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

一

“客”的意思是“寄居”，是“客”就注定摆脱不了跌宕漂泊的宿命，麦客也一样。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逐麦而居的生物，每年六月到八月，奔走在中国秦岭以北的广大区域，吃百家饭、居千家屋，追着麦子的颜色，从南到北、从异乡一步步退回故土。

麦子黄了，麦客就来了；麦子落了，麦客也该走了。麦子会说话，只有麦客才听得懂。十几年前，我总能与这些麦客旧雨重逢，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季节，就像事先约定好的一样。我很熟悉这些人，或者说我很熟悉麦子。

盛夏是躁动不安的时节，如今想来，却也未必全是如此。至少，在我的记忆里，夏天总是开始于一段漫长的死寂与沉闷。热气蒸得人难受，蒸得乡下人心慌。学校放假了，外出的农民回来了，大家从四面八方返乡，在暑气中一起煎熬等待。祖父每天都要去地里转一圈。捋一把麦穗，捻碎摊在手心，一口气吹散麦皮，捏起几粒，扔进嘴里，仔细咀嚼，来来回回感知麦子的脾性。嘴里的麦粒一天比一天干爽，终于到了一咬就碎的程度。祖父从地头走到地尾，看着眼前这一片金黄，自言自语道：“是时候开镰了！”

有人在塬上割倒了第一把麦子，又有人割倒了第二把，一个又一个，麦子应声倒下，如同相互传染一般。乡亲们煎熬得太久了，死寂随即转入一片沸腾。知了的嘶鸣被埋入一阵高过一阵的割麦声中，暑气一天比一天来得热烈，塬上的麦子在一夜之间全部变干变黄。用不了几天，这些熟透的麦穗就会重新落入泥土，乡亲们必须赶在麦子脱落之前，就将它们全部脱粒归仓。留给庄稼人的时间所剩无几，男人们加紧挥动手里的镰刀，女人们也挽起袖子一头扎进麦浪，孩子们跟在大人后面，一路捡拾提前凋零的麦穗，老人们疾走于田间与灶头，将茶水、饭点一样不落地送进麦田。

村里赵家寡妇撇下镰刀，瘫坐在麦子上。“还是去请几个麦客吧！”她感叹道。有人直起身子，扫视一遍这十里金黄，重复了一遍寡妇的话。一阵热风扫过，麦浪一层层翻滚，于是，大家都开始赞同寡妇的提议。

“请麦客吧！请麦客吧！”麦子黄了，麦客也该来了。

二

我们家有五亩麦子，每年在麦子熟透之时，照例要请上两个麦客。

麦客们有固定集散地，他们夜宿于县里农贸市场的大车店，拂晓之时三三两两立在街头，静静等候主家来挑选。麦客们都有一把趁手的镰刀，刀刃磨得锃亮，寒光逼人，夹在腰间或者背在脊背，如同古时关中的刀客。除此以外，布褡也是麦客随身携带的物件儿，由无数布片缀成，花花绿绿，里面收有用来充饥的大饼、磨刀的砺石、账本、水杯、毛巾，还少不了一张驱鬼辟邪的灵符，有了它，麦客就不会迷失在异乡的夜路上。

《征服》1986年8月陕西陇县

麦子熟透的季节，麦客总是很抢手，请麦客要趁早，迟一步就得耽搁一茬麦子。

麦子干得快，熟得透，稍微一动，麦粒就会重新落进泥土。夜里的露水正好湿润了一地麦穗，让麦粒禁得起麦客摇晃，镰刀咬在湿漉漉的麦秆上，走起刀来也干净利落。正午来临之前，暑气还没有升腾，正是割麦子的好时段，父亲早晨五点起床，洗把脸，喝杯浓茶后，就得前往县城请麦客去了。麦客们为了赶一天当中的好时节，通常不到主家吃早饭，他们站在街头，接过主家递过来的香烟，相互客套几句，商定好价钱，便跟在主家后面，径直迈向地头和等待了他们一整年的麦子相会。

