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庫提要研究

試論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殘卷的編纂時間——兼論與天津圖書館藏《總目》稿本殘卷的關係[1]

夏長樸　臺灣大學中文系

摘　要：本文之作，主要在探討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這是筆者繼《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天津圖書館藏《四庫總目》稿本、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總目》殘稿、上海圖書館藏《總目》稿本之後，探討現存《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編纂時間的系列研究之一，希望藉此對殘存世間的《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不僅有較清楚的時間定位，也企盼對這些稿本的先後順序能有具體的了解，就《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過程研究而言，這應是頗有參考價值的關鍵問題。

關鍵詞：《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紀昀

一、前言

2011年天津圖書館影印出版《紀曉嵐删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以下簡稱《津圖紀稿》），緊接著2012年臺灣商務印書館也影印出版了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這兩部書的影印問世，不僅爲四庫學增添了第一手的研究資料，也開啟了文獻學界研究四庫學的新風氣。近十年來，有關《四庫全書總目》的研究大量增加，許多大學紛紛設置四庫學研究中心，一時之間四庫學的研究風起雲湧，形成一股氣勢沛然的學術浪潮，儼然可與地下出土文獻的研究風氣相抗衡，這種現象值得肯定。

除了上述兩部書稿之外，上海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國家博物館、南京圖書館及臺北“國家圖書館”等，也都藏有數量多寡不一的《四庫全書總目》稿本。雖説殘存卷數有别，但就文獻研究而言，這些殘稿都是彌足珍貴，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對探討《四庫全書總目》的成書過程來説，也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文之作，主要在探討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以下簡稱《北圖殘稿》）的編纂時間。這是筆者探討現存《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編纂時間的系列研究之一，希望藉此對殘存世間的《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不僅有較清楚的時間定位，也企盼對這些稿本的先後順序能有具體的了解，就《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過程研究而言，這應是頗有參考價值的關鍵問題。

二、《北圖殘稿》的編纂時間蠡測

《北圖殘稿》雖非完整的書稿，與《津圖紀稿》不同的是，此一殘稿没有另外羼入或夾帶其他《總目》的稿本，可説通體來自一個書稿，因此没有必須事先辨僞的需要，也爲探討此一稿本的編纂時間，省卻了不少的麻煩，相較于《津圖紀稿》而言，要單純許多。以下就直接切入主題，討論本稿本的編纂時間。

與過去探討其他《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相同，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獻佐證，無法據以論述《北圖殘稿》的編纂時間，只能通過具體可靠文獻的旁證作爲參考，進而比較出本稿的大致編成時間，事雖不得已，卻是目前可行的唯一方法。在檢討論述過程中，比對資料的選擇，務求確實可信；内容的分析解讀，力求精確；論證也要求儘可能嚴謹，以求得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結論。

（一）就提要存有李清、周亮工等人的著作與姓氏文字，可以看出《北圖殘稿》的編成時間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之前。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由于發覺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録》書内竟然有世祖順治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的記載，清高宗爲此勃然震怒，當即下令撤出此書立刻銷毁，他説：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内閣奉上諭：四庫全書處進呈續繕三分書，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録》書内，稱我朝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閲之殊堪駭异。……乃從前查辦遺書時，該省及辦理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等未經掣毁，今續三分全書，猶復一例繕録，方經朕摘覽而得，甚屬非是。……所有四閣陳設之本及續辦三分書内，俱著掣出銷毁，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删。欽此。[2]

上意如此，臣下自然奉命唯謹，全力清查李清的各種著作。此事影響極大，牽連範圍甚廣，法網森嚴之下，不僅李清的著作遭到銷毁，連帶周亮工、吴其貞等人的著作也因有違礙文字遭到波及，一併都自《全書》撤出銷毁。除此之外，《四庫全書》所收各書，只要提要内容涉及上述諸人的文字、書名，也都遭到牽連，必須删除改動。《四庫全書》如此，《四庫全書總目》自不例外，同樣都要一體查删。换言之，乾隆五十二年以後編輯的《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不應再收有上述諸人的著作提要，各書提要内容也不容許再出現上述諸人的名字與著作名稱。

經過這麽嚴峻的清查處理之後，李清、周亮工及吴其貞等人的著作已成禁書，照理説不應再存留于《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之中，因爲這是嚴重觸犯忌諱的事。但就筆者翻閲《北圖殘稿》所見，事實似乎並不如此，依然有上述作者的書籍，存在于《總目》稿本中，如：

1.卷六十六，史部載記類，28b—29b《安南志略》《十國春秋》之間，著録有（明）李清撰《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兩淮鹽政采進本）提要，館臣以墨筆勾除。

