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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写《茧》如换笔,艰难而必要

长篇小说《誓鸟》在2006年问世的时候,张悦然已经写出了三部长篇,多部中短篇。那时,“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奖项的肯定,评论界的认可和众多读者的支持,令她被视为文学前途一片光明的80后作家代表人物。此后,同时代的作家要么一部…

张悦然 丁杨/摄

《茧》,张悦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43.00元

我的这种转变就好比,写书法,原来用的是特别细的笔,当我要写另一种字体,就必须换一支粗笔,换笔的过程特别痛苦。所以,写作上的这种转变就特别困难,但又必须完成这个转变,不然以后很多东西都写不了。

长篇小说《誓鸟》在2006年问世的时候,张悦然已经写出了三部长篇,多部中短篇。那时,“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奖项的肯定,评论界的认可和众多读者的支持,令她被视为文学前途一片光明的80后作家代表人物。此后,同时代的作家要么一部接一部地出书,不断扩大市场号召力,要么拥抱资本、涉足影视领域。与之相比,张悦然似乎安静了下来。

2016年初,随着长篇小说《茧》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张悦然的微博、豆瓣小站上一下子热闹起来,读者们纷纷留言表达对这部新作的期待,对她目前写作状态的关注。“我会看这些留言,看到一直有读者在等待,就觉得很感动。”完成了《茧》的进一步修改、确定单行本封面方案后,只待新书出版的张悦然看上去笃定而释然。当初让写作的脚步慢下来,自有她的道理,“其实我这些年也没闲着啊。”她对本报记者说,写短篇,编杂志书《鲤》,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当老师,阅读和旅行,这些与文学的关系或远或近,都是一种积累。她坦言迟迟没有写长篇是遇到了困难,“说是十年磨一剑实在没意思”。

从爸爸的一段童年记忆里,张悦然获得能够带给她写作冲动的素材,斟酌出适合这个题材的叙事方式。她在《茧》中设置了李佳栖和程恭这两位80后人物作为叙事主体,通过他们的回忆、讲述,逐渐拼贴、还原出跨越半世纪时光的李、程两家三代人的恩怨,用两条叙事线索推动情节发展。对于历经文革、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市场经济热潮等时代背景的人物精神脉络、情感走向的把握,特别是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呈现、世情冷暖的幽微刻画,都意味着她以这部新作实现了某种蜕变。历经这些年的反思、积淀、打磨,当作品中的人物还在命运之茧中迷惘,张悦然已从《茧》的构思和写作中对自己的文学之路有了抽丝剥茧般的清醒。

读书报:从上一个长篇《誓鸟》到新作《茧》,相隔十年,是什么原因让你写作的脚步慢了下来?

张悦然:写作上,确实是经历了比较困难的时期,写得不顺利。之前我的青春文学写作有点像类型文学,风格虽然强烈,但会束缚发展,还是得从那种风格里面出来。我的这个选择当时令一些出版商失望,他们可能想把我培养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大的IP(知识产权,延伸意义是由此生发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但是,我的发展方向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市场并不缺少巨大的IP啊。每个人心里的文学标准不一样,我要真地往那条路上走可能会失败。

读书报:具体到《茧》,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写了多久?

张悦然:写了大概五六年。构思长篇的时候,我喜欢先想个命题,然后带着命题生活、带着命题上路的感觉,之后文本也会不断变化。这种写作状态的坏处是过程比较慢,好处是这是个挺好的自我训练。《茧》成书是这个字数,但还有很多文字没有放在书里。以前我写过三个长篇小说,但我的写作并不职业化,我是通过《茧》的写作完成到职业作家的转变过程。

读书报:你之前的写作,不管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如何,都更像是在写自己。《茧》的写作虽然有很多你的童年经历为素材,但确实在努力记录时代变迁。

张悦然:《茧》里面是有很多我的个人经验,很多我童年的细节。不过整部小说完全站在虚构的立场上,这接近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写作状态。一开始动笔的时候,觉得这个故事离我特别远,和我没有任何交集。写着写着发现,越来越多和我有关的细节被写进去了。

读书报:和你前面的长篇相比,《茧》的文字风格要趋于平实,很多对人物的刻画,世态炎凉的细节描写。那种人情世故的细微玄妙很难写好,你是怎么做到的?