麦客来了。麦子开始笑了，笑得那么热烈，那么喜庆，争抢着倒在麦客的怀里。麦客用步子丈量一遍土地，在心里估摸出眼前土地的具体亩数，脱去外衣，从用烂布包裹的一层又一层的刀片中捡出一个，稳稳地安在镰架上。喝一口浓茶，紧一紧裤腰带，往手掌中啐一口唾沫，握紧镰刀，挥起手臂，麦客放下了今夏第一镰。麦子们应声倒下，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麦客，麦客们熟练地将这些无根的“伙计”捆成一股又一股，让麦子安稳地横躺在大地上。

三

记忆中的麦客头上戴一顶白帽子，这是回族男人的特有装扮。

故乡地处陕甘交界，一条公路将两省贯通。县里住着不少回族人，他们大多聚居在更北的高寒山地，汉民们习惯称他们“回回”。故乡回汉杂居的传统已经存在很久，据说从元朝那会儿就有了，县城里有一座伊斯兰寺院，建筑造型奇特，绿色穹顶上挂一弯月亮，月亮底下的故事在我童年时代始终是一个谜。印象中，回族人是种土豆的行家，也是贩卖辣椒的高手。冬天一到，回回们就满载一拖拉机土豆，戴一顶白帽子，扯起嗓子吆喝着游走在汉民聚居的乡间，过不了几天，满载一车玉米或者是麦子，再次踏上返乡之路；待农闲时，他们又穿梭在乡里小道，一遍遍叩响汉民家的大门，挨家挨户客气询问，尽情寻觅收购辣椒的生意。

回回们的特殊打扮让汉民的孩子总是感到好奇，我常常问母亲：“回回们为什么要戴白帽子呢？”那时，母亲为了不让我每天到处乱跑，就神秘地告诉我：“回回戴白帽子要贩小孩呢！”有一次回到家，我一把推开家门，撞见祖父和一个回回正在院子整理几串辣椒，我转身就往外跑，天黑之后才躲在祖父身子后面怯生生回来。母亲一脸哭笑不得地跟我讲，回回只抓不听话的小孩儿，我转念一想，母亲不是老说我不听话嘛。于是，回回们的白帽子便成了我儿时记忆中的噩梦。不过，回回们除了倒卖土豆、贩卖辣椒外，他们个个还是割麦的好手。

游走在故乡的麦客以回回居多，有的来自甘肃，有的就是本地居民。

回回们也种麦子，他们聚居在地图更靠北的地方，与汉民们的环境相比，那里气候稍寒，地气更凉，回回们的麦子总是落在一年当中最后一批熟透。靠力气吃饭的时代，勤苦耐劳就是庄稼人生存的本钱。当北方大地上第一批麦子熟透时，回回们就要打点行装，背起行头，跨过自家绿油油的麦地，从地图最北的地区一直向南奔走，然后再追着麦子的颜色，又一刀一刀地由南向北，最后割回自家地头。

童年时，麦客们每年割到我们家麦地里时已经是盛夏了！

农口夺食的日子，乡下每一个人都不曾闲暇一刻。麦客是麦地里的主角，大人们则是麦客的帮手，小孩跟在麦客后面，把一捆捆扎好的麦子从田间拎到地头。麦客们一粘上麦子，便如同开动的机器一般，似乎永远不知疲倦。麦客们戴着白帽子把头埋进麦浪，一步一步向前，放倒一片又一片麦穗，偶尔拾起搭在脖颈的毛巾，把即将跌落的汗珠揩干净。

那时出于对回回们的恐惧，我从来不肯在田间和他们靠近一点儿。乡下人看来，麦客是给一家老小收获口粮的人物，必须给予十二分的敬重。按照规矩，主家每天给麦客管两顿饭，中午面条，晚上烧饼小菜，再加一碗稀饭，每天额外供应一包香烟。父亲会在中午和麦客们一起从麦地返回，母亲吩咐我们提前准备好一盆清洌井水，放上毛巾，摆好桌凳，泡好茶水，码好香烟，盛情等待麦客们归来。