按：武英殿本《四庫總目》（以下簡稱“殿本《總目》”）（第2—436頁）[3]、浙江刻本《四庫總目》（以下簡稱“浙本《總目》”）（第588頁）[4]已無此書，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以下簡稱“殿本《簡目》”）（第6—113頁）[5]亦無此書。惟有浙江刻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以下簡稱“浙本《簡目》”）（第254頁）[6]，在《安南志略》《十國春秋》之間，則依然著録此書，可見《北圖殘稿》原本即收有此書，仍保持奉命删除之前的原來面目。

2.卷七十，史部地理類三，5a—5b《顔山襍記》《嶺南風物志》之間，仍存有周亮工撰《閩小記》四卷（刑部尚書英廉采進本）提要，館臣以墨筆勾除。

按：殿本《簡目》（第6—128頁）、殿本《總目》（第2—526頁）、浙本《總目》（第627頁）已經删除此書。但浙本《簡目》（第291頁）及文瀾閣抄本《四庫總目》（第584頁）[7]在《顔山襍記》《嶺南風物志》二書之間，依然存有《閩小記》四卷提要。對比上述現象，可知《北圖殘稿》原有《閩小記》的提要，後來才由館臣將其删去。

除了這兩部書籍之外，其他著録或存目書籍提要中，内容涉及李清、周亮工等人的文字亦復不少，如：

1.卷六十四，史部傳記類存目六，16b—17a《禮白岳記》一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明）李日華撰。

提要結語“殆是書有二名耶”下，原有：“周亮工《書影》曰：‘嘗見檇李李君實作《禮白岳記》，分視之則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即連綴于中，分視之則詩，合視之，詩亦紀也。’”一大段文字。館臣以墨筆删去。

按：殿本《總目》（第2—405頁）已删，浙本《總目》（第574頁）依舊保留未删，僅將“周亮工《書影》曰”改爲“《因樹屋書影》曰”。文瀾閣抄本《總目》（第448頁），亦保留有“周亮工《書影》曰”本段文字。

2.卷一四一，子部小説家類二，17a—17b《默記》三卷（兩淮馬裕家本），（宋）王銍撰。

本書提要“宋王銍撰”下，原有：“字性之，汝陰人。……爲樞密院編修官”一段介紹作者生平履歷文字。

館臣墨筆删去此段文字，改爲：“有《補侍兒小名録》，已著録。”

另“尹洙扼吭之妄”下，墨筆删去“李清《南唐書合注》，亦稱所引江南野史李後主小周后事，參校本書此文，則亦不能無誤”一段文字。

又“鞏未察而書之”下，墨筆删去“小周后事，或則今本江南野史非完善，其文在佚篇之内，均未可知”一段文字。

按：殿本《總目》（頁3—974）、浙本《總目》（頁1197）均已删除上述二段文字。

3.卷一四二，子部小説家類三，39b《夷堅支志》五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洪邁撰。

本書提要“胡應麟《筆叢》謂所藏之本有百卷”下，原有“周亮工《書影》謂應麟所藏乃支甲至三甲”一句十六字。

按：殿本《總目》（第3—1010頁）、浙本《總目》（第1213頁）均已改爲：“核其卷目次第，乃支甲至三甲，共十一帙。”

就李清撰《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周亮工撰《閩小記》四卷爲《北圖殘稿》原有，其後修改時才勾去删除，以及《禮白岳記》一卷、《默記》三卷與《夷堅支志》五十卷等仍保有忌諱文字的現象來看，《北圖殘稿》的編纂時間必然要早于清高宗下令禁書之前，否則不可能出現館臣以墨筆删除或更動提要文字的情形。如此説來，《北圖殘稿》的編纂時間應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以前。

（二）就“《御製詩文集》”的著録，可以推定《北圖殘稿》的編纂時間應早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

清高宗的詩文著作豐富，編輯《四庫全書》時，也將其收入集部。就著作時間而言，《文集初集》收入丙辰至癸未（乾隆元年至二十八年，1736—1763）作品；《二集》所收爲甲申至乙巳（乾隆二十九年至五十年，1764—1785）作品；《三集》收入丙午至乙卯（乾隆五十一年至六十年，1786—1795）作品；《餘集》則爲丙辰至己未一月（嘉慶元年至四年，1796—1799）作品。

各集的刊刻時間爲：《御製文初集》三十卷，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刊刻；《二集》四十四卷，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刊刻。《御製文二集》以下，《御製詩四集》以下的詩文，終高宗之世皆未繕寫收入《四庫全書》。[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