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一书兼采各家而又有所发展。如将“道”和“精气”二说结合,提出“太一”是产生天地、阴阳、万物的本始,“道”即“太一”,这实际上是吸收了老子、阴阳家及《易传》的思想。但它的主张积极人世又不同于老子的消极避世,故而今人熊铁基、王范之等认为《吕氏春秋》为新道家。《诬徒》、《尊师》、《劝学》等篇是儒家主张仁义礼乐教化思想的阐述;而认为圣人之所以能“先知”、“非神非幸”,在于能“审征表”,即审察事物发生变化之前出现的各种征兆,则是对苟子“虚壹而静”学说的发展。《吕氏春秋》吸取阴阳家“五德终始”说,实际上是为秦代周作理论依据。而它主张以德治为主、兼用法治,强调人君“以爱利民为心”等主张,则是吸取了法家“因时变法”、重视耕战和赏罚必信的思想,但又批判其“严罚厚赏”实为“衰世之政”。《当染》、《义赏》等篇来源于墨子,《当染》更是直接取于《墨子·所染》,它吸取了墨家节用、薄葬的思想,但又批判其非攻、偃兵之说的迂腐而主张以义兵、义战统一天下,“诛暴君而振苦民”。尤其是《吕氏春秋》所提出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的口号,主张限制天子权力,实是对君权神授论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反集权、反专制的民本色彩。《吕氏春秋》虽为一部理论著作,且因出于众人这手而风格不一,但其中有些文章短小精练,用事说理颇为生动,尤其是二百多则寓言故事,使得该书称得上为优秀的文学散文。本书以陈奇猷先生的校释本为基础,参看了其他注译本,未能尽善之处,倘望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