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百花山

只记花开不记年 作者:杨朔 著


百花山

京西万山丛中有座最高的山,叫百花山。年年春、夏、秋三季,山头开满各色各样的野花,远远就闻到一股清香。往年在战争的年月里,我们军队从河北平原北出长城,或是从口外回师平原,时常要经过百花山。战士们走在山脚下,指点着山头,免不了要谈谈讲讲。我曾经听见有的战士这样说:“哎,百花山!百花山!我们的鞋底把这条山沟都快磨平啦,可就看不见山上的花。”又有人说:“看不见有什么要紧?能把山沟磨平,让后来的人顺着这条道爬上百花山,也是好事。”一直到今天,这些话还在我耳边响。今天,可以说我们的历史正在往百花山的最高头爬,回想起来,拿鞋底,甚而拿生命,为我们磨平道路的人,何止千千万万?

梁振江就是千千万万当中的一个。我头一次见到梁振江是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当时井陉煤矿解放不多久,处置一批被俘的矿警时,愿意回家还是参加解放军,本来可以随意,梁振江却头一个参军。应该说是有觉悟吧,可又不然。在班里他跟谁都不合群,常常独自个闪在一边,斜着眼偷偷望人,好像在窥探什么。平时少开口,开班务会也默不作声,不得已才讲上几句,讲的总是嘴面上的好听话。

那个连队的指导员带点玩笑口气对我说:“你们做灵魂工作的人,去摸摸他的心吧,谁知道他的心包着多少层纸,我算看不透。”

我约会梁振江在棵大柳树阴凉里见了面。一眼就看出这是个精明人,手脚麻利,走路又轻又快,机灵得像只猫儿。只有嘴钝。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便耷拉着厚眼皮,阴阴沉沉地坐着。有两三次,我无意中一抬眼,发觉他的厚眼皮下射出股冷森森的光芒,刺得我浑身都不自在。他的脸上还有种奇怪的表情。左边腮上有块飞鸟似的伤疤,有时一皱眉,印堂当中显出四条竖纹,那块疤也像鸟儿似的鼓着翅膀。从他嘴里,我不能比从指导员嘴里知道更多的东西。只能知道他是河北内丘大梁村人,祖父叫日本兵杀了,父亲做木匠活,也死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妻子。他自己投亲靠友,十八岁便在井陉煤矿补上矿警的名字,直混到解放。别的嘛,他会说:“我糊糊涂涂白吃了二十几年饭,懂得什么呢?”轻轻挑开你的问话,又闭住嘴。事后我对指导员说:“他的心不是包着纸,明明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心病,不好猜。”

此后有一阵,我的眼前动不动便闪出梁振江的影子,心里就想: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的性格显然有两面,既机警,又透着狡猾,可以往好处想,也可以往坏处想。偶然间碰见他那个团的同志,打听起他的消息,人家多半不知道。一来二去,他的影子渐渐也就淡了。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河北平原落霜了。一个飞霜的夜晚,我们部队拿下石家庄,这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首先攻克的大城市。好大一座石家庄,说起来叫人难信,竟像纸糊的似的,一戳便破碎了。外围早在前几天突破,那晚间,市内展开巷战。当时我跟着一个指挥部活动,先在市沟沿上,一会儿往里移,一会儿又往里移,进展得那样快,电话都来不及架,到天亮,已经移到紧贴着敌人“核心工事”的火车站。敌人剩下的也就那么一小股,好像包在皮里的一丁点饺子馅,不够一口吃的了。事实上,石家庄不是纸糊的,倒是铁打的,里里外外,明碉暗堡,数不清有多少。只怪解放军来势猛,打得又巧,铁的也变成纸的了。

一位作战参谋整熬了一夜,眼都熬得发红,迎着我便说:“听见没有?昨儿晚间打来打去,打出件蹊跷事儿来。”

旁边另一个参谋蜷在一张桌子上,蒙着日本大衣想睡觉,不耐烦地说:“你嚼什么舌头?还不抓紧机会睡一会儿。”

先前那参谋说:“是真的呀。有个班长带着人钻到敌人肚子里去,一宿光景,汗毛没丢一根,只费一颗手榴弹,俘虏五百多人,还缴获枪、炮、坦克一大堆,你说是不是个奇迹?”

我一听,急忙问道:“班长叫什么名字?”

