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库全书》在历史上的文化价值，周积明先生在其专著《文化视野下的》一书中给出了相当高的总结：“《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空前浩大的修书工程，它历时十五年之久，集中四千余人，共收录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计七万九千余卷，三万六千余册。如果把《四库全书》原抄本的二百三十万张书页逐页相接，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周。其宏大气象足以与万里长城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称它为‘东方文化的金字塔’，应是当之无愧。”《四库全书》的空前不仅在于体量上的巨大，更重要的是，该书的编纂直接推动了乾嘉朴学派的开创与兴盛。黄爱平的专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认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又进而确立了汉学在清代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有力地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乃是由于四库馆臣中有着多位重要的实学大家，正如洪亮吉在《邵学士家传》中所言：“乾隆之初，海宇义平已百余年，鸿伟瑰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征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邵晋涵）与戴君（震）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栋）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四库全书》总计抄录了七部，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七部大书有着各自颠沛流离的经历，保存至今者，约其总数之一半。而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周年，作者认为《四库全书》足可以视为600年来紫禁城中所编纂的非常重要典籍的代表，理应让人们再次予以关注。因为《四库全书》的重要性，后世许多学者都对其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然从未有人将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历史遗迹进行系统的考察探访，故而我决定以寻访的方式来纪念这场毁誉参半的重大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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