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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索南才让:写作重构了生活,但我依旧是一个牧民

2006年,21岁的索南才让在《金银滩文学》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沉溺》。当时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蒙古族牧民根本想不到,十多年后他会在《收获》发表小说《荒原上》,并凭借这部中篇成为青海省第一位鲁迅文学奖得主,也是全国第一批“85后”鲁奖小说家。

2006年,21岁的索南才让在《金银滩文学》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沉溺》。当时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蒙古族牧民根本想不到,十多年后他会在《收获》发表小说《荒原上》,并凭借这部中篇成为青海省第一位鲁迅文学奖得主,也是全国第一批“85后”鲁奖小说家。

在第八届鲁奖颁奖典礼上,索南才让特别感谢了两个人,一个是当年最早发现他的文学编辑,一个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只读过小学二年级,并不能完整地读下一本书,但在牧民和作家之间,她更重视作家这个身份:她相信丈夫是在做一件对文化有意义的,并且是了不起的事情。

今年春天,索南才让的最新小说集《找信号》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的7篇新作和《荒原上》一样——深入现代化浪潮下牧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眼下索南才让没有羊群了,他把家里的牛交给弟弟管理,日常住在县城,写作、煮咖啡、慢跑,让两个女儿在县城接受教育,但也始终保持一个月回牧场三四次的节奏。在最近的写作中,他试着去寻找一种更好且有效的方法,他想为日渐势弱的游牧民族文化做点什么。

“我现在仍然认可我牧民的身份,在作家(身份)之前,我永远是一个牧民。一个牧民,不能去放牧自己的牛羊,不能去照看自己的草场,那么除了已知的这些影响,它牵动发生的还有什么?自从搬住进县城,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近日,索南才让就自己的文学写作之路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他还坦言,鲁奖首先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彻底重构了他的生活。前阵子他奔波于南京、北京等城市,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回想起来直呼“累人”。

这个年轻的小说家,现在最大的愿望是重新找回大块儿的完整时间,安安静静地写下去。

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 摄影:龙仁青



好的故事总是吸引着你,让你也想试一试

澎湃新闻:我们先来聊聊你的成长经历吧。

索南才让:我出生在一个蒙古族牧民家庭,在12岁的时候便从学校出来,开始了放牧生活。那时候和我一样的孩子有很多,上学的倒很少见,我的童年其实是愉快的,好奇于各种新奇的事物。童年的事情很多都让我印象深刻,但要说到最深刻的,我想,可能就是在草原的帐篷录像厅看录像、看电影,那是我童年乃至少年时候最期待、最欢乐的时候。

澎湃新闻:还记得当年看电影的场景不,哪些电影让你印象深刻?

索南才让:当时天一黑,我就琢磨着去帐篷录像厅。因为录像厅是流动的,今天离我近,明天就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了,但无论它到哪里,每个夜晚我都会出现在那里。风雨无阻。我有很多记忆深刻的电影画面,比如《乱世佳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非常投入专注,我想除了这部电影本身的魅力,还因为这是我看的第一部全部由外国人演的电影。

澎湃新闻: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存在“游牧之外的世界”?

索南才让:其实严格说来,我是在正式地、真正地了解游牧生活之前,就已经知道外面的世界,因为我从六岁就离开了牧区,离开了家,到了我姨娘家去生活,在那里上学。那也正是我刚刚懂事的时候,所以我首先知道的是县城、汽车、马路、上班、单位、工作以及小城生活的各种事物。反而是草原,游牧生活是在这之后进入我生活的。

澎湃新闻:你的上学经历是怎样的?

索南才让:我的上学经历不能说是多么坎坷,但也特别不顺利。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我们县城上学,但好景不长,在三年级时因为闯祸,我就不能在这个学校上学了;我转到我舅舅家去,我舅舅家在农村,我在他那住了一年半;之后我又回到了县城,留了一级,到了另外一个班里面。那时候我四年级,但是这第三次上学也只坚持了一年,等到我12岁满了,我不想去上学了。我父亲和母亲也没有坚持让我去上学,于是我就开始了放牧。

澎湃新闻:小时候你想过“长大了要做什么”吗?听说你从14岁起就挖过虫草,做过工人,还当过保安、配菜生、铁路护路工、兽医。

索南才让:我是在放牧的空隙中零零散散地经常出去打工。做过很多工作,都是底层的,比较辛苦的工作。这些工作锻炼了我的性格,磨砺了吃苦的精神。我得以在很小的年纪就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体验了不同的环境,人情世故的掌握也比同龄人丰富,这对我后面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有这些经历,我的创作才没有显得那么拘束。

索南才让的最新小说集《找信号》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澎湃新闻: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书籍的?

