，脸笑得那么甜，眼睛睁得那么亮，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以后凡大会小会，他都按时参加，而且积极投稿……每次出刊，穆旦都带头交稿，有时也协助张贴等烦琐工作……我和向长清有时也请他帮忙审稿……我们往往都听取他的意见”。
诗社的主要任务是写诗，但写新诗还是旧诗，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人主张写旧诗，有人主张写新诗。两种观点曾发生过激烈论争。主张写旧诗的人认为，旧诗是中国文学中最为辉煌的品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就应该继承和发扬它，尤其是学中国文学的学生，有责任和义务写好旧体诗；再说，中国人从小就学习古典文学，在儿童时代已经背熟唐诗三百首，加上后来的学习，已掌握了作诗的技巧，写起旧诗来较为顺利，容易写好，大家不能抛弃所长，舍易求难。这些话从继承传统和发挥专长的角度说，自有其道理。但时代已前进，旧体诗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不能反映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主张写新诗的人一方面从时代与社会的要求立论，从表达思想的缜密与便利立论，另一方面认为，新诗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已替代旧诗，取得了确定不移的地位，并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新时代的人应该继承新时代的传统，写新诗。尽管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南湖诗社的主要倾向还是坚持写新诗。两位导师也主张南湖诗社应以研究新诗、写作新诗为主。至于写什么样的新诗，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写抒发爱国之志的抗战诗，二是用艺术的手法反映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这大概可以看作南湖诗社的诗歌主张和追求目标。
诗社办有壁报《南湖诗刊》。这是社员发表习作的唯一园地。当时，云南全省的报纸杂志都很少，何况边陲小邑蒙自。蒙自没有一家报刊，社员发表作品无门。在蒙自，出版的最好办法是石印，但石印成本较高。同学们来自沦陷区，经济困难，没法印行，只能办壁报。壁报《南湖诗刊》的“制版”与“刊出”有其特点：“制版”是把稿件贴在牛皮纸或者旧报纸上；“刊出”是把制好的版面贴在墙上。《南湖诗刊》的负责人仍然是向长清和刘兆吉。社员把诗写好后，交给向长清或刘兆吉，然后由他俩略加修改编排，有时也请其他同学帮助，“有的稿件写得太潦草，或者字写得太大，占篇幅过多，与其他稿子不协调，退回去要作者重抄吧，又怕影响他的积极性，向长清就不厌其烦地代为抄写，有时熬到深夜”。版面制好后，他俩把它张贴在学校教学区原海关大院大门进去不远的墙上，算是公开刊出。由于分校初创，“校内张贴物少，更由于诗作反映出社会现实和师生的心情，并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吸引了不少师生驻足观看，产生了较大共鸣，有的诗很快传诵开了”。《南湖诗刊》共出四期，刊登诗作数十首，多为抒情短诗，也有讽刺诗和长诗。有的社员如刘绶松曾投去旧体诗数首，诗刊没有登载。所登的诗作中，有一部分无论以内容还是以艺术而论，都是上乘之作，例如，穆旦的《我看》和《园》，显示出诗人早期诗作的特色，是诗人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作品；赵瑞蕻的《永嘉籀园之梦》长二三百行，充满浪漫才情，被朱自清称为“一首力作”；林蒲的《怀远（二章）》《忘题》等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气息，开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歌之先河；刘重德的《太平在咖啡馆里》等讽刺诗在师生中流行，誉满校园；周定一的《南湖短歌》深得新月派的艺术精髓，传诵蒙自数十年……这些诗代表了南湖诗社的最高成就。其中，《我看》《园》《忘题》《太平在咖啡馆里》《南湖短歌》等，即使放在中国20世纪优秀诗歌行列里也不会逊色。刘兆吉曾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旧联改为“湖浅名气大，社小诗人多”的嬉联以形容南湖诗社。后来，穆旦、林蒲、向长清、刘重德等人的许多诗作发表在各地的报纸杂志上了。这些诗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光彩，同时也奠定了南湖诗社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中的地位。
遗憾的是，壁报不能流传，诗社及其诗歌的影响面较小，不仅社员创作的诗歌没有全部保存下来，就连壁报上刊登过的诗歌也未能存留下来。《南湖诗刊》上登载的诗稿，由负责人向长清和刘兆吉保存。因年代久远，社会风雨，已不存在了。刘兆吉晚年痛惜地说：“我保存的两期……直到‘文化大革命’，怕作者或因一字一句不当而受到牵连，只好忍痛销毁了。”今天能够见到的作品，是后来发表在报刊上或作者自己保存的。
南湖诗社最主要的活动除上述创作新诗和出版壁报《南湖诗刊》外，是收集整理民间歌谣。由于刘兆吉平素酷爱民歌，湘黔滇旅行一开始，他就从事搜集工作，一路上，竟然采集到两千多首。到了蒙自，他一边整理编辑这些民歌为《西南采风录》一书，一边继续收集。所得蒙自民歌，今存《西南采风录》中有十七首，推想收集到的数量在百首左右。再就是收集对联。蒙自虽为边地小城，但有浓厚的汉族文化气息，贴对联即是其一。每年春节，家家户户的门边都贴出红红的春联，增加喜庆的气氛。这年的春节因日本大规模侵入，蒙自人家的春联便增添了抗战内容。朱自清说：“城里最可注意的是人家的门对儿。这里许多门对儿都切合着人家的姓。别地方固然也有这么办的，但没有这里的多。散步的时候边看边猜，倒很有意思。但是最多的是抗战的门对儿。昆明也有，不过按比例说，怕不及蒙自的多；多了，就造成一种氛围气，叫在街上走的人不忘记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这似乎也算利用旧形式宣传抗战建国，是值得鼓励的。”同学们见了，大为高兴，曾上街抄写有关抗战的春联，南湖诗社社员参与其中。可惜所抄的对联已无从查找，只有少量在别人的文章或记忆中保存了下来，如“打倒日本强盗，肃清卖国汉奸”“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这些春联虽然对得不很工整，但表达出了群众的思想感情。当时，北京大学同学会在蒙自举办民众夜校，好的对联曾被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讲解，并由此传开去了。
