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小小报名插队的头一天，一封加急电报自醴陵来：“母故速来醴”。这封电报给我的感受，我已记不清，也不想再去回味。只记得，我没有哭，哭不出。万种纷乱无序的感觉中，有一种感觉是明确的：她解脱了，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她。我只回了一个电报：“因病不能去立即安葬余候信。”收到电报的次日，4月30日，星山的信来了。信很长，是在母亲去世几天前写的（这信我后来转寄给了弟弟，但他没有退还我，我便失去了这封重要的函件）。大意是：上级机关研究了母亲的问题，为她落实了政策，定为人民内部矛盾。正式文件尚未下达，但已个别通知了她。母亲闻讯异常高兴，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去静远那里了。”又说，母亲患了感冒，正延医治疗。仅仅几天，她的病情转重，带着美好的愿望离开了人世。弥留时，身边竟无一人。命运捉弄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我以为一切痛苦、折磨、忧虑、打击、悲伤、灾难，都已成为过去，再也不可能加害于我们时，最残酷、最狞恶、最歹毒的一击，竟落了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在她重获自由之时，当她苦熬了七年，盼到了与亲人团聚安度晚年的机会时，死亡向她伸出了魔爪！为什么在我终于能够以加倍的温存体贴，补偿她所遭受的一切磨难，哪怕一年，哪怕只有半年，让她带着微笑，在亲人的怀抱里走完人生的苦难历程，——恰在这时，斩断了一切希望，剥夺了补救挽回的一切可能！多么残酷，多么狞恶，多么歹毒！这回我哭了，哭得五脏六腑都要翻倒出来。我哭，不是在接到她的死讯时，而是在接到她的“喜讯”时！母亲去了，她永远安息在外祖父的脚下，再也不为人间的悲欢离合所苦。留下了我们，承受这永恒的悲哀，终生的遗恨。一年后，母亲的存款一万二千元解冻。我从中拨出一千元赠星山家，四千元赠骆家坳生产队，他们用这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袁昌英号兰紫，是外文系的戏剧教授，她大概是英国又是法国留学生，因为除了教两门戏剧之外，她还教一门法文，她是属于严师型的，教书极其认真负责，几乎不苟言笑，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极富于感情的人，对学生爱护备至，我记得在同系同学王梦兰的追悼会中，她在致悼词的时候，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战后，我有意回母校教书，那时系主任是吴宓先生。吴先生不认识我，一切都是袁教授安排妥当的。我是在二年级读“近代戏剧”开始受业于兰紫女士门下的。说到袁女士受聘担任戏剧教授，有一段掌故似乎必须一提：武大初期，闻一多担任过文学院长，为时甚暂，好像只有一年。后来就由陈通伯先生担任，一直到抗战开始之后两年。陈氏在物色戏剧教授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徐志摩推荐一位曾在北平师大教过英文，翻译了英国喜剧家《贝里全集》的某君。陈氏乃按址造访，接淡之下，发现此君虽然翻译过《贝里全集》，对欧美戏剧的全局，知识并不广，更说不上有深度。在谈话中，当然也触及此君役有去过欧美的事，结果是料想得到的：碍难延揽。然此君为此事对通伯先生恨了一辈子，一有机会就大加攻击，而且总是在“不是欧美留学生”的题目上兜圈子，好像对方“只重衣衫不重人”，若在今天，大约可以用“歧视”的罪名，诉之于官司了。袁氏受聘为戏剧教授，除去因为她在英国、法国研究戏剧之外，还有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因素。她的夫君杨端六先生是货币与银行学的权威学者，在武大做过一段时间的法学院长，也是英国留学生。武大初创时代的几位台柱都是留英的学者。地利加人和，再加学养，袁氏之外，实在不作第二人想。那位未出国门一步的贝里专家，对通伯先生只有怀恨了。“近代戏剧”是外文系二年级的必修课程，不外选一些易卜生、梅特林克、萧伯纳、契可夫、莫里哀等人的剧本来研读分析。我起初颇嫌她的进度太慢，因为她常用图解来讨论一个剧本的结构，有些是属于极基本极浅近的知识，她还是详加解释，不厌其烦。我何以不逃她的课，若加以无情的分析，完全是虚荣心的驱使。袁教授除去在课堂上讲解以外，规定每人课外作业好像是每个月一定要交一篇读书报告。指定的读物多半是正在讲解的这位戏剧家的其他剧本。我一向喜欢话剧电影，中学毕业辍学一年家居的时候，偶尔还写些剧评影评，投给上海的报纸，换取微薄的稿费，再去买戏票，因此我细读一本剧本写出来的报告，在格局上大约与初次接触到西洋戏剧的大二学生迥异，每次兰紫女士在发还报告的时候，总是不惜以最美丽的字眼恭维我的凡品，虚荣之心，人皆有之，我岂能例外？她阅卷批改极其谨慎详尽，报告交进去之后，可能一星期也可能两三星期才发还，我不愿失掉受恭维的殊荣，只有准时上课等待夸奖，哀老师说话湖南口音甚重，把我的学名“鸿藻”二字总是念成“焚草”。一位较我略为年长的同学，对我的“不虞之誉”，不免悻悻然。某次在上课前，他慨乎言之曰：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这两堂课，非要听到焚草如伺如何不可，真是“焚草坑人”了。袁教授在三年级教我们“欧洲戏剧沿革”。第一学期全教希腊悲剧，我们在神话方面底子太差，所以师生之间彼此都很吃力。我写阿斯基勒司、索佛克里斯、尤里匹迪斯剧本的读书报告，自然不如写易卜生、萧伯纳等人作品那么得心应手，但是这并无大碍，兰紫老师还是继续夸奖下去，同学中有人称她为“印象派大师”，并且举出例子说，比我们高一两班谁和谁，即使在考卷上画几个圈圈，也准拿甲等。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不过对我而言，至少是有一部分属于印象分数。后来因为我病体支离，我想还有一部分是同情与鼓励的分数。她和另一两位老师，都深怕我会“英年早逝”的。袁昌英教授的著作不多，我读到的仅限于《孔雀东南飞》（剧本）、《山居散墨》（散文集）和另外一些零星文字。有一篇挖苦洪深写的“赵阎王”，因为好些地方完全是抄袭“琼斯皇帝”。一开头她说“琼斯皇帝”并不是“赵阎王”的老子，而“赵阎王”竟然是“琼斯皇帝”的儿子，是比较有趣的一篇。大体上说来，她也和一般的学者一样，写文章能“重”而不能“轻”，求“轻”的时候，反而显得费力。朱孟实先生也是同样的情形。她是学者，外国文学研究家，艺术史家。早在二十年代末就著有《法兰西文学》（1929年，编著丛书，商务印书馆），以后又陆续向中国读者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四十年代又写了《法国文学》（1944年，商务印书馆），此外，还著有《西洋音乐史》等。她是大学教授，在讲坛上讲了几十年的戏剧、法文、希腊神话、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和欧洲近代戏剧等课。她是作家，写有戏剧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1930年，商务印书馆），剧本《饮马长城窟》（1947年，正中书局），散文集《山居散墨》（1937年，商务印书馆）、《行年四十》（1945年，商务印书馆）以及小说《牛》等。她是翻译家，译有法国剧作家的剧本《玛婷，痛苦的灵魂》（1930年，商务印书馆）等，还用英文写成《中国爱国文学》。她叫袁昌英，字兰子、兰紫。……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