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费孝通先生收到一封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函。发信人是印度已故总理拉·甘地遗孀索尼娅·甘地，邀费先生出席第四届英迪拉·甘地国际会议。该会议始创于1987年，每两年举办一届，邀集各国有代表性的思想者就同一主题深入讨论，为人类和平发展发表主张。1993年会议主题为“Redefining the Good Society”。对这类题目，费先生有亲切感，乃至触动心事。毕竟，都是他多年沉潜于心的话题。“二十一世纪”和“美好社会”，尤其和其心事合拍。1989年夏，他曾撰文呼吁“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费先生要借暑休假期写出文章，应邀与会。一周内，在北戴河“六幢楼”一号楼，从早到晚，费先生阅读、思索、书写、讨论、修改……我做书童，左右备书、检索、誊写、听讲、记录……近距离观摩老者开卷，仁者思索，智者书写，感受大师的气场，见证“应是鸿蒙借君手”的非凡时刻。一篇文章，调动了费先生六十多年的实地观察、学术思考和情感积累。
《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张冠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30年秋，费先生弃医从文，学社会学，就是为探寻社会怎样才更好。1993年夏，费先生说：“从世界范围看，现在的社会还说不上美好。还有很多人在饥寒线上挣扎，还有冲突和战争。未来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秩序？怎样达到和实现？从我们中国的历史看，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热烈讨论人与人怎么相处才好，百家争鸣。从现状看，经济发展很快，新儒家也有一些讨论成果，中国人有资格对这样的问题说话。中国人要对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发表看法。”费先生的看法，实际已写进其六十多年的著述。1993年盛夏定稿的《对“美好社会”的思考》，是其六十多年探寻心得的浓缩。二十多年后，提中国概念、发中国声音、影响国际议程成为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迫切课题。费先生当年已如是。甚至，以1938年写出《江村经济》、1948年出版《乡土中国》为标志，早已如是。费先生的学术成果，曾吸引当年国际人类学界瞩望人类学领域的中国学派。
瞩望者大概有点太过乐观，费先生晚年也感叹过自己“太超前”，乃至“清唱一生”。几千年农耕文明养成的乡土中国，欲从农耕、保守、封闭、礼治的传统形态转换到工商、进取、开放、法治的现代轨道，何其艰难？“我们几十年时间走了西方几百年走的路”，这话说着轻巧。中国社会怎么能一步步好起来，费先生深入现场，终生以赴，看得明白，写得清楚，白纸黑字俱在。他为这世界留下来的数百万字，如果确定一个总题目，“乡土中国”可作首选。故这本小书的副题若作详尽表达，应该是“费孝通先生说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和现实途径”。
费先生的一生著述，是一笔特殊遗产。对乡土中国的观察和描述，不是隔靴搔痒，而是深入骨髓；对美好社会的探寻，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躬身实践。每个期待身处好社会、过上好日子的读者，都不妨读读费先生明白晓畅的文字。多听费先生说话，能更多读懂吾国吾民，自己的寻常日子也会更有意味。“有这样一个人写过的东西，真可以增加我们在尘世生活的兴趣。”这是尼采说蒙田的一句话，正可借来说费先生。
（作者为民盟中央委员。本文根据《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自序编辑）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