南湖诗社的社务工作会和思想交流会经常召开。这类会议通常是商量出刊、审稿或者关于某个具体问题的讨论，一般是两人、三五人或七八人，不定期，有事则开，无事则罢，为的是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全体社员大会只开过两次，两次都有导师参加。会议漫谈式地进行，涉及面较广，中心议题是关于新诗的现状和前途问题，也谈些关于诗歌创作、欣赏和研究的问题。会上，闻一多和朱自清都作了长时间的讲话，很有指导性。朱自清在讲话中说：“新诗前途是光明的，不过古诗外国诗都得用心学”，“朱先生强调新诗应有一定形式，有相宜的格律，要注重声调韵脚，新诗形式问题值得不断探索”；“闻先生说话风趣得很，几次说自己落伍了，此调久不弹了，但有时还看看新诗，似有点儿瘾，你们比我们当年写的‘高明’”。其中一次，逻辑学教授沈有鼎未经邀请也来参加会议并讲了话，引起社员的极大兴趣。在一次会上，对写新诗还是旧诗的问题有过争议。
7月底，进入学年大考准备，南湖诗社停止了活动。8月18日，暑假开始，蒙自分校迁回昆明。27日，学生离开蒙自，南湖诗社的历史随之结束。
第二节 南湖诗社的诗歌成就
南湖诗社仅存三个多月，在取得重大创作成就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中，它属于活动时间较短者之一。由于存在时间短，许多问题未及深入，譬如新诗的种类与形式问题、继承与创新问题等，创作也未形成风格，社员只是凭着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进行创作，没能创立起诗社的整体特色，但就个体创作而言，确实写出了一些好诗，有的称得上中国20世纪优秀诗歌。因此，高水平的诗歌作品是南湖诗社对历史的基本贡献。
下面将对其主要社员的创作成就作一些具体论析：
穆旦时为外文系二年级学生。他写于蒙自的诗，现在留存并可以确认的有两首：《我看》和《园》。照笔者的考察和分析，《我看》写的是南湖及其周边的风景，而且作者是在南湖公园中写成的；《园》写的是海关大院即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教学区的景象，是穆旦向分校的告别诗。
著名诗人赵瑞蕻回忆穆旦在蒙自的生活情景时说：“有多少次，在课余，在南湖边堤岸上，穆旦独自漫步，或者与同学们一起走走，边走边愉快地聊天，时不时地发出笑声；或者一天清早，某个傍晚，他拿着一本英文书——惠特曼《草叶集》或者欧文《见闻录》，或别的什么书到湖上静静地朗读”，他说这些就是穆旦写作《我看》一诗的背景，他认为这首诗“那么巧妙地描绘了南湖景色”。这是知情者的解释、见证人的“证词”。赵瑞蕻当年曾跟穆旦一起在南湖散步、读书、写诗，熟悉南湖的景象，这些话与其说是回忆，毋宁说是记录。就是在数十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所见的南湖景象还和穆旦描绘的几乎一样：
我看一阵向晚的春风
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
我看它们低首又低首
也许远水荡起了一片绿潮。
我看飞鸟平展着翅翼
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
我看流云慢慢地红晕
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
这是诗的前两节，写的全是“看”。“看”的地点应该在湖中的三山。南湖是一个雨水湖，天干时，多数地方露出湖底，春雨过后，湖底长出青草。穆旦写这首诗的6月，湖水尚未积满，第一节“看湖景”所见的正是这种情况。不过，“春风”“青草”“远水”那样温馨多情，自在舒适，则是诗人的特殊感受。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南湖给予这些枪炮声仍响在耳际的远方游子的心灵慰藉。第二节“看天空”。蒙自的晴天，永远是那么湛蓝幽深，空中彩云多变，飞鸟悠闲。诗中把“飞鸟”“晴空”“流云”“大地”表现得那样和谐优美，富有感情，让人陶醉。面对这样的景致，诗人抑制不住向往之情，高声喊道：
去吧，去吧，O生命的飞奔，
叫天风挽你坦荡地漫游，
像鸟的歌唱，云的流盼，树的摇曳；
O，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
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
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
在这里，诗人融入自然，和自然同悲共喜了。联想到诗人离乡背井，流转数千里的苦难生活，这种感情是自然而又深沉的。这首诗写景绘意，感情流变，结构起伏，语言运用乃至押韵技巧等，都达到了较完美的程度，尤其是情景交融和妙语达意，可谓技艺高超。诗人赵瑞蕻称这首诗为“‘五四’以来中国新诗中的精品”，殊为恰当。
《园》写于1938年8月，时蒙自分校即将迁往昆明。穆旦怀着依依不舍的感情写下这首诗以为纪念。蒙自分校租用的海关大院，是一座美丽的花园。教授浦薛凤记道：“一进大门，松柏夹道，殊有些清华工字厅一带情景。”作家宗璞的印象是：“园中林木幽深，植物品种繁多，都长得极茂盛而热烈，使我们这些北方孩子瞠目结舌。记得有一段路全为蔷薇花遮蔽，大学生坐在花丛里看书。花丛暂时隔开了战火。”穆旦在这座“隔开了战火”的花园里获取知识，度过了初次远离家乡、心灵痛苦的三个月，得到了慰藉与收获，现在要离别了，确实难舍难分，于是诗人把它的美丽留在文字之中：
从温馨的泥土里伸出来的
以嫩枝举在高空中的树丛，
沐浴着移转的金色的阳光。
水彩未干的深蓝的天穹
紧接着蔓绿的低矮的石墙，
静静兜住了一个凉夏的清晨。
