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经（心太平本与赵孟頫临本）/双观帖》特点：一、多样的范本：习字总是离不开范本，而范本在传播的过程中呈现为非常复杂的样态。书家亲笔书写的字为真迹，王羲之、王献之等名家的书信、文稿皆成为后人习字的范本。可是经典作品的真迹是非常难以获见的，即使有幸获见，也难以长久地保留在身边。为了保存与传播，就有了对真迹的复制。古人并无照相影印技术，复制法书真迹主要依靠勾摹与刻帖两种方式。勾摹又称“向拓”，即向光而拓，也写作“响拓”，它的基本程序是双勾和填墨。具体程序是，用较为透明的硬黄纸蒙在真迹上面，将字的每一笔的轮廓用淡墨细綫勾出来，然后再依照真迹的浓淡枯润填墨。填墨时有的小心一些，好处在于精细；有的大胆一些，好处在于笔意鲜活。更为简略大胆的方式便是将纸蒙在真迹上直接摹写，省去双勾的程序。唐代制作了很多精彩的晋帖摹本，在真迹难得一见的情况下，唐人摹本便非常接近经典原貌了。元人张雨跋唐摹《万岁通天帖》云“不见唐摹，不足以言知书者矣”，足可见唐人摹本之可贵。刻帖是将原迹依样刻到石版或枣木版上，中间要经过双勾、背朱、上石、刊刻几道程序，刻好之后还要捶拓以制作拓片。如果暂不考虑技术水平的因素，刻帖比起摹本来，要经过更多的工序，失真的程度也比摹本要大。好的摹本虽然“下真迹一等”，但是制作一件摹本是非常费时费力的。刻帖虽然不如摹本逼真，但是可以从帖石或枣版反复捶拓，制作很多的拓本。在范本传播的过程中，唐人摹本和宋人刻帖也会变得非常难得，于是出现辗转复制的情形，或依摹本再摹，或依刻帖再刻，或依刻帖而勾摹，或依摹本而刻帖。碑刻也是书法范本中的重要类型，具体又包括碑、墓志、造像记、摩崖等。起初，碑刻上的字是由书家用笔蘸着朱砂直接写上去的，称为“书丹”。后来也采用先写在纸上然后摹勒上石的办法，比如赵孟頫所书《胆巴碑》《仇锷墓碑铭》其墨迹皆流传到现在。从直接书丹到刊刻，比起刻帖的摹勒上石再刊刻，工序要减少很多，似乎应比刻帖更为接近书写的原貌，然而未必如此。对于碑刻，启功先生指出两种刊刻的类型：“一种是注意石面上刻出的效果，例如方棱笔画，如用毛笔工具，不经描画，一下绝对写不出来。但经过刀刻，可以得到方整厚重的效果。这可以《龙门造像》焉代表。一种是尽力保存毛笔所写点划的原样，企图摹描精确，做到一丝不苟，例如《升仙太子碑额》等。但无论哪一类型的刻法，其总的效果，必然都已和书丹的笔迹效果有距离、有差别。这种经过刊刻的书法艺术，本身已成为书法艺术中的另一品种。”（《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从实际结果看，刀刻总会改变原迹，而从目的和功能看，刻帖与碑刻实有不同。刻帖就是为了保存并传播法书墨迹的，所以刻工会尽量刻划出原帖的样子。而碑刻则是书手和刻工合作的工艺品，刻工可以尽力依照书丹的原貌奏刀，也可以大胆修饰以求“刻出的效果”，就像将小说拍成电影，可以尽量忠实原着，也可以大胆改编。刻帖摹勒上石程序烦琐，而且往往是后人刻前人的字，难免对笔法理解得不到位，这是其不足之处；而刻帖的初始目的是尽力保存法书的原貌，故而奏刀时夸张的“改编”较少，这是其优胜之处。碑刻从书丹到刊刻程序简单，而且是当时人刻当时人的字，刻工对笔法感觉更焉亲切，这是其优胜之处；而很多碑刻中夸张的修饰刻法改变了书丹的原貌，加上一些石面粗糙难以刊刻，这是其不足之处。这里的优胜和不足，皆是就是否能更好地体现书写的原貌而论的。以上谈了真迹、摹本、刻帖、碑刻这几种重要的范本类型。其实，书法范本的种类还有很多，如商周的甲骨文、金文都是书法家取法的对象。每一种范本都带有材料本身的个性，就像人们常说的“书卷气”“金石气”“枣木气”。人们习字要临习范本，而一些高明的临本自身也成了范本，比如（兰亭序》，有传为褚遂良的临本、传为欧阳询的临本等。这些临本一方面表现了临写者的书法风格，另一方面对于理解所临的范本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二、在比较中加深理解：既然书法的范本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样态，那么比较不同形态的范本便是获得深入理解的重要途径。比较的方法很多，姑举以下几个方面。（一）墨迹与刻本的比较把一件墨迹作品刻到石头或枣木版上，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形而丢失某些信息。即使再精确的刻本，墨色的枯润浓淡也是无法看到的。比较墨迹与刻本，可以渐渐揣摩出刻本中的哪些形态是刀刻、捶拓、风蚀等因素造成的。有的作品，墨迹本与刻本都是传世可见的，比如日本小川氏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与关中石刻本，源头皆是智永所书，比较起来一目了然。即使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也可相互比较，比如将楼兰出土魏晋残纸和《十七帖》并观，对理解王羲之的草书笔法颇有助益，临写《十七帖》时，便可在很大程度上做到“透过刀锋看笔锋”。墨迹与刻本的比较不仅有助于临习刻本，也有助于临习墨迹。刻本中的刀痕改变了墨迹的初始形态，墨迹固然因此失真，但从积极处看，刀痕也常常让墨迹中的点画特征鲜明起来。墨迹中的方笔和圆笔，在碑刻中往往变得更方、更圆，一些方中带圆的点画特点在碑刻里也有鲜明的体现。就像漫画襄的人物形象，虽然变形了，但是人物的相貌特点也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因此，除了“透过刀锋看笔锋”，我们亦可“借助刀锋看笔锋”。有的书法家心仪刀刻、捶拓、风蚀带来的效果，若能深入比较墨迹与刻本，对刀毫之别了然于心，便能更焉自然地表现“金石气”。（二）范本与临本的比较将范本和前贤的临本相互参照，常能有所收获。临本取法范本，也总是带着临写者的个性。清人王澍云：“临帖须运以我意，参昔人之各异，以求其同。如诸名家各临《兰亭》，绝无同者，其异处各由天性，其同处则传自右军。以此思之，便有入处。”（《翰墨指南》）在王澍看来，《兰亭序》诸临本的不同之处出自临写者的天性，而共同之处则出自王羲之，这一看法很有道理。如果进一步看，临本的风格独具之处未必就和所临的范本没有关系，临写者常常是捕捉并强化了范本中的某些特征而自成一格的‘比如八大山人临摹集王羲之字《兴福寺半截碑》，便强化了王羲之字形内部的空间对比。范本有助于理解临本，临本也有助于理解范本。临摹者是以自身的方式阐释范本，就像一束光让范本的某一侧面鲜明起来。这样的比较，既能启发我们深入把握范本的特征，又能启发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临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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