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史论

前  言
    约翰·埃默里齐·爱德华·道伯格—阿克顿1834年2月10日生于那不勒斯。（阿克顿传记中，格特鲁德·希姆法伯的《阿克顿勋爵：良心与政治的研究》（芝加哥，1952）仍属上乘之作。希姆法伯广泛运用了已于1903年捐献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阿克顿的文章和笔记。大卫·马修的《阿克顿勋爵及其时代》（伦敦，1968）对阿克顿生活年代的人物与事件的介绍重于对他本人的生平与思想的介绍。赫伯特·舒廷格尔的《阿克顿勋爵：自由的历史》（伊利诺斯，1976）是对阿克顿具有同情的记述。约翰·肯扬的《史家：文艺复兴以来的英国历史学科》（伦敦，1983）第125—143页，是最近的讨论，也是对阿克顿带有批评性的讨论，但其中也暴露出肯扬对阿克顿的著作缺少第一手资料。
    自从希姆法伯著作出版以来，因为阿克顿与都林格、辛普森的通信集的出版，我们关于阿克顿的知识增进了许多。此外，希姆法伯所使用过的阿克顿在剑桥的文稿包含他的第一手研究笔记。1973年，剑桥大学图书馆获得了一大箱阿克顿的通信和文稿。因此，现在似乎等待一部利用所有这些新资料的阿克顿传记的出版。）在他的父亲费迪南·理查德先生1837年去世后他即承继为准男爵第八和在什罗普郡的奥登海姆的家庭遗产。1869年由于对自由党首相威廉·爱华特·格拉斯顿的忠告他被擢升为贵族，成为奥登海姆的阿克顿男爵。
    在慕尼黑大学学习（1850—1857）之后，阿克顿回到英国，担任自由天主教的发言人。（阿克顿在自由天主教运动中的作用是《阿克顿选集》第3卷的内容。这方面详尽的学术研究包括约瑟夫·阿索尔兹的《英国的自由天主教运动：〈随笔〉及其1848—1864年的作者群》（伦敦，1962）以及休·麦克杜戈尔：《阿克顿—纽曼关系：基督教自由主义的困境》（纽约，1962）。关于这一时期英国天主教的一般情况，见爱德华·诺曼的《19世纪英国天主教教会》（牛津，1984）。）作为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和政治上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相信促进个人自由、政治上的自治和不受约束的科学探索原则是天主教的真正性质和使命。阿克顿认为，通过这些原则的成功实施，正义的事业、天主教信仰和教会自身的利益将会得到保证。为献身于这些理想，阿克顿成为两个时间不长但却很出色的期刊《随笔》和《内外评论》的合编者与投资者。他为之写了很多随笔、书评和有关时事的文章。在《内外评论》于1864年停刊之后，阿克顿为《编年史》（1867—1868）和《北不列颠评论》（1869—1871）写随笔和评论。他对这4个期刊的贡献不仅包括对当代天主教（这些期刊的历史的较详细的讨论，见阿索尔兹和麦克杜戈尔的著作，也见下面两项成果：欧根·克拉克： 《天主教自由主义与教皇绝对主义》（诺特丹大学学位论文，1965）以及盖尔·鲁恩的《1864—1871年阿克顿圈子：〈编年史〉和〈北不列颠评论〉》（诺特丹大学学位论文，1969）。）问题的随笔，而且还有对当前的观念和事件，如欧洲大陆上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美国内战的历史研究与政治上的分析探讨。然而，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个人自由及其赖以得到保障的手段。除这些新闻活动以外，他还在下院有一个短暂的从1859至1865的自由党议员时期。（阿克顿的议员生涯是詹姆斯·奥克乌莫迪的系列论文的主题：《作为下院议员的阿克顿》，《亚力山大里亚大学人文学报》，第5卷（1950）；《阿克顿当选爱尔兰议员》，《英国历史评论》，第61卷（1946），第394—405页；《阿克顿：年轻的议会活动家》，《澳洲与新西兰历史研究》，第9卷（1960），第131—139页。）