多美的景致和诗句！如今，海关大院变了模样，可它原先的景象被穆旦“画”在这里了。全诗共五节，这是前两节，在诗的末尾，诗人写道：
当我踏出这芜杂的门径，
关在里面的是过去的日子，
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
多么准确的概括，多么恰当的比喻，多么精美的语言！在海关的三个多月，正是诗人的青春岁月，在美丽中充斥着青春期的忧郁与战乱的忧伤，诗人把它们全都“关在里面”，封存起来，希望将来的生活，是与此不同的另一种新鲜景象，将来，或许有一天会前来打开大门，看看“关在里面”的东西呢。这节诗精彩无比，意味深长。由此诗可以看出，穆旦写景状物、抒情表意的功夫已相当高妙了。
赵瑞蕻，时为外文系二年级学生。他在南湖诗社时期的代表作是《永嘉籀园之梦》。这是一首长诗，约两百行，也是南湖诗社的一首最长的诗。诗歌是诗人“思念亲人、怀念故乡之作，结合着爱国救亡的感触”，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和强烈的感情中写成的。“怀念故乡”的缘由自然与南湖有关，南湖使他想起了故乡的籀园。面对南湖，诗人触景生情，思乡心切，而此时硝烟弥漫的故乡又激发了诗人对旧时风景的深切怀念，于是，思绪泉涌，下笔成章。作者对此诗较为满意，可谓得意之作。诗的中间两节是这样写的：
永远不会忘记，啊，落霞塘！
踏过石桥，在秋天某个傍晚，
松台山上丛丛树木掩映，
倒影潭中，描绘了美丽的梦幻；
还有那雪白的芦苇丛中，
一群野鸭游荡，那样安闲；
忽然，从潭中跳出几条鱼儿，
金闪闪的，又钻入水里边……
故乡啊，山光水色活在心中，
我怎能忘记，我的爱恋？
当夕阳在雪山寺后渐渐消隐，
晚风吹拂过城头的衰草，
满天彩霞把明净的潭水
渲染成一片灿烂的仙境，
水波轻轻荡漾，那么宁静；
我靠着桥上石栏沉思，
天色慢慢儿暗淡，抬头忽见
西天闪烁着一颗明亮的星……
诗歌描绘落霞潭的“仙境”，细腻生动，美丽迷人。上一节写水中之景，下一节写空中之象，层次分明，色彩艳丽，动静有致，活脱有灵，难怪诗人会反复咏叹：“我怎能忘记，我的爱恋？”诗歌写成后曾请朱自清指正。朱自清1923年曾在温州十中任教，籀园一带的风光他熟悉，对此诗有较深的体会。一天，南湖诗社在一间教室里开会，朱自清前来参加。开会前，朱自清把诗稿发还赵瑞蕻，并向大家夸赞说：“写得不错，是一首‘力作’。”连著名诗人、评论家朱自清都如此赞扬，可见这首诗具有相当的水平了。青年学生得到老师这样的褒奖，激动不已，对自己的才能更加充满了信心。可惜长诗稿子遗失，只保存着开头描写温州落霞潭的二三十句，因此改名为《温州落霞潭之梦》，后又改为《梦回落霞潭》。由此诗可以见出诗人踏实的步伐。诗人的艺术才华将在昆明时期充分显示出来。
林蒲时为外文系毕业班学生。他在南湖诗社时期的诗应该有多首，但林蒲的诗很少标明写作日期，1956年出版的《暗草集》中收了他许多30年代至40年代的作品，也没按写作时间排列，所以，没法判断哪些诗歌写于蒙自。在《暗草集》中，只有最后一首《怀远（二章）》标明“一九三八年冬，蒙自”。1994年出版的《艾山诗选》选了这首诗，并在诗末标明了同样的时间地点。但让人怀疑这个“冬”有误，因为没有材料表明林蒲是年冬天在蒙自。“冬”应为“春”或“夏”，也就是说，这首诗应该写于蒙自分校的南湖诗社时期。这首诗题下有序言：“寄北平心舟兼赠海外人李宁”，可知，这首诗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写作内容自然也是作者和具体读者之间的事了。由于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具体为何，读来有些费解，但大意还是清楚的。诗歌紧扣一个“怀”字着笔。第一章起于一个故事，因“长城缺了口”，北方的骆驼队来了，胡沙来了，白雪来了，北平没有了春天，没有了蓝天的鸽铃声。这是用了象征和暗示的写法，那个年代的人一看就知其意，今人若了解战争背景，也就知道“骆驼队”“胡沙”“白雪”象征什么，“春天”“鸽铃”又意味什么。这首诗在表现方法上是现代的，值得称赞。第二章头一句是“晨起，接来书：”这里用了冒号，下面的诗行则用了引号，说明诗歌是引述“来书”的内容。“来书”从梦写起，梦中两人在一起逛西长安街，“来书”说从他处知道你跨越了祖国南方的河山，令人敬佩，并预知必有“丰收”。这首诗的表达极为新鲜，也许作者真的收到了友人的来书，也许只是假托来书的形式告诉友人自己的近况。这样的表达的确新鲜别致，十分简练，不同于传统诗歌，所以是现代的。两章诗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除现代性而外，还有构思的特别、表达的新颖、文词的简练、感情的隐藏等特点，而诗句的散文化亦值得注意，总之，这些特点都可以归结到现代派诗歌中来。如此，林蒲的诗就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了。
历史学家张寄谦的《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选录了林蒲的一首诗《忘题》，这诗首先收录在1960年出版的《埋沙集》中，没有注明写作日期，张寄谦也没考证何时写成，但把它放在反映湘黔滇旅行的文章中，所以在这里谈一谈。诗歌写旅行的实际和感想，下笔以换草鞋表明旅途长远，但旅人的步履是轻快的，他们“朝随烟霞，暮从归鸦”，征服了一重重山水；后一部分以一个奇妙的比喻收束：“旅行人已是一颗／离枝果实。”你尽可由此想到春天的花香或者秋天的成熟，但这样的分辨似乎没有意义，旅人只相信现实，因为旅行认可的是行走的力量和走过的路程，就像“足底已习惯途路的沉默”一样。这首诗前一部分表现旅行者的艰辛与豪情，后一部分表达对于旅行的理解，虽然带有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总体上是现代主义的：
总共换上第几只草鞋了
沉着的行脚仍然
和云彩一样轻快
眼底是几重山水
无从问朝随烟霞
暮从归鸦
旅行人已是一颗
离枝果实
管它曾否有花香
蜜蜂细脚的蠕动
成熟的意义代表
春天呢或是秋天
足底已习惯途路的沉默
林蒲在《从我学习写诗说起》一文中，说自己早期的“习作诗篇有《天心阁》《古屋三章》《老舟子》《天马图》《石榴篇》等”，但未说明这些诗写于湘黔滇旅途、蒙自还是昆明，从上下文也无从判断，只好留待《高原文艺社》中去谈。这里只想说明，林蒲写于南湖诗社的诗歌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开启了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歌的先河。