索南才让:真正接触书籍,开始有阅读,是从学校出来以后才开始的,那应该就是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接触的第一本书是《天龙八部》,从武侠小说开始,我一头扎进书籍的大海,在里面漂泊,从此再也没有出来。

澎湃新闻:你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

索南才让:鲁迅、沈从文、余华、莫言,福克纳、海明威、帕慕克、托尔斯泰、库切……太多了。我的阅读从武侠开始,进入严肃文学,再进入外国文学,然后读到希腊悲剧,深受震撼,再回到中国古典文学……扩展了范围,读历史和杂记。我对植物学和动物学越来越感兴趣。所以我的阅读范围一直在变化,在扩大,但最终爱的还是文学作品。

当阅读到了一定的阶段,对阅读有了更高的追求,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评判所读到的文字的时候,我想可能就是我产生书写文字冲动的时候,它是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好的故事总是吸引着你,刺激着你,让你手痒,让你也想试一试。我想我的写作初衷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澎湃新闻:第一次“试”是在什么时候?

索南才让:大概是21岁,有一天突然坐下来,一口气写了短篇小说《沉溺》。故事是写一个青年有一天突然想给自己过生日,因为草原上还没有人过过生日,他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于是他召集一些好朋友给他过生日。过完生日他去参加赛马会,结果被马摔死了。

只要开始写作,痛苦和快乐就一起存在

澎湃新闻:在鲁奖颁奖典礼上,你特意提到了当年《金银滩》杂志的执行主编赵元文,他是你最早的伯乐?

索南才让:赵元文老师是刊发我第一篇小说的编辑。也是他几次三番去找我,想让我继续创作,他是我文学创作的一个恩人,我对赵老师的感激是因为如果当年他没有去找我,没有刊发我的作品,我必定不会再去写作了,我会早早地就放弃这件事情。正是因为有他,才会有我的将来。

澎湃新闻:在文学这条路上,你有过自我怀疑或者想要放弃的时候吗?

索南才让:说实话,我几乎每天都在怀疑,每天都在自我否定。只要我一开始写作,我就会有烦恼,就会有痛苦,但这又跟快乐和幸福是一起存在的。

我觉得一个作家开始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任的时候,他肯定会怀疑自己的文字,肯定会怀疑写下的文字的意义。至于说放弃也有的,但这是较早年的时候,写不进去,看不到进步,丧失了信心,就会想到放弃,但这个放弃,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放弃。因为我心里知道,如果让我真正放弃,我不会答应。这种放弃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责难,一种惩罚,好像是要用这样的一种态度去督促自己做得更好。

澎湃新闻:我还注意到,你是典礼上唯一一位感谢妻子的获奖者。她是怎么支持你的?她往往会是你的第一个读者吗?

索南才让:我妻子既在精神上支持我,让我不要放弃,或者不要灰心,继续写作,也在生活中尽最大可能给我提供写作的时间和环境。她不会读书,她只读过小学二年级,并不能完整地读一本书,但她偶尔也会看一看,她认为在牧民和作家这两个身份的选择上,她更重视作家这个身份,她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对文化有意义的,并且是了不起的事情。

澎湃新闻:你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过冲突吗?

索南才让:只要还在生活,只要没有豁达到看开了一切,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想要享受生活,想要享受一种带有堕落性质的生活带来的那种快感,但是我的精神不允许这样做。因为精神知道,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控制不好,后果会很严重,这种冲突是经常存在的,而且那么平凡,以至于让人觉得这就是生活的一个最经典的常态化。

澎湃新闻:你的牧民同伴会看你的小说吗,会谈起你笔下的故事吗?

