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过去，我们是否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据说这是某媒体调查的，“王小波最受关注的语录”前三名。或许每一个被冠以著名作家称号的人，都在网上流传着类似的语录，但王小波总有些不同。

1997年的今天，王小波因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去世，年仅45岁。在他离世之后，他的书不断被再版，成为当代中国文坛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在街头巷尾，王小波的书是年轻人认出彼此的“接头暗号”。他对“被设置的生活”的反抗、对自由和思考的追求是如此生猛，什么也锤不了这种劲头。

19年过去，我们是否依然拥有反抗"被设置的生活"的勇气？是否仍然有“什么也锤不了”的劲头去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不是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和我们这个时代

王小波已经去世19年了，他仍在“写书”。他去世后，既有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全集，也有各种文集，仅仅在2015年，就有两家出版社重出了他的文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你为什么活着》??以他某一篇专栏的题目为书名，编辑以某一个角度，重新“精选”他的一些文章，就可以出一本书，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请李银河老师写一篇序。这种要求，恐怕她也很难拒绝。事实上，李银河自己也把王小波和她的书信拿出来出版，书名叫《爱你就像爱生命》。

论讲理最好，没人能超过王小波

以这种不断被开发的方式，王小波成为一个“经典”作家。如果他还活着，他对这种现象会感到不满。和鲁迅一样，虽然也写大量的杂文，但是他更想写出伟大的小说。“我自己读杂文，有时还写点杂文。照我看，杂文无非是讲理，你看到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即可。当然，把道理讲得透彻，讲得漂亮，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但毕竟和读小说是两道劲儿。写小说是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虽能把理讲好，但不觉得这是长处，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小说的艺术》）。在他心目中，好的小说是艺术，而杂文永远不是，那只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要尽的义务。

他最佩服的中国作家有两个，穆旦和王道乾，他们在年轻时就能写出很好的诗来，但是，在中年时却遭受到大环境的不幸，只能潜心搞翻译。他们已经深谙现代汉语之美，但是只能体现在对他国文字的翻译之中，这是非常可惜的事。王小波自己在中年时，他知道他要成为伟大的小说家，他也知道他能做好（他已经写出了伟大的小说《黄金时代》），但是他的生命却戛然而止了。

《黄金时代》，1999年3月花城出版社版本

世界上存在两个王小波，一个是王小波自己希望的（伟大的小说家），一个是我们所希望的（杂文家或专栏作家）。我们要纪念王小波，主要是纪念这后一个：一个专栏作家，或者更严肃地说，一个知识分子。

他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讲理之人”。“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20年来，随着市场化媒体机构的发展，专栏作家越来越多，但是讲理最好的，目力所及，还没有人能超过王小波。

王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吗？

秦晖先生在《论王小波与当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命运》一文中讨论了一个问题，“王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吗”？他的看法是，王小波具有反乌托邦的自由主义精神，但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欧几里得式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也没有从理论逻辑上来展开对某一领域的细致研究以补充自由主义的思想库。这种看法当然是对的，王小波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作家，而不是哲学家。但是，我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王小波称得上是中国大陆最出色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所有的杂文，都建立在对“消极自由”的捍卫上。

所谓的“消极自由”，来自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根据现在流行的解释，是一种不让别人妨碍自己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它的含义是：当个人处于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状态时，个人就是自由的；过多的国家干预常被看做是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并侵犯了基本自由。王小波写杂文的时代，以赛亚·伯林的著作在中国知识界还没那么流行，“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还少为人知。事实上，王小波虽然英文阅读广泛，但他也很少提到以赛亚·伯林，他的思想资源是罗素。他在文中经常说“罗素曾经说过，??”但他很少用直接引语来引用，而是用一种他理解并消化了的方式，重申罗素的意思。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是王小波的思想来源之一

虽然没有专门写过论文，来展示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王小波对消极自由的捍卫是一贯的，也是他所有杂文的出发点。很多人在评论时事的时候，往往会以问题为中心，为了把理说透，而不惜使用多种理论和视角。伯林曾用“刺猬”与“狐狸”的比喻来区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及其对待世界的态度：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

