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花苑

后记
　　之所以给这部长篇写个后记，是因为它的写作有着特殊的背景。这部小说初稿于上海。当时，上海市文联有个《电视电影文学》杂志，发表过不少优秀作品。那年他们搞一次创意，开设了一个“新闻与虚构”栏目，请作家们把一些纪实性的文字改写成小说，主要是根据通讯报道写成。作为一种文本试验，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我也是他们约稿的对象之一。勉强答应下来后，自己心里也没底，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写好。主要是考虑素材的获取问题。小说创作，没有很好的素材是不行的，不管是依赖于日常工作的见闻，还是见诸报章的新闻报道，都有一个前提：这些素材能否结构故事。当然，新闻素材再好，也不能提供完整故事的，更多的需要加工改造，然后才能成为我们所需要的内容，并完成它的文本构架。
　　我从某期《电视电影文学》杂志上看到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小说，附了一篇相应的新闻事件。现在我手头已找不到这个原件了，只记得是这样的内容：说的是中原某地很有名气的一个中等城市的市长，上世纪末的九十年代的某月，一行人到深圳特区考察。下榻之后，巧遇在这家饭店工作的小老乡一个天生丽质的漂亮女孩。这位来自农村的女孩很质朴，也很聪慧，在异地他乡遇到家乡最大的父母官，感动之余，便拿出百般殷勤来服侍他，唯恐不周。在市长深圳考察的几天日子里，这对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就开始在宾馆行苟且之事。此间，市长还真的动了真情，除了赠给女孩一些价值不菲的小费和礼物外，并留下了联系方式，承诺今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第二年，女孩回家探亲，便和市长取得了联系，市长让她回到家乡，由他负责安排工作，女孩依计而行。随后，市长买了一套别墅，这既作为女孩的住处，也作为市长的行宫。
　　女孩在家乡时有个男友，在她去深圳前就分手了。男友后来就在当地打工，也挣不到什么钱。正在迷茫的时候，有天坐在路边遐想，突然从垫屁股的旧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了一个案子，某小偷偷了一个大官家的东西，失主不敢报案，随后便屡屡得手，最终东窗事发，小偷引出来一个赃官。刘小样的男友由此受到启发，决定也去偷那些高档住宅区，如果遇到一个贪官污吏，他们就不敢报案，就可以圆他的发财梦。凑巧的是，他正好偷到了前女友的家里，遇到了正在幽会的市长，于是演绎了一出活生生的闹剧。
　　一位上海作家就根据这篇新闻报道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他的小说对原有的故事进行了彻底改造，已经没有了新闻事件的影子。也许是作家们思路不同，在我看来，这个材料没有用足。因为就新闻本身来讲，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也有许多巧合的地方，是做小说的上佳材料。于是我就进行重新构思，决定把它写成长篇小说。在我的小说中还有一个内容，是写刘小样当法官的事，也是来源于《电视电影文学》2002年第2期上的一则附录，是转载自2001年10月17日《北京晚报》的一则新闻《风流女竟当上了法官》，说的是陕西某地一名舞女凭借关系当上法官的事，作家野莽把它写成了小说，发表在《电视电影文学》“新闻与虚构”栏目上，我则把这件事用到了自己的小说里。
　　我之所以要坦陈这部小说写作的前前后后，是想重申一个文学常识，作家的虚构都来源于生活，生活中有许多故事不是作家能想像出来的，甚至远远超过作家的想像力。同时我还想说明，好的故事是没有时间性的。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都会有一定的生命力。在文学史上，作家通过新闻事件获取小说素材的事应该是很多的。“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最初都简单得只有几句话的原始记载，后来却演绎出了各种不同的艺术样本。茅盾的《子夜》、王安忆的《长恨歌》也都源于上海新闻，他们从新闻上得到灵感，就将其写成了小说。还有许多作家采用过这种办法，不胜枚举。
　　这部小说和我以前所有的政治文化小说都不同。这一次，我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一个精彩故事的讲述。小说还是要讲故事的，不管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还是世界文学经典，讲故事一直成为小说的第一要务。真正流传下来的，依然是那些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前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我的名字叫红》更强烈地彰显着它的故事性。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故事几乎是它的生命内核。
　　2008年2月19日于陕西省安康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