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卡卡

前言
　　200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生曰派对的邀请。聚会上来了不少年轻人，其中有个MM长得不错。朋友介绍说她叫苏菲，G大毕业后在广告公司创意部工作。这女孩知道我写过些东西，恰好她有段不为人知的经历，希望能够找时间坐下来和我谈谈。说实话，我对广告公司MM的故事不太有兴趣，她们被时尚忽悠了还自以为是，鄙视别人的速度就如同自己被别人鄙视一样快。当然一个美女跟我谈心，我自然不会拒绝，甚至还很激动。
　　我们约好了一个周末的下午，在淮海路的星巴克里。淡淡的斜阳映在她的发梢上，我漫不经心地听她娓娓道来。她的故事没头绪，大体是讲一个有钱的委培生，绰号叫大主教，拆散了一对美好的校园小情侣，上演了人间悲剧，有很多是断断续续的小感受，说到情不自禁处，泪流满面，伏在桌上小声地啜泣。
　　我听她的故事，也没感到什么特别。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压迫，无非就是不幸遇到一个轻微变态的老师，或者家有严父、单位有打卡机、男朋友不讲理、女朋友太娇气。就算按照苏菲所说的因经济压力轻易让爱情坍塌，可这所谓的爱情，不也是建立在花前月下帅哥美女之上的老套吗?我默默地递上餐巾纸，本想来点戏什么的消解预谋的悲情主义高潮，但我却笑不出，甚至隐隐感到这里面有某种为我知却不为我所感的东西。
　　我在想她的故事还有无其他的可能性。那么老套的故事竟然具备排他性，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反讽、戏谑就能解决的，而是我们没有对媚俗足够的尊重，没有认识到它是我们的生存境遇。我认为只有一种人才可以把严肃性消解得透彻，但很可惜，至今为止，我还没有遇见过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至少我就不是。
　　必要说明的是，在苏菲的故事里，新青年卡卡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甚至我想把他写下来。但遗憾的是，不知是苏菲了解甚微，还是她隐瞒了太多的细节，新青年卡卡太模糊太抽象。我想进一步探询，但已无可能。
　　许是见我的脸色充满了后现代的解构，苏菲站起身来，抹去眼泪不辞而别的神情相当冷峻。
　　好在苏菲丢给过我唐梦璇的MSN，这女孩现在美国加州的斯坦福攻读硕士学位。她是卡卡生前的情人、爱人还是女朋友什么的，这都不重要了。
　　欧几里得告诉我们，世上有两条永不能相交的平行线。而理性人类则告诉我们，他们最终都是路人。但我想没有人比她更爱新青年卡卡，也没有人比她更了解新青年卡卡。我开始每日上网，期待有缘网络相会。可不知道是因为她身在大洋彼岸的时差还是在线隐身，我居然从未遇到过她。面对MSN上永远暗淡的图标，那仿佛是女人的心如大海般深不可测。
　　在我毫无着落之际，我忽然想起个人，他就是苏菲故事中的凯明窗帘公司总经理绰号大主教的。如果不是因为对新青年卡卡知之甚少，这恐怕是我最不想见的人。我担心在他最大程度的庸俗化下，遥不可及的精神相望变得脆弱不堪一击，而新青年卡卡的美学理想也将因此黯然失色。但为了给读者一个更丰满的卡卡形象，我还是寻到了位于交通路上的那幢商务楼。门卫说那家公司早就搬走了，查询迁出记录，好像是卢湾区打浦桥那一带。为了不至于莽撞，我预先给他打电话，想约他面聊。对于这个人，苏菲的故事里我已经相当熟悉了。果然当我说明采访的来意，他很礼貌地婉拒了。
　　我并不死心，特意去了趟他们公司。当我说明来意，几名青年员工都抱着戒备的神色说不甚清楚。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再次拨通了苏菲的手机，可是电话那头精准的”ThenLJmberyoudialisbusynow”令我郁闷。我开始逐条发送短信，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得到回音。我告诉她，对此很有兴趣，决定写新青年卡卡的故事。她说很快就要去西部，但可以在去之前约个时间见一面。
　　她这趟去西部是为了见她的男友风子，小伙子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就业去了贫瘠的西部。听说他俩的异地恋，并能坚持如此之久，实在让我钦佩，尤其是苏菲这样时髦又现实的上海小姑娘。我想，是这样的生活太脱离实际，还是我们早就把不可视的排除在视野之外?在苏菲的配合下，我又拜访了故事中的一些人，尽管未能如意，但也足够使我兴奋。为了弄清这些年轻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又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找到了几条重要的线索：新青年卡卡父母的英雄事迹，大主教的发迹史及唐梦璇母亲的知青岁月。但是许多重要细节我依然不得而知，要写这个故事，至少还存有三个疑点：第一，卡卡的祖父投身于共产国际和反法西斯运动，于1949年死于斯大林党内肃反。他这段往事，党史资料上毫无记载，其详情只有他的妻子，或者其儿子知道，可惜他们都相继离开了人世。了解这段历史极其重要，对理解新青年卡卡必不可少。然而，对于这段历史，我只能从布尔什维克党史的描述中去想象，去体验。