    对阿克顿说来教皇不会犯错误的观念是对历史真实和政治自由主义所有准则的一种践踏。他相信，天主教成为一种进步和自由力量的所有希望，被宣称教皇是宗教和人类道德良心不会犯错误的仲裁者这样一种教义所损害。他在1869—1870年领导反对梵蒂冈教廷关于教皇不会犯错误教义传播活动中发挥了最直接和最积极的作用。（阿克顿和梵蒂冈委员会的关系在《阿克顿选集》第3卷中讨论。这方面的一手材料和解释性论文收集在戴米安·麦克尔拉特的《阿克顿勋爵的决定性年代：1864—1874年》（卢汶，1970）。阿克顿这个时期的日记已由爱德蒙·坎佩翁编辑出版，题为《阿克顿与第一次梵蒂冈委员会日志》（悉尼，1975）。除了这本资料集和麦克杜戈尔、鲁恩的著作以外，还有维克多·康齐米乌斯的《阿克顿勋爵和第一次梵蒂冈委员会》，《教会史杂志》，第20卷（1969），第267—294页。）随着他的自由天主教运动的失败和影响的丧失，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也告结束。他仍然留在教会；但他在天主教的知识界不再起什么作用，也不常写东西发表。他代之以从事个人的历史研究，在英国，在里维埃拉，以及在巴伐利亚的泰格斯别墅过着富有的上流社会的家庭生活。他与格拉斯顿保持一种密切的知识分子的和政治上的关系，他对这位首相的影响在这样一些事情上可以见到，如格拉斯顿对美国内战时的南方以及爱尔兰国内制度的支持。（阿克顿与格拉斯顿的关系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研究，见威廉·Ｗ.怀特：《阿克顿与格拉斯顿：他们的友谊与相互影响》（美国天主教大学学位论文，1973），以及欧文·查德威克的《阿克顿与格拉斯顿：1975年克来顿历史讲座》（伦敦，1976）。）作为女王侍臣，他深受维多利亚女王喜欢，他的学识，他道德上的正直以及社交时的典雅风度使他成为维多利亚英国知识界和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1870年以后他的文字活动已很少。他1877年关于“古代自由史”和“基督教自由史”的演讲可视作范围更为广泛的《自由史》思想的起源。该书并未超出此阶段的研究和计划；但阿克顿在此过程中收集的大量材料和其他的研究仍可表明其历史学识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阿克顿是1886年的《英国历史评论》的创建者之一。在1886年至1895年他给此杂志提供了两篇长文和8篇评论文章。在这样厚实的历史学贡献基础上以及由于他已具有“在世最有学识的英国人”之名望，阿克顿1895年被任命为剑桥皇家教授。（阿克顿的学识引自孟德尔·克来顿（《英国历史评论》的首任主编）、路易·克来顿：《孟德尔·克来顿的生平与通信》，第1卷，第275页。）他的人格，他的演讲，他作为《剑桥近代史》的组织者和主编的角色对英国的历史研究都发挥了直接的和有益的作用。在他去世后的1902年6月15日，他的有7万本藏书的图书馆，连同他毕生收集的研究资料都通过剑桥图书馆献给了历史研究。他的学生费格斯和劳伦斯出版了他的剑桥演讲《论法国革命》和《论现代史》两卷论文集，一卷信件。他的头衔被他的儿子理查德·马克西姆·道伯格—阿克顿，即阿克顿男爵第二所继承。
    阿克顿的生平事迹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但它们对那些使他成为维多利亚知识界最出色和最难以把握的人物之一的复杂思想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
    首先是贵族式的。阿克顿是什罗普郡一个有着很长谱系的准男爵的后裔。他们作为罗马天主教徒好几代人均在大陆上获得事业上的成功。阿克顿的祖父约翰·阿克顿先生升至那不勒斯波旁王国的首相，阿克顿的父亲费迪南第六即费迪南·理查德先生与达克迪·道伯格的女儿和继承人玛丽·比宁·迪·道伯格结婚。因此她属于最著名的英国贵族家庭。当阿克顿的父亲去世时，她再嫁而进入强大的英国辉格党贵族政治的社交领域。她的第二位丈夫和阿克顿的继父是上院的自由党领袖格兰维尔伯爵。格兰维尔伯爵是格拉斯顿亲密的政治盟友，并三度加入他的内阁。阿克顿的妻子也出生于一个在巴伐利亚和意大利都很有名的家庭。
    这样的出生和家庭关系使阿克顿能过着一种有特权的和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身处欧洲大陆和英国社会最为珍稀的阶层之中。在晚年他也确实感到手头较紧，但从未迫使他把文字活动变成挣钱的工具。这使他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那些最初的文学家，也有别于现代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其对阿克顿说来是事业。他从未得到一个学院的学位。他被授予慕尼黑、牛津和剑桥的荣誉学位。他并未按学院的方式工作。他的第一个和惟一的岗位是联合王国两个最著名的历史教授职位之一。