刘重德时为外文系毕业班学生。写于蒙自的诗有七首流传下来，是南湖诗社社员中能够确认的蒙自诗存留最多的一位。这些诗有《理想》《毕业生的群相》《萤》《家乡的怀念》《灯蛾》《题赠林蒲》和《太平在咖啡馆里》等。这些诗基本上是速写性质的，是刹那间的思想的记录。例如《题赠林蒲》写的是生活，表达了诗人对于生活的理解，是在毕业分别之际赠与林蒲的。诗歌把生活说成“幻想”，又将幻想比作“草”，荣枯交替，不绝于大地，而诗歌的重心也就落在了“希望”上：“生活／是成串的幻想／希望连着希望。”诗人希望学友满怀“希望”地生活，像青草一样生生不息。在抗战的艰苦年代，这种生活态度尤其可贵。这首诗的思想和艺术都是清新的。而《太平在咖啡馆里》则是流行一时的诗歌。诗歌针对“一些纨绔子弟、浪荡青年，不知发奋读书，终日嬉戏，把宝贵光阴消磨在有安南少女做招待的咖啡馆里”的现象而作。由于现实针对性强，又有深刻的讽刺意味，音调铿锵，易于记诵，在《南湖诗刊》上一发表，很快就流传开了。此诗不易查找，兹录于下：
太平在咖啡馆里！
谁说
中国充满了炮声？
充满了呻吟？
充满了血腥？
看——
南湖鸬鹚鸟
正在痛饮，
徐徐清风
在平静的水面上
划起无数
悠闲的纹。
看——
世外咖啡馆
正在宴会
谈笑风生，
在酸涩的柠檬里
浸透无数
空白的心。
谁说
中国失去了太平？
失去了舒服？
失去了欢欣？
太平在咖啡馆里！
诗歌就地取材，却又字字得当，因此对现实的讽刺透彻惊人。对比手法的运用很好地表现了主题，一边是“炮声”“呻吟”“血腥”，一边是“太平”“舒服”“欢欣”，然而，“宴会”“谈笑”显示出的是“空白的心”，这种“心”只能引“另类”的鸬鹚、清风、波纹为同调，而不能有益社会人生。这首诗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的上乘之作。作者说：“《南湖诗刊》虽系手写壁报，但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我曾以笔名刘一士在壁报上写了一首讽刺诗，也受到不少同学的欣赏，传诵一时”，信然。
周定一，时为中文系三年级学生。他写于蒙自的诗，保存下来的有《南湖短歌》《雨》《赠林蒲（并序）》等几首。这几首诗，每一首后面都有写作说明。《雨》的说明是：“1938年5月某日，独坐蒙自海关屋檐下，大雨滂沱，写此。时与友人组南湖诗社初成，出《南湖》壁报第一期，乃刊出。”这首诗取眼前之景而写之，像一篇速写，生动地描绘了作者当时所见所闻的情景，很是生活化。《赠林蒲（并序）》注明：“1938年7月写在将离蒙自的林蒲纪念册上。”这首诗重点写林蒲步行三千里的壮举及文学创作成果，表达深厚的友情。《南湖短歌》尾注：“1938年6月作于蒙自南湖。曾在南湖诗社所办的《南湖》壁报上刊载过，大约是在第二期。”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诗，赵瑞蕻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南湖短歌》大家很夸奖，实在是难得的创作。”《南湖短歌》全诗如下：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
你问我的家吗？
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
我走得有点累，
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
让湖风吹散我的梦，
让落花堆满我的胸，
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
我梦里沿着湖堤走，
影子伴着湖堤柳，
向晚霞挥动我的手。
我梦见江南的三月天，
我梦见塞上的风如剪，
我梦见旅途听雨眠。
我爱梦里的牛铃响，
隐隐地响过小城旁，
带走我梦里多少惆怅！
我爱远山的野火，
烧赤暮色里一湖波，
在暮色里我放声高歌。
我唱出远山的一段愁，
我唱出满天星斗，
我月下傍着小城走。
我在小城里学着异乡话，
你问我的家吗？
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诗歌名曰“南湖短歌”，实为“南湖颂歌”。南湖美景，使诗人产生了错觉：“我”远来为的似乎不是读书，而是为的“这一园花”“这一湖水”。因此，“我”要好好地享受这花、这水。诗人“枕着”湖水睡，湖风吹散落花，堆满诗人的胸，诗人的感觉似真似梦，在湖堤上，影子和柳枝一块儿舞动，情不自禁地挥手作别晚霞，还有牛铃声，还有山火，还有满天星斗……诗人激动得放声高歌。但是，“我”却总不能尽兴徜徉，故国的钟声，江南、塞上的景象不时跳跃在“梦里”，幸好有牛铃声把惆怅带走，“我”才能高歌，但无奈的是唱出的歌声也是“一段愁”，因为，“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这首诗的第一个意思是描绘出优美的意境：蓝天下的一园花、一堤柳、一湖水，湖水的柔波映照着晚霞、野火、星斗、月光，还有音乐般隐隐约约的牛铃声，这样的景象真令人陶醉！诗歌的第二个意思是表达诗人的陶醉与享受，如梦似幻，以至放声高歌。但诗歌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出另一个意思：挥不去的战争愁绪。所以，这首诗非常准确而深刻地表达了从战云下远道而来的西南联大师生置身南湖美景中的心情。这首诗一共九节，每节三行，每行六至十字，基本上是一、三句长，第二句短，具有“建筑的美”；这首诗所写的蓝天、落花、湖水、堤柳、晚霞、野火、暮色、星斗、月光等都是有色彩的，而且颜色丰富，美丽如画，诗歌用词讲究，语言精练，表情达意准确，具有“绘画的美”；这首诗每句三至四顿，节奏鲜明，每节一韵，句句同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具有“音乐的美”。所以，这首诗在艺术上深得新月派之精髓。笔者曾问周定一先生：“《雨》和《南湖短歌》艺术上不是一路，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形成？”他答道：“初学写诗，尚未定型，无所谓艺术追求。读过一些诗，脑子里有印象，知道诗怎么写，但写时并没想去模仿，根据当时的心情，自然地写出来，以能充分地表达思想和感情为宜。”也许确实是这样，这首诗并不是刻意雕琢的一类，自然流畅，行止自如。总之，这首诗融情于景，具有中国古诗的意境美，又具备新月派诗歌的“三美”特点，所以，它进入中国现代优秀诗歌之列是当之无愧的。