　　第二，在2000年后，中国正处于经济高度发展时期。大主教的父亲，作为浙江某国营窗帘厂厂长，在收购中小企业中，一夜间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他的儿子理所当然成为将来的老板，成为一代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如此神速的资本积累，是如何完成的?作为圈外人的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就给写作增添了困难。
　　第三，唐梦璇在潜移默化中不胜负荷，又注定是自我矛盾碰撞最激烈的孤单的个体。”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她。”苏菲那天说过这句话。连与她最亲近的女友苏菲都这样说，那么，一个大男人的我又怎能把她写得真切呢?我想，一定要找到她。然而，一次次寻找，一次次失望，她就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似的，再也没有消息。当然，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没有办法，只能用我匮乏的想象力去补充。虽然不能像曹雪芹先生那样“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却也是在慎重鉴别现有材料、作出合理判断的基础上，几经思考，才敢动笔。与其说我讲述这个故事，不如说更多的是在思考。在写作过程中，我忽然发现，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活得更好一些，可我们恰恰没有，或者说我们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你肯定也会与我有同样的体验。
　　在我案头放着一张新青年卡卡的照片。小伙子是个混血儿，一脸衰相，挺像Ac米兰的中场22号。我想他被有理性的女人抛弃很正常。我给他起名叫卡卡。在意大利语里面，卡卡是粪便的意思，这是个比神学还尖锐的问题，人类排斥粪便是被逐出伊甸园以后的事情了。而新青年卡卡却在我脑海中扎下深根，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
后记
　　这本书我写得很理想主义，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即将“老“去，如果是要为煞尾的青春作后记，那真有点少年回忆录故作老态的悲酸了。我们这代人，似乎都经历了社会经济体制转轨和后现代，很多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在我们手中以几何级数地被消解，这并没有什么干系，我只怕，只怕没有人乐意去修缮或重建，我亦担心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在若干年后，不仅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
　　小说写完后，并没有预想中的轻松。故事的本身已经不重要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过是两男一女的老套了，不仅恶俗，而且毫无新意。我想几年以后中国青年们的阅读情趣大约不一定还维持到那些唯有悲痛与伤怀，激昂与愤懑，欢欣与狂喜的文字上罢。我曾经试图加入反讽与谐谑，甚至用讽喻叙事干扰“唯美”与“崇高”的冲动，但是我却无法轻松地驾驭，落笔愈是沉重起来。我试图在某种理论框架支撑下写作，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恰恰落入了这种理论精心设计的预谋里。这真是荒谬，终于明白了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而作为一个创作者，故事竟然是我一生的敌人。
　　创作的一年来，情思萦逗，屡想中止。在此，我要感谢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赋予我轻松愉悦的写作环境，亦为自由之思提供广袤之天地；感谢我的导师王晓玉教授，给我学术之熏陶、视界之开拓；感谢向我提供素材的青年朋友们：当然，更要感谢我的父母，给我以养育和教诲。如果没有他们，我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写完这部长篇小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