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出版社要出版我的译文全集，我十分感谢。这本《译文集》的编选工作，我请我的二女婿陈恕来做。一九二三年我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时候，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论文中李易安（李清照）的二十五首词就是我最早的中译英习作。我从英文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著作是纪伯伦的诗集《先知》（The Prophet， 1923）。这本书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在一位美国朋友处读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词，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又把它重读了一遍，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于是我着手翻译了。这本译著从一九三○年四月十八日起，陆续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上连载，后来因副刊半途停办而中断。该书于一九三一年九月由上海《新月社》出版。我翻译的纪伯伦的另一部诗集是《沙与沫》（Sand and Foam， 1926），部分译文先刊载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号《世界文学》上，一九八二年七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将我以前译的《先知》和《沙与沫》合集出版。一九五○年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还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献歌》（Jitanjali： Song of Offerings， 1912）和《园丁集》（The Gardener， 1913）。这些著作都是作者用英文写的，而不是经过别人翻译成英语的，这样我才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从而译起来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负责，我从来不敢重译。我翻译的作品大部分是我喜欢的，我最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集《吉檀迦利》，这本诗和《先知》有异曲同工之妙，充满了诗情画意。泰戈尔的《飞鸟集》对我早期的诗歌创作就产生过影响。除了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外，我还翻译了一些其他的诗文，也有是重译的，那是给我的任务。我只好从英文中译过来，但我也尽了努力。我翻译的其他作品有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马亨德拉诗抄》，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的诗集《燃灯者》（The Lamplighter， 1977）等。我想这些翻译作品都起到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好的作用。我希望青少年们，好好地学习本国语言，再好好地学习一两种外国语言，把促进中外交流的翻译工作担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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