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拙著《陶行知年谱长编》出版以后，对陶行知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产生浓厚的兴趣。2014年5月，接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储朝晖先生电话，告知正筹划“中国现代教育社团史”丛书的编撰工作，承嘱书写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历史。同年9月，有幸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访学，师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著名学者李良玉教授；两年后又到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访学，师从中国教育史研究著名学者周愚文先生。两次访学期间，得有机会了解两岸学者研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成果，并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专心致志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史的书写。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其重要价值，在中国近代教育转型方面的价值尤为突出。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转型，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以京师同文馆的创立为肇始，1861-1949年的中国教育，可以看作中国近代教育；而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则仅仅指上述1861-1949年从传统科举教育到近代西方式教育，再到努力创立合乎本国国情的中国式教育的转变的完成过程。中华教育改进社在这一历史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教育改进社史》从该社的历史活动中，呈现其理想、努力方向和实践探索，特别是该社在第三次年会中提出要“创造合乎国情之中国式教育”“建立有根的教育”，尤应为读者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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