    然而，阿克顿并不是一个贵族式的半瓶醋。他是一个科学的历史学家，其职业素养远过于英国其他可与之相比的同代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阿克顿是《阿克顿选集》第2卷的主题。）或许因为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阿克顿年轻时未被允许进入牛津和剑桥的学院。他代之于去慕尼黑大学，在那里他受教于天主教会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伊格纳兹·冯·都林格。在阿克顿的生涯中，没有什么比伊格纳兹·冯·都林格的影响更为重要。都林格对这位16岁的英国准男爵承担了父亲的角色。阿克顿住在都林格的家里，陪他旅行去欧洲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学者那里。19世纪的德国正是历史研究的前沿，都林格则身处一流德国历史学家之列。从都林格那里，阿克顿学会了把历史看做科学，而不是艺术。历史学家的职责只有一个：通过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以及对之进行的客观评价追求真理。在对档案材料重要性的评价和对历史学家的工作必须尽可能根据原始文献本身的理解方面他从根本上超越了都林格。说担任剑桥皇家教授的阿克顿置身于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列是相当公正的。他是一位在方法上领先于19世纪的大师，而他对心智史重要性的重视预示了20世纪前半期历史学发展的潜在趋势。
    从都林格那里阿克顿也学会了历史地思考——视历史为理解现实的工具。以都林格为榜样，阿克顿在历史中找到了在两个指导他毕生的原则——自由主义与罗马天主教——之间实现和解的工具。
    阿克顿是个自由主义者，在该词的经典意义上，他相信“自由不是一种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自由之需要并不是为了实现一种好的公共管理，而是为了保证对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参见以下［边码］第22页。）他认为超出自身利益的必要界限政府应当进行干预，但仅仅在推进保证和促进个人自由的限度内。
    对于英国圣公会仰慕者的困惑，阿克顿认为他对自由的忠诚和他作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信仰之间并无矛盾。在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他对基督教教义的信仰都是不容置疑的。他相信基督教的启示是自由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个人的价值无可估量，其恩赐的自由超过希腊或罗马所拥有的一切。他以其直觉视教会为促进自由的重要的潜在力量。只有教会拥有一个能抵抗现代政府及其绝对化趋势的组织。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抑制和平衡，教会能够为个人自由提供广泛的保证。阿克顿认为，教皇不会犯错误论像所有的绝对主义一样不仅是不明智的，是个错误，而且是不道德的。阿克顿心目中的道德尺度与他关于自由、历史和宗教的所有思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阿克顿提及道德时总是涉及自由和宗教。自由给人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的机会。真正的宗教能使人的良心和知识升华，以至能够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我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他自己的份内事时都应当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惯和舆论的影响。国家只能在直接与之相关的领域能够合法地分配职责和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超过为其福祉服务的必要界限，它只能促进那些能够成功抵抗诱惑的影响——宗教、教育和财富分配，来间接地帮助生存的竞争。”（见以下［边码］第3—4页。）