以上分析了南湖诗社的代表作。写诗固然是诗社的主要任务，但南湖诗社的工作不仅是诗歌创作，还有其他，如散文创作和民歌收集。由于散文的文体形式离诗较远，南湖诗社并未提倡，在此不作论述。收集民歌则是南湖诗社的工作内容，虽然收集工作只是少数社员进行，但作为口头创作之诗的民歌，曾在《南湖诗刊》上登载过，所以在此要作评介。
南湖诗社的发起人之一刘兆吉当时一直沉浸于民歌的搜集与整理之中。西南联大迁徙开始，闻一多先生指导他进行采风。一路上，他克服长途跋涉的艰辛和遭遇强梁土匪的危险，独自走村串寨，访老问幼，搜集民歌。到蒙自后，他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编辑所得民歌为书，继续搜集蒙自民歌。他从两千多首民歌中，选出七百七十一首，编成《西南采风录》一书。在《西南采风录》中，有蒙自民歌十七首，其中情歌十二首、儿歌五首。这些民歌反映了人民群众真实的感情和朴素的愿望。如：
隔河看见甘蔗黄，
可怜甘蔗可怜郎；
可怜甘蔗空长大，
可怜小郎未成双。（《情歌》第六百一十九首）
洋烟开花口朝天，
我劝小郎莫吹烟；
吹上洋烟非小事，
黄皮瘦脸在人间。（《情歌》第六百二十八首）
豌豆菜，绿茵茵，
隔河隔水来说亲。
爹爹哭声路遥远，
妈妈哭声水又深，
哥哥哭声亲妹妹，
嫂嫂哭声小妖精。（《儿童歌谣》第二十五首）
这几首民歌极富“蒙自意味”：甘蔗是蒙自最普遍的经济作物，“吹烟”即抽鸦片，边疆一带有许多人由于无知抽上了鸦片，豌豆是云南较为普遍的农作物。民歌就地取材，取喻成譬，十分得体又具有地方特色。比兴手法是中国民歌的传统艺术，这几首民歌中运用自如。在内容上，第一首传达爱情信息，第二首劝戒恶习，第三首巧妙地用哭诉的内容刻画出嫁女的心理，独具特色。《南湖诗刊》曾刊登刘兆吉采集的蒙自民歌，可见诗社对民歌的重视。收集并保留了蒙自民歌和编辑民歌集《西南采风录》，是刘兆吉和南湖诗社对文学史的一个独特贡献。
第三节 南湖诗社的历史评价
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南湖诗社仅存三个多月，实在太短了。三个月，诗人们的创作尚未展开，才华还未充分显示，就戛然而止了，它给历史留下一个感叹！所幸它的结束并不是因为内部的分离，组织的解散，或者被政府查封，甚至遭日本飞机炸毁等，而是因为学校的迁徙。到了昆明，它的生命仍在延续。只是因为离开了南湖，再叫“南湖诗社”已名实不符，而改名为“高原文艺社”。
由二十多人组成的南湖诗社，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写出了百首诗歌，数量并不算大。而其创作的质量却令我们刮目相看。如上所说，穆旦的《我看》《园》，赵瑞蕻的《永嘉籀园之梦》，林蒲的《怀远（二章）》《忘题》，刘重德的《太平在咖啡馆里》，周定一的《南湖短歌》各具特点，称得上中国新诗的上乘之作，而把《我看》《太平在咖啡馆里》《南湖短歌》等放在中国现代优秀诗歌行列里，也不会逊色。一个社团能取得这样的创作成就，不应该被后人忘记。因此，高水平的诗歌作品是南湖诗社对历史的首要贡献。这在上文已有较详细的分析，此不赘述。
南湖诗社培养文学人才的功绩也应当载入史册。学校以培养人才为目的，学校的文学社团自然也有育人的功能。南湖诗社作为西南联大的一个文学社团，不仅育出了许多文学人才，而且育出了许多文学大家，育人功绩巨大。为什么南湖诗社能够取得这样好的育人功绩？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南湖诗社的社员是具有一定创作基础的诗歌爱好者。由于爱好，必然会去钻研，自然舍得投入，这就为成才奠定了前提条件。社员绝大多数是中文和外文两系的学生，而且都是大学二至四年级的学生，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已经“知道诗怎么写”。进入诗社以后，在一种创作氛围的激励下，写诗的热情更高，练习的机会更多，而且诗友间能够相互观摩诗作、切磋诗艺，所受启发更大，这样，提高与进步就很快。其次，南湖诗社有全国第一流的诗人做导师。我们知道，朱自清是“五四”诗坛的宿将、现代第一份诗歌杂志的编辑，闻一多是新格律诗派的理论家和代表诗人。蒙自时期，虽然他们不再写诗，但他们诗情仍在，诗艺满腹。他们做诗社导师，指点必在肯綮而周至。在南湖诗社召开的会上，他们作长时间很有指导性的发言，在平时，学生可以随时接近请教。南湖诗社还从来稿中“选了一部分给闻、朱两位指导教师过目”，他们总是仔细阅读和修改。赵瑞蕻在《梅雨潭的新绿》中说：“朱先生总是认真地看我们诗社交给他的稿子，提出意见；还同我们亲热地在一起讨论新诗创作与诗歌研究等问题。”有名师的指导，社员写作水平的提高更快。由于这两个原因，再加上社员的天资和勤奋，南湖诗社的育人成绩十分显著。这里分五个类别来看南湖诗社培养起来的人才——
一、著名诗人
从南湖诗社走出去三个著名诗人：穆旦、赵瑞蕻、林蒲。他们三位虽然在进入西南联大以前都写过诗，但优秀作品并未产生。这时，穆旦写出了被赵瑞蕻誉为“‘五四’以来中国新诗中的精品”的《我看》，赵瑞蕻写出了被朱自清称为“力作”的《永嘉籀园之梦》，林蒲写出了现代性意味浓厚的《怀远（二章）》。后来，穆旦成为“西南联大三星”之首、中国新诗派最著名的代表作家；赵瑞蕻成为风格独具的浪漫主义诗人；林蒲旅居美国，被美国学者称为“一位默默地耕耘在诗坛上的爱国诗人”。一个诗社成长起来三个著名的诗人，南湖诗社功莫大焉。
二、著名文学研究家
从南湖诗社走出去，后来成为著名文学研究家的主要有刘绶松和向长清等。刘绶松是《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的著者，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此外，他还有《文艺散论》《刘绶松文学论集》等学术论著问世；向长清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戏曲研究方面有很大贡献，正式出版的著作就在一百万字以上，还有许多未整理的文稿包括写于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作品。
三、著名文学翻译家