那参谋用食指揉着鬓角说:“你看我这个记性!等我替你打听打听。”

在当时,我很难料到这个创造奇迹的人是谁,读者看到这儿,却很容易猜到是什么人。正是梁振江。顺便补一笔,自从他参军以后,不久便在保定以北立下战功,因而提拔成班长。当天,我马不停蹄地赶去看他。部队经过一夜战斗,已经撤到城外,正在休息。我去的当儿,梁振江一个人坐在太阳地里,手里拿着件新棉衣,想必是夜来战斗里撕碎了,正在穿针引线,怪灵巧地缝着。我招呼一声,梁振江见是熟人,点点头站起来,回头朝屋里望了一眼,小声说:“同志们都在睡觉,咱们外头说话吧。”便把棉衣披到身上,引我出了大门,坐到门口一个碾盘上。

我留心端量着他。看样子他刚睡醒,厚眼皮有点浮肿,不大精神。前次见面时脸上透出的那股阴气,不见了。

我来,自然是想知道夜来的奇迹。梁振江笑笑说:“也没什么奇迹的。”垂着眼皮想了一会儿,开口说起来。说得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先还以为他的嘴钝呢,谁知两片嘴唇皮比刀子都锋利。当天深夜,我坐在农家的小炕桌前,就着菜油灯亮写出他的故事,不多几天便登在《晋察冀日报》上,后来这家报纸和另一家报纸合并,就是《人民日报》。现在让我把那个粗略的故事附在这里:

石家庄的战斗发展到市内时,蒋匪军做着绝望的挣扎,一再往市中心败退。巷战一开始,梁振江把他那个班分成三个组:一组自己带着,另外两个组的组长是张贵清和孟长生。这支小部队一路往前钻,时而迂回,时而包围,就像挖落花生似的,一嘟噜一串,把敌人从潜伏的角落里掏出来,这些都不必细说。单说天黑以后,又有云彩,黑乎乎的,不辨东西。梁振江私下寻思:这么大一座城市,人地生疏,又不明白敌情,要能有个向导多好!想到这儿,心一动,暗暗骂自己道:“真蠢!向导明摆着在手边,怎么会没想到?”当下叫来一个刚捉到的俘虏,细细一盘问,才知道隔壁就是敌人的师部。梁振江叫人把墙壁轻轻凿开,都爬过去,又把全班分作两路,蹑手蹑脚四处搜索。

正搜索着,梁振江忽然听见张贵清拍了三下枪把子,急忙奔过去一看,眼前是一道横墙,墙根掏了个大窟窿,隔着墙翘起黑乎乎的大炮,还有什么玩意儿轰隆轰隆响,再一细听,是坦克。靠墙还有个防空洞,里边冒出打雷一样的鼾睡声,猜想是敌人的炮手正在好睡。可真自在!解放军都钻到你们心脏里了,还做大梦呢。

梁振江这个人素来胆大心细,咬着嘴唇略一思谋,便做手势吩咐二组从墙窟窿钻过去,埋伏在炮后边,三组守住防空洞,他自己带着人从一个旁门绕到坦克正面,大模大样走上前去。

坦克上有人喝道:“什么人?”

梁振江低声喝呼说:“敌人都过来了,你咋呼什么!”

对方慌忙问道:“敌人在哪儿?”

梁振江说:“快下来!我告诉你。”

坦克上接连跳下三个人来,不等脚步站稳,梁振江喝一声:“这不在这儿!”早用刺刀逼住。另外两组听见喊,也动了手,当场连人带炮都俘获了。

不远处三岔路口有座地堡,听见声,打起枪来。梁振江弯着腰绕上去,大声说:“别打枪!净自己人,发生误会了。”趁地堡里枪声一停,冷不防扔过去一颗手榴弹,消灭了这个火力点。

又继续往前搜索。走不远,有个战士跑过来,指着一个大院悄悄说:“里边有人讲话。”梁振江觑着眼望望那院子,吩咐战士卧倒,自己带着支新缴获的手枪,轻手轻脚摸上去,想先看看动静。可巧院里晃出个人影来,拿着把闪闪发亮的大砍刀,嘴里骂骂咧咧说:“他妈的!什么地方乱打枪?”一面朝前走。

梁振江伏到地上,等他走到跟前,一跃而起,拿手枪堵住那人的胸口,逼他直退到墙根底下,一边掏出烟说:“抽烟吧,不用害怕。”

那人吓得刀也掉了,哆哆嗦嗦问:“我还有命么?”

