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

　　革命与浪漫，尘封半世纪，2006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年度摄影师金奖得主，十万底片首次披露。蒙敏生的影像作品述说了“革命”和“生活”两种境地，这不是“革命＋生活”，相反，革命有革命的逻辑，生活有生活的逻辑，照片里的人物被这两种不同的逻辑困扰、争夺。蒙敏生必然肯定革命的正当、合理，但出于天性和阅历，他又不能忘情于那飘离在坚硬的革命之外的柔软的人性区域。——姜纬（策展人、摄影批评家）蒙敏生的摄影是上世纪香港摄影中的一个另类。他的摄影交织着那个时代来自中国大陆的左派社会意识形态，和香港底层社会的情感，以及沙龙摄影的艺术思维方式，是一个多义的影像文本。因此，他的摄影具有难能可贵的社会历史意义。——鲍昆（策展人、摄影批评家）人在天堂，很难理解地狱。蒙敏生先生的作品就在两者间相望。凭一心热血和有点幼稚的憧憬，碰出些创意的火花。不忘受“迫害”的劳苦大众，也常抽空制造天堂的靓女。——刘博智（美国堪萨斯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摄影家）香港是一个奇特之地，它不仅有一百年以上的殖民史，而且还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但出于各种原因，一般人对香港历史的这种特质缺乏了解。近三十年来，香港的意义越来越为国人所熟悉。特别是九七回归之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得以近距离地观察香港。不过，香港那深邃的一面仍然不为人知。现在，通过蒙敏生的影像，香港的这“另一面”开始呈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以蒙敏生漫长的摄影生涯和独特的左派经历，他所告诉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香港的繁华，还有香港的挣扎。从这个意义来说，蒙敏生的“香港”是不得不知道的。——杨小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这批底片绝大多数是纪实摄影，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记录香港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香港的农夫、渔民、码头工人、作坊、工厂劳工、社会活动、有轨电车、市井茶肆、民俗风情、中产阶级、港九工人运动、香港风光、香港城市建设等等，这形成了一部连续的香港图片史证，仅仅从历史学、社会学意义而言，这就十分珍贵了；从图像内容而言，蒙先生记录的是香港的另一面，这就是：概貌之外的细节，成就底下的磨难，浮华背后的苦楚，功利之上的理想……同类相恤，他的摄影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给蒙先生加一顶 “香港人民摄影家”之冕。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底片时就感叹，直到1990年代，我们还相当闭塞，不知道大陆之外在为什么拍？怎么拍？拍的如何？我们将大陆几位八十年代开始自觉、平实记录社会生活的摄影家称为纪实摄影的先知先觉者，看来是我们的孤陋寡闻下对他们的一种过誉。就摄影而言，香港的蒙敏生等人觉醒更早、实践更多、功利性更少，中国摄影史将无法忽略这样的人物。

　　蒙敏生（1919—2007）祖籍广东，生于上海，青年时赴香港谋生。1950年代，曾在电影厂短暂工作，因此开始了他的摄影。后来，在不同的公司做普通的雇员，开过快餐小店。他是一个业余摄影者，但摄影是他的生活方式，不间断地记录香港的市井风物，也在摄影棚里拍摄他理想中的社会。他的纪实摄影构成了连续的、弥足珍贵的香港史证，艺术摄影则闪耀着前卫的、理想主义的光芒。直到2005年年底，蒙敏生还平均每周拍摄三个胶卷。作为一个劳碌谋生的香港无产者，蒙敏生成为左派，也决定他的摄影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六十年忠诚地“用镜头去反映下阶层”。和传媒表达的香港大相径庭的是，蒙敏生的纪实摄影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这就是：概貌之外的细节，成就底下的磨难，浮华背后的苦楚，功利之外的悯怀……仅就纪实摄影而言，蒙敏生的成果足以傲视1980年代的后来者。然而，他的摄影决不仅仅局限在记录。在静物、风光、人像、纪实等方面，蒙敏生都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尤其是他在摄影棚里拍摄的“拟革命”系列，更是先行的前卫之举，于后世更有思考和针砭的意义，同时为我们观察大陆的“文革”和当时的摄影提供了极好的参照。正当这本书即将付印之际，传来讣告，蒙敏生于2007年6月11日凌晨2时在香港灵实医院去世，享年八十八岁。他从2006年11月4日中风躺进这家医院，一直神志不清，完全靠鼻伺维持生命。而这七个多月里，蒙先生在内地平地而起赫赫声名，这些声名于他的生命已无任何意义。他生命的意义已完全凝结在留存的近十万底片中，他的摄影将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