张悦然:这对我来说特别难。写青春文学时的那种状态还是挺虚的,原来的写作,个人风格强烈,但过于抒情化,写着写着就跳到抒情模式里,有些题材那种风格是没有办法去写的。所以,我的这种转变就好比,写书法,原来用的是特别细的笔,当我要写另一种字体,就必须换一支粗笔,换笔的过程特别痛苦。所以,写作上的这种转变就特别困难,但又必须完成这个转变,不然以后很多东西都写不了。

读书报:联想到书中人物的命运,《茧》这个书名还是很有深意的,这个名字是一开始就定下的吗?

张悦然:以“茧”做书名是写到一小部分后定的,当时我就明确地想要这个书名。但写完之后,很多人建议我改名字。有人觉得这个书名特别抽象,有些拒绝读者。可是为什么要取那么长的书名?长的书名里难道不是有一种对读者的邀请吗?像是一种表演和撒娇。

说起来,我的小说名字总是和动植物有关,加起来简直就是一个花鸟鱼虫市场。葵花(《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樱桃之远》)、鲤鱼(《水仙已乘鲤鱼去》)、鸟(《誓鸟》),现在又是《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总是喜欢从一个意象出发,小说会围绕着这个意象建立。《茧》也是这样,它在中间,被文字包裹着。

读书报:书中写到,文革时,讲述者一方程恭的爷爷头上被钉了一根钉子,讲述者另一方李佳栖的爷爷有行凶嫌疑。可以说这根钉子引发的事件造成了两家三代人之间的恩怨,这个事件有原型吗?

张悦然:确实如此,甚至有的人替我想书名都是围绕钉子去想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我爸爸的记忆,事情就发生在我爸爸居住的医院大院,是他十几岁时发生的。1977年,我爸爸上了大学,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短篇(篇名就叫《钉子》),寄给了《上海文学》杂志。很快他收到了被采用的来信,高兴得还和他的女友(也就是我妈妈)庆祝了一番。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对方来信告诉他,小说的基调太灰,没法采用。爸爸肯定感觉很沮丧,后来又写了好几篇小说,据他说调子也还是灰,也没发表过。再后来他毕业留校,之后我出生了,爸爸就再也没有写小说,《钉子》是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我想,那肯定是童年里对他触动最大的事情。他后来给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得特别简要,没什么细节。好像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给我讲过这个钉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老早地进入我的记忆里了。

读书报:后来,为了这个故事的细节更丰富、更真实,你还做了哪些准备?

张悦然:我回去做了一些调查。那是我奶奶工作的医院,我爸爸和我姑姑都在那里长大,姑姑后来也成为医生。我通过姑姑找到医院的人,那个人给了我一份“档案”,是从档案上抄下来的一张纸,纸上记录了那个被迫害的植物人的一生。哪一年参军,哪一年转到医院,哪一年变成植物人,在医院里住了多少年,什么时候死的……我还了解到一点那页纸之外的内容,那个植物人的女儿被安排在医院工作,有点像《茧》中程恭姑姑的形象。我其实可以见到她,甚至去采访她,做更多工作,但我没去做。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作家在对真相的调查中,最终都迷失在真相里。我们总是觉得,真实的事情特别有力量,天然地存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只要把真实还原出来,逻辑就是成立的,读者一定会接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可能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对真实的调查到什么时候结束?哪些是留给读者去想象的,才更重要。所以我就只有这一张纸的“档案”。

至于《茧》中写到的第三代,李佳栖和程恭,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原型,他们是怎样的存在?我完全不知道。把现实作为故事的开端,后面的虚构应该让它充分地和作者产生感情,然后由作者生发出来的。我觉得小说写作应该是这样的过程,而不是把现实硬装进来。

读书报:整部作品由李佳栖和程恭二人的讲述构成,他们的视角、讲述的事件乃至故事发生的时间既有别,也有交叉和重叠,如何确定这样的叙事结构?

