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校注》是北魏留传至今的一部名著，与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齐名。它以记洛阳的佛寺为题，实际记述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种种传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段的穷奢极欲、贪得无厌、腐化堕落的面目和生活，可与《魏书》、《北史》相证，有些可补正史之不足。不失为一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我国南北朝时代，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较落后的北魏拓跋王朝，百六十年间留下的著作不多，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可称北魏的三部杰作。《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而有科学价值的农书。《水经注》是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地理书。《洛阳伽蓝记》以记北魏京城洛阳佛寺的兴废为题，实际记述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掌故传闻，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三部书因钞刻舛误，错字脱文太多，都很难读。《水经注》一书，清代的学者，从全祖望、戴震到王先谦、杨守敬，都还下过不少的工夫，而其它两书，校订注释的工作，不是绝少人做，即是有人做了，也还不够。这就是《洛阳伽蓝记校注》一书的来由罢。我们知道，南北朝时代是承魏晋以来五胡十六国长期大动乱的时代，也就是黄河流域南北两岸人民大遭苦难的时代；同时它是我国中古时期宗教狂热的时代，也就是佛教臻于极盛的时代。历史告诉我们，当人民受到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还反抗无力之时，往往会产生对美好的来世生活的憧际。宗教就利用其对美好的来世生活这一幻想来安慰他们，麻醉他们，使他们能够忍受在现实中遭过到的一切痛苦。而在剥削阶级或压迫民族的统治者中就利用宗教驯服人民的这一精神武器，作为缓和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以巩固其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工具。又在宗教本身也必须依靠统治者的力量来达到它推行教义和牟取僧侣特权的目的，正如晋释道安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 [1] 我想这就是南北朝时代何以成为我国历史上宗教狂热时代的一个大原因。王昶在《今释萃编》总论北朝造像诸碑时早已接触到了这一点。南朝梁释僧佑《弘明集》，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反映到这一时代关于宗教的发展及其在敦理上和政治上的斗争。魏收《魏书》特撰《释老志》，记载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的宗教史实。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都留下了这一时代北朝方面的佛教艺术，最可珍视的是造像和壁画。《洛阳伽蓝记》也特写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以后的佛教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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