梁振江笑着说:“你只管放心,解放军从来都宽待俘虏,我本人就是今年二月间才从井陉煤矿解放出来的,怕什么?”又说:“实告诉你吧,我是营长,我们十几个团早把你们师部包围住了,你们师长也抓到了。”

那人一听,垂头丧气说:“事到如今,我也实说了吧。这是个营,外头有排哨,我是出来看看情况的。”

梁振江问道:“你愿不愿意戴罪立功?将来还能得点好处。”

那人见大势已去,就说:“怎么会不愿意?你看我该怎么办?”

梁振江替他出了个主意,那人便对着远远的排哨喊:“排长!排长!参谋长叫你。”

敌人排长听见喊,赶紧跑过来,对着梁振江恭恭敬敬打了个立正说:“参谋长来了么?”

梁振江说:“来了。”一伸手摘下他的枪,又虚张声势朝后喊道:“通讯员!叫一连向左,二连向右,三连跟我来,把机枪支好点!”

后面几个战士一齐大声应道:“支好了。”说着跑上来。这一来,弄得敌人排长胆战心惊。只得乖乖地叫他的排哨都缴了枪。

院里上房听见动静,一口吹灭灯,打起手榴弹来。梁振江拿枪口使劲一戳敌人排长的肋条,那排长急得叫:“别打!别打!我是放哨的。”梁振江趁势蹿进院,几个箭步闪到上房门边,高声叫道:“缴枪不杀!”先前那个拿砍刀的俘虏也跟着喊:“人家来了十几个团,师长都活捉了,还打什么?”于是里边无可奈何地都放下武器。

这时天色已经傍明,再向前发展就是敌人最后的核心工事,敌人的残兵败将早被各路解放大军团团围住,剩下的无非是收场的一步死棋了……

这一仗,梁振江表现得那样出色,因而记了特功,又入了党。记得萧克将军在一次干部会上,曾经着重谈到梁振江用小部队所创造的巧妙战术,认为这是夺取大城市的带有典范性的巷战。无怪当时有不少人赞美梁振江说:“这是石家庄打出的一朵花!”我当时记下他的故事,可是谁要问我他究竟是怎样个人,我还是不清楚。头一次见到他,他是那么躲躲闪闪的,天知道藏着什么心计,忽然间又变成浑身闪光的英雄,这是容易懂的么?还记得我跟他谈这次战斗时,有几次,他说得正眉飞色舞,冷丁沉默一忽儿,露出一点类似忧愁的神情。再粗心,我也感觉得出。他的心头上到底笼着点什么阴影?直到第三次见面,他才对我掏出心来。

我们第三次见面正是在百花山下。那时是一九四八年春天,石家庄解放之后,部队经过一番休整,沿着恒山山脉北出长城,向原察哈尔一带进军。那天后半晌来到百花山脚,山村里许多房屋都被敌人烧毁,只好露营。我在一棵杏花树下安顿好睡处,顺着山沟往下走,看见许多战士坐在河边上洗脚,说说笑笑的,有人还大声念:“铺着地,盖着天,河里洗脚枕着山!”好不热闹。

忽然有个战士蹬上鞋跳起来,叫了我一声,我一看正是梁振江。他的动作灵敏,精神也透着特别轻快,比先前大不相同,冲着我说:“我老巴望着能跟你谈谈,怎么不到我们连队来?”

我也是想见他,便约他一起稍坐坐。梁振江回头对别的战士打个招呼,引我走出十来步远,指着一块石头让我坐,开口先说:“我看见你的文章了,你把我写得太好了。”

我说:“本来好嘛。”

梁振江一摆头说:“不是那么回事。我有一段见不得人的历史,在家里杀过人,一直对党隐瞒着。不是经过这几个月的学习,现在思想还不通。”

我不免一惊。梁振江飞快地瞟我一眼,又垂下眼皮说:“我们家乡一带,土匪多,大半是吸白面的。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挣了十几亩地,日子过得还富余。不想一年当中,三月、腊月,挨了两次抢,抢得精光。我那年十八岁,性子暴,不服气,明察暗访,知道土匪跟邻村一个大财主勾着,抢了,也没人敢讲。我告到官府去,官府又跟财主勾着,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看见也装看不见。我气极了,几夜不能合眼,恨不能放把火,把这个世界烧个精光。后来一想:你会动抢,我就不会动武的?心一横,卖了两亩地,买了支三八盒子枪,联络上村里一帮青年,专打吸白面的黑枪。有一回,邻村那财主骑着马进城去,也没跟人。我们藏在高粱地里,一打枪,马惊了,财主掉下来,叫我们绑住,系到一眼枯井里,由我下去看着。那家伙认识我,倒骂我是土匪,还威胁我说,要不放他,有朝一日非要了我的命不可。我又急又恨,一时遏不住火,把他打死,连夜逃到煤矿去。这件事我瞒得严密,从来没人晓得,心里可结个疙瘩,特别是在石家庄战役以后,党那么器重我,我对党却不忠诚,更是苦恼得很,终于我都告诉党了。”

