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

　　《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面向青年讲授怎样求学，怎样读书，怎样生活，怎样谋职，以及关于健康、婚姻的种种问题，共十九章，丰富多彩。撰著人王云五，一个几乎未受过正规教育而成了胡适的老师、孙中山秘书的人，成了主持商务印书馆达四十年之久的人，成了一位对中国现代文化有杰出贡献的学问家、发明家。他将自己“怎样读书”、“如何读书”的经验，在《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详尽实用，一一道来。每一章都让人感到可亲、可信。它对希望成为有用人才的青年，特别是对走出了学校围墙都还需要充电的年轻人，的确具有学习方面的指导作用。无论你是在校求学，还是已经走出校园又想继续充电的年轻人，《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都具有学习方面的指导作用。

　　王云五（1888.7.9-1979.8.14）原名之瑞，小名日祥，后改字云五，号蛐庐，笔名出帕、龙倦飞，晚年自署自由庐老人，祖籍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生于上海。王家世代耕读，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爿小店。王云五早年入私塾就读，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因其长兄早逝，父亲不愿他再走科举的道路。14岁那年受父命去一家五金店当了学徒。王云五上进心强，不甘就此辍学，白天在店里学生意，晚上进夜校学英语。一天，当他读了科学发明家《富兰克林传》一书后，更增添了自己苦读成才的信心，半年后即离开五金店，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16岁时，父亲又命他在一家洋行仓库当助理，再次辍学。但他仍不甘心，半年后又入同文馆学习英语，次年春还兼任该馆的教生（助教）。同文馆附设图书馆，这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西方学者亚当、斯宾塞及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1906年冬，王云五被上海益智书室聘为英语教员，兼授数学、史地课，18岁即开始步入教育界。翌年春，他任振群学社社长，10月转入中国新公学任英语教习，胡适（时名洪骍）、朱经农等为该校学生。嗣后中国新公学并入中国公学，他继续任教历时4年。辛亥武昌首义后，上海革命军兴，学校停课。王云五为李怀霜主办的《天铎报》撰稿，并任《南方日报》译述。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国，香山县的旅沪同乡会在扆虹园设宴欢迎，王为宴会主持人，受到孙中山的青睐。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王云五被孙中山聘任大总统府秘书。此时他就改革教育问题写信给教育总长蔡元培，因而得以在教育部兼职。3月教育部迁北京，他任专门司第一科科长，不久被荐为佥事，随即又兼北京国民党人所办《民主报》主编。同年9月加入国民党。l916年春，他离京至沪，7月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此后他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开始步入编译出版界。1921年9月，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接替高梦旦担任编译所长。上海商务印书馆为国内最大的近代化出版企业，五四以后力求出版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籍以适量应时代潮流。王云五接任后，以“教育普及”和“学术独立”为出版方针，改组机构，延聘朱经农、杨杏佛、周鲠生、竺可祯、陶孟和、何炳松等专家学者，分别主持各部工作；创编各科小丛书，为日后编印《万有文库》作准备；扩充原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改名函授学社；加强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联系，增出《大学教科书》。从1922年到1929年王主持编译所的8年间，先后编译出版有《教育大词典》、《动物学大词典》、《英文大词典》、《英文习语大全》，影印《四库全书》，出版《说文解字诂林》、《四部丛刊》、《百科全书》、《万有文库》第一集以及《王云五大词典》、《王云五小词典》等等。这期间王云五还从事辞书检索的研究，他在高梦旦探索多年的号码检字法的基础上，参考陈文的号码检字方案，进行四角号码检字法的研究，于1928年10月完成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同时，为使商务馆涵芬楼藏书的对外开放，他又运用十进分类法，于1927年4月写成《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王云五在商务的这些成就，使他在出版界开始显露头角。1930年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威昌去世，经夏小芳、张菊生、高梦旦等商议，聘王云五担任商务总经理。王云五到职后先往日、美、英、法、德、意等9国考察企业管理。回国后向董事会提出实施科学管理的计划，推行科学管理以整顿商务。他针对商务各科问题与积弊，先后公布改组编译所和总务处的方案，组设编译评议会，推行总经理负责制，施行《编译工作报酬标准试行章程》等。这些“科学管理法”，尤其是编译工作按时计算、按字数付酬的办法，使职工工作量陡然较前增加二三倍，也不合脑力劳动的特点，因而遭到商务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和总务处四个工会的强烈反对，提出19条要求迫其答复。嗣后经上海社会局出面调解，王云五口头上表示撤回改革方案，而实际上仍坚持改革整顿。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发生，商务总馆、总厂在战火中被毁，损失惨重。王云五宣布总馆、总厂停业，职工一律解雇，组设特别委员会和善后办事处处理善后。同年8月宣布总馆、总厂复业，新订雇用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的改革和整顿。王云五以总经理兼生产部长及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揽编译、出版、印制全权。经过加强对工厂的管理，实行职工三班工作制及其它种种的改革，商务生产增加，成本降低，大量重版旧书和增出新书，达到日出新书一种。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王云五决定商务以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仍坚持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方针，亲自驻港督导一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王云五改在重庆设商务总管理处统辖后方各分厂，其出版方针以一般用书为主，用丛书方式出版各种抗战读物。抗日战争时期，王云五除主持商务业务外，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从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王云五虽然在1912年加入过国民党，但因在1927年国民党党员登记时未办手续，所以此时成了一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但他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为开了“恶例”。王云五以“社会贤达”身分四出活动，所言所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因而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器重。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而成了国民政府大员。玉云五辞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务，同时还辞去了参政会参政员和主席团成员的名份。他以经济管理专家自任，标榜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经济部无力管制，王亦束手无策。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蒋介石力图挽救危机，指示王云五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共同策划币制改革。王云五于8月初提出“统一财政经济决策机构”和“行政业务计划方案”，随又草拟了“金圆券发行办法”。蒋介石采纳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于8月19日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和外币，限制物价，以行政命令抢夺人民手中的财富。9月，他前往美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第三届联合会，大吹其币制改革，以图讨好美国而获取贷款。可是，发行金圆券不过3个月，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金圆券形同废纸，全国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破产。王云五本非最高决策人，但一时成了众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弹劾，于11月被迫引咎辞职，悄然离开南京去广州。1949年2月，王云五前往香港，创办了国华两合公司出版社，又回到了出版界。1951年1月，他在台湾设国华出版社分社，定居于台北。王云五到了台湾后，重新活跃于政坛上，先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公务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3年12月，王云五在台湾退出政坛，仅任“总统府”资政。重新回到出版界，于1964年7月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他大力整顿改革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出版。王云五在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之余，还整理旧稿，从事新著，先后出版《谈往事》、《纪旧游》、《王云五新辞典》、《十年苦斗记》、《蛐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等书。1979年8月14日，王云五病逝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