母亲知道我对麦客头上帽子的抵触，每年在麦客进家前，她总要提前和麦客商量着烦请他们把帽子取下藏进布褡，在童年记忆中，我只有对回回的恐惧，对麦客却存有另外一份敬意。

四

麦客说话时带着浓重鼻音，速度如同他们挥舞镰刀般那样飞快！

“娃娃，跟我们去甘肃吧，烤洋芋，香着咧！”麦客们从母亲那里了解到我对回回的恐惧后，总在洗脸的档口故意逗我。我当时只是看着他们洗脸，和眼前这些没有帽子的回回不说一句话。

麦客们的年龄都在三四十岁之间，早已滑过娶妻生子的年龄。他们离开家乡，奔走在外，寄食于汉民家里，不免会常常想起远方等待他们的妻儿。麦客们吃过午饭，正是一天当中最酷热的时段，他们要重新打磨一遍变钝的刀刃，顺便和父亲坐在前厅唠唠家常。

“地里麦子长得好呀，穗大！”年轻麦客给刀片过一遍凉水，笑着对父亲说。

“赶上好年景了！”父亲吸一口香烟，看着麦客把刀片在砺石上来回摩擦。

“娃娃上几年级了？”

“三年级了！书念得凑合，一天净乱跑，收不住脚！”父亲喝一口茶水，回头看看我。

麦客停下手里的活儿，笑着冲我道：“书得好好念咧，不然长大就得和我一样当麦客了，苦着咧。我儿子上一年级，小兔崽子死活学不进去，也爱跑，这次回去得好好拾掇拾掇！”麦客堆起一脸欢笑，继续打磨刀片，一根烟咬在嘴角，冒出的烟圈熏得他将一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麦客们一个人每天能收割一亩麦子，年轻麦客会收割更多。照规矩，麦客的工钱按收割的数量来计算，家里五亩麦子，母亲每天把该给的工钱提前准备妥当，整整齐齐和地契并排摆放，等待麦客回来一一核算。

麦客们似乎更相信自己的脚步！开镰前，他们迈着步子在地里丈量一圈，地亩多寡早已心中有数，他们极少翻动主家提前准备的地契。在麦客看来，那是一家人的产业，翻动地契一方面是对主家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有“窥人家财”之嫌，而麦客们只想谨守本分，靠力气挣足自己该拿的那一份。有麦客存在的那些年头，故乡很少听闻麦客与主家发生纠纷的事情。

麦客在忙完一天后，就得重新寻找主家，赶着和下一批麦子相会。

十多年前，我奔跑在夏日的傍晚，总能在街边的屋檐下、地头的麦垛旁，见到麦客们酣睡正香的身影。第二天晨光初露之时，这帮靠力气吃饭的庄稼人又要开始游走于田间地头，挥舞起手里的镰刀，让熟透的麦子回到它该去的地方。

五

夏收在每年农历六月接近尾声。

当塬上最后一片金黄消失，知了已不再鸣叫，盛夏即将过去，麦客们也早早出发前往更北的地区。他们还会回来吗？母亲说会的、会的，麦子黄了，麦客就回来了。

我在麦子熟透的年岁里逐渐长大，麦客们也依然遵守着同麦子的约定，他们照例年年踏上南下的路途。麦子们越来越少，麦客们却不曾忘记他们的诺言。后来，麦客们和收割机几乎一起赶来履行同麦子的约会。

《稻谷丰收又一年》1993年10月陕西陇县

二〇〇五年盛夏雨水丰沛，整整一月未能遇到一个完整的太阳。那一年家里总共五亩麦子，由于雨水不断，本应在半个月前就颗粒归仓的庄稼已经耽搁好久。进入农历六月，麦子在地里变黄又变干，潮湿的空气中，阵阵霉味逐渐由麦地往村落扩散。祖父卷起裤边，抬头瞅一眼天边压过来的乌云，戴上草帽，趁骤雨初歇的档口，踩两脚黄泥走进麦地，又带着两腿泥回来。他神色凝重，将一把麦穗摊在簸箕里头，捻碎，吹散麦皮，留下一层变黑的麦粒。祖母捏起一粒，扔进嘴里，又立马吐出来，连同唾沫混入雨水中间。