我听了笑道:“逼上梁山,这正是中国人民光明磊落的历史,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梁振江也一笑,又说:“我的思想更不对头。你记得头一次见面,我对你的态度么?我疑心你是来套我的。我就是多疑,刚解放过来,心里又有病,处处不相信革命。问我参军还是回家,我家里撇下母亲、妻子,好几年没有音信,不是不想回去,可是当地有人命案子,回去不行。再说,自个儿是炮灰里清出来的,不参军,肯依我么?干脆抢个先,报了名吧。我又疑心打仗时候,会拿我挡炮眼。临到打保(定)北,一看老兵都在前边,班长倒叫我挖个坑,好好隐蔽。后来一乱,我和本连失掉联络,随着另一个连冲锋,只见连长擎着枪,跑在最前头,这下子鼓起我的决心,猛往上冲,结果立了战功。在革命队伍里受的教育越久,认识越高,赶解放石家庄,就更清楚革命力量有多强大了。”

我笑着说:“恐怕还不完全清楚吧?将来我们还要解放北京,解放全国……前途远得很呢。”

梁振江说:“你想得倒真远。”

我问道:“人都该有理想,你没有么?”

梁振江笑笑说:“我也有,想得更玄。我父亲是做木匠活的,喜欢拿树根刻玩意儿,一刻就是神仙驾着云头,缥缥缈缈的。我问他怎么专刻神仙,他说人要能成仙,上了天,什么都不愁,再快活没有了。有时我也会望着云彩痴想:几时能上天就好了。”

我笑道:“人不能上天,可能把想象的天上的生活移到地面上,甚至于更圆满。你懂得我的意思么?”

梁振江说:“懂得。”

前面一片柿子树林里吹起开饭号,一个战士喊:“梁班长!吃饭。”又用筷子敲着搪瓷碗,像唱歌似的念,“吃得饱,睡得足,明天一早好开路。”

我便握着梁振江的手笑道:“去吃饭吧。吃了饭,好好休息,明天再向我们的理想进军。”

进军的速度是惊人的。从我们这回分手后,部队沿着长城线,出出进进,走过无数路,打过许多漂亮仗。一九四八年冬天,在新保安又打了个出色的歼灭战,歼灭敌人一个军部和两个师。我本来知道梁振江那个部队也参加这次战斗,想随他们一起行动,不想临时有别的任务,不得不到别的部队去。这以后,革命部队真是一日千里,到一九四九年年初,便进入北京了。北京这个富丽堂皇的古都,谁不想瞻仰瞻仰,于是各部队的干部轮流参观。有一天,在游故宫三殿时,我遇见梁振江那个部队的一位政治工作人员,彼此在胜利中会面,自然格外兴奋,握着手谈起来:谈到一些旧事,也谈到一些熟人。

我问起梁振江,那位同志睁大眼说:“你还不知道么?他已经在新保安牺牲了!”

我的心好像一下子叫人挖掉,空落落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对于同志的死,我经历的不止一次,可是在这样万人欢腾的日子里,忽然听见一位同志在胜利的前夕倒下去了,我不能不难过。我极想知道他死前的情形,更想知道他死的经过,无奈一时探听不出,只听说他临牺牲前,躺在指导员怀里,眼望着天说:“可惜我看不见胜利了!”

我们却能在胜利中,处处看见他。现在是一九五七年“八一”前夕,到处都在庆祝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我写完这篇文章,已经是深夜,窗外的夹竹桃花得到风露,透出一股淡淡的清香。隔着纱窗往外一望,高空是满天星斗。我不觉想起梁振江那种缥缥缈缈的理想。今天在地面上,我们不是已经开始建立起比天上还美妙的生活?这种生活里处处都闪着梁振江的影子,也闪着千千万万人的影子。我们叫不上那千千万万人的名字,他们(包括梁振江)却有一个永世不灭的共同的名字——这就是“人民”。

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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