    阿克顿不相信道德能与政治或公众生活相分离。为爱国主义的理由下命令谋杀的政治家与为金钱拦路抢劫杀人者同样都是谋杀犯。阿克顿认为，用同样的词对之作出判断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阿克顿主张历史有一个道德目的；历史学家在无偏见地收集证据之后，他必须依据这些事实作出判断和对人格作出描述。他赞同爱德蒙·伯克的观点，“真正的政治原则是那些能使道德也有所增益的原则”；他告诫历史学家“不能容忍任何人和以任何原因逃脱历史有权对错误实施的永罚。”（至于伯克和这段语录请参见阿克顿在剑桥的就职演说，《历史研究》（伦敦，1895），第63、73页。该演讲见《阿克顿选集》，第2卷。）
    阿克顿自己的一生道德色彩也同样强烈。他是那些仅通过研究其私人文献就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少数人物之一。他的研究笔记和一生所收集的资料以及对家人和朋友的信件给了我们一副阿克顿的肖像，其才智和性格非他的公开出版物所能包含。通过那些熟悉他的个人亲眼所见能看清楚其非凡才智和品格。剑桥学监和天主教主教都感受和谈到一个拥有“所有美德而无缺点”（该引言来自奥撒·希朗的《晚年的回忆》（伦敦，1923），第15页。）者的个人魅力和道德上的正直。格拉斯顿信任他“超过其他任何人”，而约翰·莫利称他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格拉斯顿的观点包含在阿克顿写给他的女儿玛莉·伊丽莎白·安妮的一封信中，此外见手稿8121第22栏。莫利的论文见他的《回忆录》（纽约，1917），第1卷，第229—235页。赫伯特·鲍的《阿克顿勋爵致玛莉·格拉斯顿信件》中“引言”（纽约，1904）第9—91页提供了阿克顿对那些熟悉其个人者影响的生动说明。）。知识分子和那些在权力走廊漫步的人仰慕这位学富五车、胸襟开阔的人，他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给人咨询，并能在半个小时之内讲出一本书的微言大义。
    然而那些最仰慕他的人也能感到有一种失败感在主宰着阿克顿。在一个笔记中他对自己说他的一生荒废了。（另见手稿540号，第19页。）这样一种失败了的使命感和荒废感我们可以从本卷前页的肖像中那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中看出。
    年轻时他就寻求把他的学识贡献给天主教事业。他的目标是教育普世基督徒懂得“教会在政治方面以及在科学方面都不追求她自己的目的。如果她鼓励追求科学的目的即真理，追求国家的目的即自由，那么她将会达到。”（《阿克顿—辛普森》，第2部分，第195页。）梵蒂冈教廷终止了这一使命。当他认识到即使是他的良师和密友都林格对他关于历史的道德判断也不能够理解，更不用说同情时，他只得放弃对《自由史》的构思。当阿克顿在他关于乔治·艾略特的文章以及关于曼代尔·格雷顿的《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世系史》所写的评论中提出关于道德以及一位历史学家的道德责任之思想时，他的仰慕者也对之感到困惑。没有人真正懂得他的思想，这样一种感觉起了很大作用，促使阿克顿不愿开始动笔撰写他的《自由史》。因为他对他的最热心崇拜者之一、首相的女儿玛莉·格拉斯顿表白过：“我既没有信徒也没有同情者，因为他们从不给我鼓励和信任。”
    对于他没有发表更多的东西之遗憾，我们可以说，阿克顿的学生有很大的责任。事实是在他已出版的随笔、演讲和评论中，在他的通信和未出版的笔记中，他留下了非常重要和具有创造性的知识遗产。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一些学者如美国的格特鲁德·希姆法伯，英国的赫伯特·巴特费尔德以及德国的乌里奇·诺安克在利用这笔遗产时发现了这样一个阿克顿，他的话对于亲见了欧洲物质的和道德的腐败以及具有法西斯主义政体伪装的国家专制主义的一代人具有先知般的力量。通过这些作品阿克顿仍活在我们的时代。他令人信服地直接与我们说话。他对人性和政治的本性，对人类自由的意义，对那些促进和威胁人类自由的力量之深刻洞见，比一个多世纪前他撰写它们时声音更为响亮和传得久远。他的启示对一个民主社会的每一位善于思考的公民都至关重要。让阿克顿再次以自己的语言对我们这代人说话，这正是编本选集的目的。
 
Ｊ.鲁弗斯·费尔斯  198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