后来成长为著名文学翻译家的南湖诗社社员有穆旦、赵瑞蕻、刘重德、李敬亭、陈三苏等。穆旦和赵瑞蕻的翻译和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大家熟知，此从略。刘重德是湖南师大外国语学院资深教授，翻译了许多外国著作，提出了著名的“信、达、切”翻译理论。2003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重德翻译思想及其他》一书，对他的翻译贡献进行研究。李敬亭是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德高望重的教授，著作等身，对学科建设和学院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陈三苏是林蒲的夫人，任教于美国，是著名教授，将许多中国文学作品译为英文，很受敬重。
四、著名文艺心理学家
刘兆吉在西南联大学的是心理学和教育学，后来在西南大学教心理学，硕果累累，德高望重，他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多有贡献，并且开创了美育心理学学科，是中国著名的文艺心理学家。他逝世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兆吉文集》予以纪念，在文集的怀念文章中，有多篇屡屡讲到南湖诗社对他的影响。
五、著名语言学家
语言与文学不可分家，语言学家必须懂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名誉学部委员，曾主持《中国语言》杂志的常务编委、《红楼梦语言词典》主编周定一，曾是西南联大的诗人，南湖诗社的代表作家。他成名后，对南湖诗社给予他艺术滋养的恩惠抱以深切的怀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陈士林在民族语言学界，特别是藏缅语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声望，他还在彝族语言研究方面做出了多种开创性的贡献。
当然，著名诗人、文学家、教授和研究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南湖诗社的社员能够成长为诗人或专家学者，起决定意义的还是他们所学的专业，诗社只起辅助与促进的作用。以上论述南湖诗社的作用，绝不是忽视其他因素，而是要讲明这么一个客观事实——经过南湖诗社而后成为著名诗人或专家的主要有哪些社员，他们与南湖诗社的关系怎样。因为，他们后来对文学的感觉与兴趣的保持，文学创作和研究成果的取得与南湖诗社的哺养关系甚大。赵瑞蕻在怀念西南联大及其师友的系列文章中以饱蘸感情的笔墨多次写到南湖诗社。刘绶松生前，有人与他谈起《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诗歌部分写得最好时，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原先就是写诗的嘛！”今存刘绶松诗稿，最早的作品就写于西南联大迁徙途中和南湖诗社时期。刘兆吉的话也许更有代表性：“这些年来，我在研究文艺心理学和美育心理学方面稍有成绩，这与南湖诗社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不无关系。总之，南湖诗社在培养文学兴趣和创作能力方面是起了良好作用的。”
在论述南湖诗社的历史功绩时，也不能忘记它对于民间文学的贡献。蒙自的民间文学丰富多彩，富有特色，但历史上从没有文化人真正看重过它的价值。南湖诗社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价值的团体。南湖诗社的社员，有的走向街头抄写对联，有的深入街坊和农村收集歌谣，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在这方面，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刘兆吉。刚有成立诗社之动议的时候，他就在收集歌谣。他在跋涉湘水黔山之中，常常“旁逸斜出”式地走进农舍茶肆，向普通百姓打听歌谣。到了蒙自，他一面继续收集，一面在闻一多指导和朱自清的鼓励下，把所得歌谣筛选、编辑为《西南采风录》一书，是为中国现代第一部个人采集编辑而成的民歌集。我们知道，“五四”以后，北京大学曾发起征集歌谣工作，开风气之先，成为一时之盛事。此后二十年间，这项工作不再引起高等学府的关注。直到西南联大播迁途中，才有刘兆吉的壮举。在具体做法上，北京大学以歌谣征集处的机构向全国征集，收集者未出校门。南湖诗社则直接深入民间去考察、收集。两者比较，后者无疑比前者又进了一步，这样得来的东西也更本色一些。所以，歌谣学家朱自清高度赞扬说：“以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而且收集西南三省的民歌也是前无古人的。北京大学征集到的民歌，虽然有湘黔滇的，但其数量远不能与南湖诗社相比。湘西、贵州、云南一带，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是充军流放之所，其歌谣向来不被中原文化圈内人士看重，刘兆吉第一个注意了它并做了收集，这是一种创举。今天看来，《西南采风录》收录了20世纪30年代的民歌，也就“收录”了30年代湘黔滇的社会面貌、民风民俗、语言艺术，正如教育家黄钰生所说：《西南采风录》“是一宗有用的文献。语言学者，可以研究方音；社会学者，可以研究文化；文学家可以研究民歌的格局和情调”。南湖诗社和刘兆吉，功莫大焉！
还不能忘记南湖诗社对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发展所起的奠基和开路作用。这是南湖诗社对于西南联大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南湖诗社是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它开创的种种方法为西南联大后来的文学社团所参照，它创作的作品成为后来西南联大学生的借鉴对象，它培养的人才在后来的文学社团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它在许多方面为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经验。例如：