王小波表面上看是“狐狸”，所谈问题包罗万象，他也提倡多元，但是在思想的根基是，他却是一只明确的刺猬，是一个对“消极自由”的捍卫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捍卫的是“精神家园”和“讲道理的自由”，没有这种最基本的自由，则生无可恋。

这种思想，在他的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有最明确的体现。在这篇文章中，王小波讲了他在云南插队时所饲养过的一只猪的故事。这只公猪，拒绝像别的猪一样接受被人类安排好的生活（被宰杀或者做配种的公猪），它身体强悍，能轻易跳出猪圈，跑到邻村去和它自己喜欢的母猪交配，对身边负责生育的母猪不屑一顾。在它屡次闯祸后，生产队决定猎杀这头猪，在手枪和火枪组成的包围圈中，它却机智地逃脱了，最终它逃进甘蔗林，对人类充满了警惕。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王小波写道：“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他既反对“设置别人的生活”，又反对“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这就是“消极自由”的真谛吧。

杂文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我怀疑，在现实生活中，会真有这种猪的存在。在汉语语境下，猪是很下贱和不堪的动物，王小波选择赋予一头猪“特立独行”的灵魂，有很深的用意：既然最浑浑噩噩的猪都能如此，何况人乎？在现代社会，要过上“不被别人设置的生活”并不容易，不仅商业和媒体对人生活的“设置”无所不在，还有国家这一强大利维坦的存在。和左派人士喜欢批判的商业暴力不同，王小波最警惕的还是“国家”。

他对一切冠以“国”的东西都保持警惕，包括国学，“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

王小波让90年代从宏大叙事中脱离而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小波的秘密流行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要知道，在这个时期，随着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所引发的台海危机，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起来，这就造成《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粗制滥造、几个写手炮制出来的读物引发阅读狂潮。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段，在北京的高校和知识群体中，王小波悄然流行，不少人读他著作的打印本，这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种个人主义的思考面向。20年后，他的著作让人不断再版，虽然他自己可能不喜欢，对我们来说，却不是坏事。

可以说，王小波开启了不少人从宏大叙事中脱离而出的旅程。虽然反应迟钝，我个人也身处其中。1997年4月，我还在读高三。那是高考前第一次重要的模拟考试，我感觉状态奇佳，作文几乎是一气呵成。如今已不记得当初的题目，但是我确信我谈到了爱国与民族复兴，那时我正在读《中国可以说不》，被一种激情所控制。早早交了试卷，坐在国旗下的台子上，我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忧心忡忡——或许被这种虚幻的集体主义激情冲昏了头脑，那次考试我成绩很糟，差点精神崩溃。

我读到的《中国可以说不》是再版，也可能是盗版，后面附了一篇后记，对一个叫王小波的人大加批判，罪名是崇洋媚外。作为一个在县城读高中的青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王小波。我根本不知道，这位叫王小波的人，就是在那几天告别了这个世界。

1997年6月，王小波逝世两个月后，他的杂文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出版，这是第一版的封面。

几个月后，我到外地读大学，在书摊上看到一本《我的精神家园》，从此，我开始了真正的阅读，以前教育所建构出来的那个自我开始坍塌。

王小波曾在《摆脱童稚状态》一文引用孙隆基先生的看法，指出中国文化还处于童稚期，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期”（幼儿通过排便所感受到的快感）。对一个人来说，过去那种统一式教育所打造的自我，就是一种童稚状态，人只有通过自我的重建，才能走向成年（那种引用中学课本知识与人辩论的，多半永远处在了童稚期）。

这种重建是一种孤独的旅程，一旦开始，就注定没有终点，你将作为“一个人”而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来面对世界。

昨天，我到广州一所大学的书店去寻找他。我有点忐忑，既不想在畅销书推荐那一排看到他，如果他还像当初那么红，会让人尴尬；我也怕根本无法找到它，如果世界彻底把他遗忘，又会让人悲哀。还好，我在某一排书架的最下面一格发现了他。他不再显眼，但是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