张悦然:确定叙事方式非常重要。如果选择了一个主题,叙事方式就决定你怎样去剪裁这个主题。开始写的时候,觉得很难找到叙述角度进入这个离我特别远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复杂,我不知道该用谁的视角和口吻来讲。也考虑过像福克纳那种很多个声部的写法,这样写的难度在于我要进入我父辈讲话的腔调,好处是随时可以把这个故事补得更清楚。

大概是2011年,我回济南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个家属院过年。我在楼下看到很多小时候见过的人。那个卖报纸的还在那儿卖报纸,水果摊上帮着爸爸卖水果的少女已经变成一个中年女人,那一刻我觉得很恐怖,他们竟然还在那儿。有种感觉,好像是我把他们给抛弃了。所以我意识到一个问题,童年的那个世界没有闭合,我还是在那个世界里面转。童年的世界好像就是平行世界,一直跟着我。这给我一个启发,我想要回到更远的时空,先要回到童年现场。所以我就返回了1993年这个时间点,我确定两个人分别讲述的叙事方式,跟我回到童年现场有关。那建立了一种重逢模式,从来没有离开的程恭和远走的李佳栖之间就是一个“我”和另一个“我”的关系,是两个“我”的重逢,一起去观望过往。建立这种叙事方式后,我会觉得这里“我们”的声音,一个是受害者的后代,一个是“凶手”的后代,他们一起看这个事件,会有一种和解的意味。

读书报:恕我直言,从读者角度,我还是觉得李佳栖那条线要写得更饱满、充沛,你认同我这样的感觉吗?

张悦然:可能因为李佳栖的生活更像我以前的方式,她对父亲的感情啊什么的,都是我熟悉的,所以写起来更顺手,特别自由,能放很多情感进去。程恭这条线,我必须得特别压着去写,这个角色比李佳栖要复杂和痛苦。也有人会觉得李佳栖不太真实,她缺少自己生活的部分,对父亲有追寻,却缺少自己生活的空间。程恭是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零零碎碎地经历一些事情,有很多的情绪变化。

读书报:你的作品故事性很强,读者群也比较固定,怎么很少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张悦然:《水仙已乘鲤鱼去》会改编成电影,我也会参与剧本的筹备。其实,我的作品的价值观大多不是很积极,而且我的作品里也有很多禁忌。很早就有人跟我谈过《十爱》里那些短篇的改编,也没结果,主要是价值观和基调的问题。现在是治愈、积极的写作基调泛滥的时代,跟我们当年青春文学热潮的基调不一样,那时还是有些撕裂和尖锐的东西。现在好像读者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读书报:到了你现在的年纪和状态,又刚刚完成这部长篇,写作是不是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了?

张悦然:是到另一个阶段了。坦率地说,也会有焦虑,是作为职业作家的一种焦虑。写作这条路特别长,虽然我做不到村上春树那种苦行僧般的写作,但也必须更多地去学习和努力。我觉得,女作家天然的短板是更多地靠一些感受去写,自己像容器,各种各样的东西进来,她盛住这些东西。现在我是要强迫自己去学习,因为这个容器的新陈代谢在变慢。我没法预估自己的文学生命有多长,延续文学生命,重要的还是要不断学习,阅读。

读书报:在大学里教课,面对讲台下的学生,和你面对电脑或稿纸写作反差很大吧?

张悦然:这个学期还好,下个学期我会有一门对本科生的公开课,需要比较多的备课工作。我一开始到人大的时候,还是有压力的。每次上课前都会在咖啡馆里,一边匆匆忙忙吃东西一边做PPT,感觉当老师的状态比当学生还手忙脚乱,有一种考试之前的感觉。渐渐地,我越来越适应这个角色了,这也是让自己多建立一些能够和外界交流和通气的窗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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