以组织方式而论，南湖诗社采取由发起人单独邀请同学入社和请教授为导师的方法。邀请同学入社可以保证把最有文学创造力的同学吸收为社员，组织起一只优秀的文学队伍。采用这种方法，要求发起人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事先掌握人员情况，二是有包容的气度。向长清和刘兆吉对于请哪些人进入诗社早已心中有数，所以组织南湖诗社相当顺利。他们并不狭隘，也无门派，而且虚心，所以能把同学中的写诗能手网罗在一起。在战争年代，同学们经历过颠沛流离之痛，却意外地到了一个“世外桃源”似的地方，感慨必然很多，诗歌正是这些热血青年倾吐内心感情的工具，因而诗作纷纷涌现。社员文学起点高，创作力旺盛，诗社吸引力大，凝聚力强，所以南湖诗社办得很兴盛。由于这种方法有效，不仅为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采用，而且为冬青社、文聚社等社团采用。南湖诗社请了两位前辈著名诗人做导师，这也是维持诗社兴旺、保证诗歌质量的条件。学校初到云南，一切尚未就绪，并没有规定社团须请导师。南湖诗社请导师出于自愿。由于有导师做指导，诗社的发展和创作的提高得到了保障。譬如审稿，是诗社负责人把关的，刘兆吉说：“我们自然也不愿把审读同学们的壁报稿件来打扰他们（按，指导师），但同学们不知底细，以为是指导教师在把关”，所以要求作者修改稿件甚至不用其稿，也没有引起作者的反对。导师的指导，保证了诗社在健康的道路上迅猛发展。由于导师指导的成效显著，后来请导师指导成为西南联大一些文学社团开展活动的自觉行为。例如，文聚社虽然没有明确哪些是导师，但沈从文、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在实际上指导了社团的工作。
以艺术追求而论，南湖诗社始终保持了学院派追求完美和精致的特点，为西南联大文学开辟了道路。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发过这样的议论：“刘重德的《太平在咖啡馆里》所表达的，自然是关心笼罩在‘炮声’‘呻吟’‘血腥’中的祖国命运这样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周定一的《南湖短歌》婉转地吟唱的也正是因为战争背井离乡的游子对于‘辽远’的‘故国’的无限思恋——他们都属于抗战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在另一方面，不管生活如何艰难，他们都没有忘却自己是缪斯的使者，继续不倦地追求艺术的精致与完美，保持了作为校园诗人的学院派特色。他们的诗作与当时风行诗坛的直接诉诸群众，进行战争动员的街头诗、朗诵诗、传单诗，又有明显的差异。如今回头来看，其中葱郁的诗意，不是更值得咀嚼和回味吗？过去，我们往往忽略了这类作品以及它们的这种特点。”现在看来，这些话仍然是正确的。刘兆吉也说：“南湖诗社在国难当头、颠沛流离的困境中诞生。这些老小诗人，不是苦中作乐，也不是像屈原那样忧愁幽思而用《离骚》的心境成立诗社，而是想用诗抒发爱国之志，以笔为枪，宣传抗日救国。但是也反对‘哭天嚎地’‘冲呀’‘杀呀’的口号诗，要求以诗的艺术语言，感人肺腑的思想感情来教育大众，也教育自己。”这话虽然是回忆时说的，却道出了当时的实情，南湖诗社留下的诗作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正是南湖诗社开拓的西南联大艺术道路。西南联大文学一直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南湖诗社的历史贡献还表现在对“湘黔滇旅行团”的报道。一群书生，用自己的双脚征服了祖国西南三千五百里崇山峻岭，这是何等的壮举！他们是怎样克服困难，完成这一历史创举的？在征途中，他们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收获？“旅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对这一切，人们很想知道，而南湖诗社首先作了报道，使人们得以了解。向长清（向意）写的《横过湘黔滇的旅行》是第一篇对于旅行团的综合介绍，林蒲写的《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也是较早见诸报端的关于旅行团的文字。由于作为诗社的“南湖”不关心散文创作，将在《高原文艺社》一节中再作分析。
总之，南湖诗社在诗歌创作、人才培养、民歌收集、社团活动以及散文通讯等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且参与造就了西南联大的第一批作者和新中国文化研究的多方面人才，同时也为西南联大的文学发展和社团工作开辟了道路。所以，人们在论及西南联大文学的时候，总是要说到南湖诗社。
- 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9页。
- 湘黔滇旅行团离校出发的时间是2月19日，当晚宿船上，20日从长沙启程，故出发日期有“19日”和“20日”两说。“20日说”为最初说法，此从。
- 张寄谦著有《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 这里的“某某级”系指某某年毕业的学生，今天称为“届”，但当时称为“级”。此从旧说。
-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5页。
-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5页。
- 朱自清：《蒙自杂记》，《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98页。
- 关于蒙自过桥米线的故事：相传，蒙自有一位秀才，天天在城外的南湖菘岛读书。妻子每天送米线作午饭，由于路远，汤凉了。秀才长期吃冷食，身体日渐消瘦。聪明的妻子想出一个办法，把肉、菜、米线和汤分装，将鸡汤盛在土罐里，带到菘岛，再将肉、菜和米线放入鸡汤之中烫熟，而后给秀才吃。土罐和鸡汤保温效果都好，烫出的配菜色味俱佳，秀才吃后，赞不绝口。由于去菘岛要经过一座桥，秀才将其命名为“过桥米线”，并作歌咏之。过桥米线便传开了。
