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周汝昌明人刘、于二公的《帝京景物略》，真是一部奇书，每一循诵，辄为击节叫绝。——然而高兴之余，却又总带有几分怅惘之感，因为在我寡陋的印象中，似乎数百年间，竟无一人一书堪称继武，在他们之后，拖下了这么大的一片大空白。这难道不让人沉思而慨然吗？多年以来，此种感慨日积日深，——不想今日要为云乡兄的《燕京乡土记》作序，我心喜幸，岂易宣喻哉！乡土记有甚对读？有何价值？我不想在此佳构前面回答这种八股题，作此死文章。汉人作赋的，先讲“三都”、“两京”；三国诗人，也有帝京之篇。看来古人所以重视“皇州”、“帝里”，不一定只因为它是“天子脚下”。不论什么时代，一国的首都总有巨大的代表性，燕都的代表性，远的可以上溯到周武王分封，近的，也可以从辽金说起——这“近”，也就有七八百年呢！这其间，人民亿众，歌哭于斯，作息于斯，蕃衍于斯，生死于斯，要包涵着多么广阔深厚的生活经验、文化内容，恐怕不是“计算机”所能轻易显示出答案来的。我们中华民族，就在这样的土壤上，创造积累出一种极其独特而美妙的文化；这一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只是存在于像有些人盯住的“缥湘卷轴”之间，却是更丰富更迷人地存在“乡土”之际。这一点，往往为人忽略。忽略的原因，我认为是它太神奇而又太平凡了，于是人们如鱼在水，日处其中，习而与之化；于是只见其“平凡”、而忘其神奇，而平凡的东西还值得留心与作记吗？这也许就是刘、于二公之所以可贵。我常常这样思忖。“乡土”到底是什么？稍稍长言，或者可以说成乡风土俗。乡风土俗，岂不“土”气乎？仰慕“洋”风的，自然避席而走。但因沾了“帝京”的光，或许就还能垂顾一眼，也是说不定的。其实，“帝京”的实体，也仍然是一个人民聚落的“大型”物罢了。一个小小聚落的“乡土”，却也是很值得为之作“记”的呢？我打一个比方。譬如这“庙”之一物，今天一提起它，想的大约只是一个“迷信象征”。事实上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认识论”所能理解说明的。如果他一乍听庙和“社会”密切相关，会惊骇诧异或嘲骂其“荒谬”、“错误”。因为他不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我们的“老祖宗”们，凡是聚落之点，必先有一“社”（也许设在一株古树之下），群众有事——祭祀的，岁时的，庆吊的，娱乐的，商议的，宣传的……都以此“社”为“会”众之所。从这里发生出“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形式。后来的庙，就是“社”的变相遗型（众庙之一的“原始体”叫土地祠，就是“社”了）。庙的作用，远不只是“烧香磕头”一类。应当想到：建筑、雕塑、壁画种种艺术，都从此地生长发展。唱一台戏，名曰“敬神”，其实“娱人”，（“心到神知，上供人吃”的俗谚，深通此理了！）而戏台总是在庙前头的。所谓“庙会”，其实是“农贸市场”和“节日文艺演出”的结合体！所以鲁迅先生早就指出，这是中国农村人民一年一度的惟一的一种自创娱乐形式，把它当作“迷信”反掉了，则农民们连这么一点快乐也就没有了！——讲“乡土”，其中必有与“庙”相关的事情，这是我敢“保证”的。这些事，难道不值得我们思索一下吗？我们常说“人民的生活”这句话。其内涵自然有科学表述，今不多及；然而假使人民的生活当中不包括我们刚才叙说的那一重要方面，那么这个民族（伟大的民族啊！）还有什么“意味”可言呢？这个民族有他自己的文化历史，有他自己的乡风土俗，这如不是一个民族的一种标志，那什么还是呢？历史的时间长河是望不到尽头的，时代要前进，科技要发展，文明要进化，社会要变迁……。但不管怎么进展变化，中华民族的根本质体与精神是不会变“土”为“洋”的。以此之故，后人一定要了解先人的“乡土”，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为什么如此生活的深刻道理，才能够增长智慧，更为爱惜自己民族的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对于“古今中外”的关系，才能够认识得更正确，取舍得更精当，而不致迷乱失路，不知所归。如此看来，为燕京之乡土作记，所系实非细小。以“茶余酒后，谈助可资”的眼光来对待它，岂不浅乎视之了？开头我提《帝京景物略》，此书确实不凡。但它是以“景物”为主眼，除“春场”等个别条目，记“乡土”的实在不够丰富。如今云乡兄这部新书，大大弥补了前人的阙略，长期的空白，使得我们不再兴惘然之慨叹，其于后来，实为厚惠，个独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的受贶良多而已也。云乡兄的文笔亦佳，使刘、于二公见之，或亦当把臂入林。这也是不可不表的。我草此序，极为匆促，不及兼作题咏，今引前年题他的《鲁迅与北京风土》的一首七律于此，也算“义类”相关吧：至日云鸿喜不遐，春明风物系吾家。轮痕履印坊南北，酒影书魂笔整斜。霏屑却愁琼易尺，揖芬良愧墨难加。揩摩病眼寒灯永，惆怅东京总梦华。诗题是：《壬戌长至节云乡兄远惠其新著赋句报之》。是为序。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三日，北京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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