“请麦客去吧，再不割全烂地里了！”祖父冲父亲说。

父亲和我夹起雨伞往县城的方向走去。雨水淅淅沥沥，一路上我看见许多麦客斜靠在路边房檐底下，他们抬起惺忪睡眼打量来往人群，也打量着我和父亲。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就近请这些麦客呢？”

“都是些好多天找不到活干又没钱住宿的，躺在路边，肚子都吃不饱，哪有力气割麦子。”父亲露出嫌弃的神色。

“可以让他们先吃饱再下地呀？”

“小子，现在是抢收，比不了往年。得找些老把式下地。”

父亲在集市上挑选了四个麦客，在一片喧哗中和他们大声讲价，由一亩一百元，勉强压到一亩八十。父亲有点儿不高兴，但又无计可施，四个麦客背起镰刀来到家里，祖父急忙迎出来。“行情乱了！平时一亩地顶破天不过七十元！”父亲向祖父抱怨。祖父瞪父亲一眼，给四个麦客每人递上一支烟。“年景不好，全拜托乡党出力！”麦客们接过香烟，夹在耳朵后头。

小雨时下时停，祖父给麦客们每人准备了一片油纸（塑料布）披挂上阵，四个麦客负责在泥地里割，父亲、祖父和我动手将割倒的麦子往家里抢运。即便如此，直到天擦黑，抢收回来的麦子也不过区区一亩。瞅着剩下的四亩地，祖父和父亲心急火燎。

那一年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地头看见大型收割机。然而，乡下人对这个突然出现的铁疙瘩并不怎么买账，那辆收割机在官道上开上开下，似乎并未接到过几单生意，司机每天躺在收割机下面睡觉，乡下人都快把他当作一个笑话看了。

“要不试试收割机？”父亲向祖父提议。

“能行吗？不知道割得干净不。”

“反正都到这个光景了，再坏也是烂地里，不如试他一试！”父亲说。祖父默然。小雨在停歇半天之后，父亲决定把酣睡的司机叫醒。

“乡党，咋割咧？”

“一亩六十，算割算脱粒，直接倒在你屋晒场！”司机抬手拍拍收割机轮子。

于是，父亲走在前面，收割机跟在后面，那时的父亲就像一个带队出征的将军。我们家叫收割机下地割麦的消息立马在村里成了一个新闻，甚至邻村的乡党也专门赶到地头看热闹。收割机师傅不让主家人下地，叮嘱父亲到村里唤一辆拖拉机过来，车厢要空，里面最好铺一层油纸。

《麦子里的童年》1990年5月陕西陇县

阴云密布，收割机在泥泞中开动，把低垂的麦穗尽数吞噬，就像割韭菜一般，不到一个小时，四亩地就变成了光头。父亲把拖拉机开到收割机旁，麦粒混合着六月潮湿的空气，呼啦啦吐进拖拉机车厢。祖父盯着麦粒，眼睛睁得很大，父亲则跳进车厢，嘴里乐开了花。乡下人一睹收割机的风采，继而奔走相告，连连喝彩。麦客们背着依旧锃亮的镰刀，站在地头，看着收割机在轰鸣中将一亩麦子收割殆尽，他们眼睛同样睁得很大，就如同在打量一件刚刚出土的史前文物。

那个潮湿的夏天过后，麦客们继续游走在田间地头，但他们很少再有这么多机会到麦浪中尽情收割一把了。留给他们的，只剩下附近山上逼仄的小块旱地，之后几年，记忆中的麦客也越来越少，直到最后，终于消失在机器大轰鸣的声音中。

“麦客还会回来吗？”我问母亲。

“回来也没人请！”母亲冷冷地回答。

夏天到了，麦子又黄了，麦客，再也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