- 陈寅恪：《蒙自南湖》，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编：《西南联大在蒙自》，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31页。
- 朱自清：《蒙自杂记》，《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0页。
- 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0
-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15-216页。
- 刘兆吉：《穆旦其人其诗》，《刘兆吉诗文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6页。
- 李光荣访周定一记录，2004年10月9日，北京周寓。
- 朱自清语，转引自赵瑞蕻：《梅雨潭的新绿》，《离乱弦歌忆旧游》，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 刘兆吉：《穆旦其人其诗》，《刘兆吉诗文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 朱自清：《蒙自杂记》，《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99页。
- 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离乱弦歌忆旧游》，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
- 赵瑞蕻：《梅雨潭的新绿》，《离乱弦歌忆旧游》，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 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离乱弦歌忆旧游》，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
- 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离乱弦歌忆旧游》，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 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离乱弦歌忆旧游》，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313页。
- 浦薛凤语，转引自宗璞：《梦回蒙自》，见先燕云：《三千里地九霄云——宗璞与云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
- 宗璞：《梦回蒙自》，先燕云：《三千里地九霄云——宗璞与云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
- 赵瑞蕻：《梅雨潭的新绿》，《离乱弦歌忆旧游》，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 艾山：《从我学习写诗说起》，《华风》［美国］第2期，1996年12月。
- 刘重德：《跋山涉水赴联大读书写诗为中华》，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编：《西南联大在蒙自》，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8页。
- 刘重德：《跋山涉水赴联大读书写诗为中华》，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编：《西南联大在蒙自》，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 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离乱弦歌忆旧游》，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
- 李光荣访周定一记录，2004年10月9日，北京周寓。
-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6页。
- 赵瑞蕻：《梅雨潭的新绿》，《离乱弦歌忆旧游》，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 赵瑞蕻的这句评语写于1997年，离穆旦此诗创作已六十年了，而这时赵瑞蕻已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教授，因此，此评可以视为一个文学研究家的历史判断。
- 于建一：《我所知道的诗人艾山》，《人物》，1996年第3期。
- 刘绶松语，转引自李光荣：《南湖诗社》，《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3期。这话是1993年樊骏先生告诉李光荣的，因樊骏不愿在文章中出现自己的名字，故当时未作注。
-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8页。
- 朱自清：《<西南采风录>序》，《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2页。
- 黄钰生：《<西南采风录>序》，《西南采风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页。
- 刘兆吉：《穆旦其人其诗》，《刘兆吉诗文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 李光荣：《南湖诗社》，《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3期。
-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刘兆吉诗文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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