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0卷，收录1946—1947年的竺可桢日记。1946年2月发生在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和昆明等地的“反苏”大游行，给抗战后的短暂和平蒙上了阴霾，但在10月以前，竺可桢仍然忙于学校从遵义、湄潭向杭州的复员、扩建和开学。同时，亦在多方打听1945年3月在重庆突然失踪、生死未卜的浙大训导长费巩教授的下落。2月份国际气象学会在伦敦选他为气候学委员。4月他在浙江大学建校19周年的校庆日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将来大学之展望”的讲演，认为新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大学应该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因原子弹之发明，而使大学研究科学更增一种刺戟。研究不仅限于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即人文科学亦应提倡，凡所以有利于苍生，无一不在大学范围之内也。” 他在具体领导复员工作的同时，更从长远着眼，规划着浙江大学的未来。1946年，校中增设了医学院和法学院，至1947年年底，全校已有7个学院、25个学系和7个研究所，在校学生逾2000人。1946年11月至1947年6月，竺可桢到欧美游访考察。11月间，中国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成立大会，竺可桢作为6名代表之一躬逢其盛。会后他在欧美诸国做学术考察，会见友人和学生，尤注意广泛招揽人才，为学校的更大发展做必要的准备。在这次游访中，他在美国科教文化中心的波士顿地区停留时间最长。他的英文文章《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起源》刊载于美国《大众天文学》杂志，他在哈佛大学继续查考有关文献。4月间曾应中国留学生之邀，发表题为“中国大学中之自由主义状况”的演讲。5月间在纽约广播讲演“中国大学教育”，在旧金山讲“中国大学情形”。1947年6月竺可桢归国，国内不久即爆发全面内战。面对校园内风起云涌的罢课学潮和营救被捕学生的学运的严峻局面，他一方面告诫学生“上课不妨营救，上课可得教员同情，上课对外易于交涉”，另一方面主张“学校处置学潮，不能用武，始终认大部学生系优良子弟。学校须以德服人”。8月间，竺可桢在中国科学社等七学术团体年会上发表演讲“科学与世界和平”。10月25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农学院学生于子三被捕，引发持续达4个半月的“于子三事件”。竺可桢奔走呼号，愤然告诉媒体记者“此事将成千古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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