索南才让:我的那些朋友们刚开始知道我写书的时候,不解其意,更不太懂作家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跟他们说我在写字,在写故事。这样一说,他们就懂了。然后我又跟他们说,你们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都写进了故事里面,并且在你们的故事当中加进去了其他的很多事情。对此他们是特别好奇的,我会给他们讲一些故事的内容,有时候会引发他们的一场讨论,讨论我写得好不好。

索南才让的牧场


鲁奖带来了名誉,也彻底重构了生活

澎湃新闻:这个讨论很有意思。你现在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

索南才让:因为住在县城,所以我不必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先去忙牧场的事情。我首先会到工作室,煮咖啡、吃鸡蛋。然后磨磨蹭蹭地翻一会儿书,大概八点多,我会开始一天的写作。我一旦进入创作会很专注。就是说我不知道时间流逝,因为我感觉自己没写几个字,已经到中午了。然后回家吃饭,午休,下午两点再到工作室。下午我一般不会写作,如果有需要修改的稿子,我会修改一些,再处理一些杂事。更多的时候是读书,或者写毛笔字,四五点钟我会出去进行一次慢跑。

澎湃新闻:你觉得鲁奖给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索南才让:鲁奖首先给我带来了名誉,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彻底重构了我的生活,将我之前拥有的那种完整时间写作的状态冲击得支离破碎,所以我现在得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提供,寻找一些整块儿的、大块儿的完整的时间去创作。除此之外,鲁奖给我的书的销量也带来了明显的增长,这是特别好的事情。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销量这件事?

索南才让:我倒是很希望能够畅销、长销。畅销说明当下阅读的人多,长销说明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小说《荒原上》发于《收获》2020年第五期,索南才让凭借这部中篇成为青海省第一位鲁迅文学奖得主



澎湃新闻:写作时你有哪些固定的习惯? 

索南才让:会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习惯,比如我每天在工作室写作,我喜欢把窗帘拉下来,但是也不能让房间太黑,也不能太亮,那个光线,是柔和的那样一种光。我喜欢在书桌上摆上我喜欢阅读的一些书,我不会在写作的时候去看,我只是在写作间隙中瞄一眼就心满意足。还有,我写作的时候必须要喝咖啡。喝咖啡是我很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在创作早期,白天没有时间,只能晚上写作,但晚上太困了,用咖啡提神,时间一久就形成依赖了。

澎湃新闻:你会给自己定写作计划吗?你最满意的写作节奏是什么样的?

索南才让:我一直在给自己制定写作计划,我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计划的制定,就是你写作成功了一半。就我自己而言,最正确、最不影响第二天创作、也最合适的节奏是每天写1000字或者800字,这是我自己慢慢调整摸索出来的一个最佳的状态。

澎湃新闻:前段时间你离开青海,在南京、北京等地参加文学活动。身处这些文学现场活动,你有什么感受?

索南才让:参加活动第一是你要说很多话,要跟很多不同的人说很多话,这个比较累人。而且做活动你也要说很多话,一说就一两个小时,累人,你还要参加饭局,更累人。所以尽管认识了那么多朋友让我很开心,但身体的疲乏也让我感到吃不消。

网络像一把巨斧,把“之前”和“之后”劈开了

澎湃新闻:什么样的人和事,会让你有非写不可的冲动?

索南才让:具有广泛代表性和自己特殊的节奏感的人,或者是会产生持续性影响,却常常被人忽视的,那样的事情会让我有去写的冲动,我会感到好奇,会对这些人和事进行探究。我觉得这些人与事所代表和隐含的东西很有意思。

澎湃新闻:新书《找信号》里的作品很多都有关牧民的精神世界,有关良心,有关救赎,有关灵魂审问。在你看来,牧民的精神危机源于哪些影响?

索南才让:《找信号》里面的所有作品都是我近三四年内写的。牧民的精神危机,尤其是青年一代牧民的精神危机,我觉得来源有两个,其一是网络的覆盖,这对牧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断崖式的,就是说网络带来的东西像一把巨斧,把之前和之后一斧劈开了。如果说之前牧民们还保留着一种游牧文化的节奏,那么网络来了之后,这些通通都没有了;第二就是现代化进程的快速——交通的便利,生活的便利……各种便利的介入——让牧民的状态从草原生活向城市生活进行转变,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被很多很多城市包围着。草原的宽广被快速地压缩着。

草原上的羊群



澎湃新闻:看《午夜的黎明》,其中有一段话很打动我,是说眼前的一切,包括历经几十年风雨的土墙、远处的山、山背后的天空、天空的云等等。如果羊群不在了,这些也都“与我无关”了。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最珍贵的存在,那么对于牧民呢?在现实生活中,你想过自己不作为牧民的另一种生活吗?

索南才让:我没有想过自己不为牧民另一种生活会是什么。尽管我现在住在县城,离自己的牧场有几十公里,但我经常回去,我还有很多事情在那边,我需要去做,所以我没有断开和牧场的生活,我觉得这种生活可能挺适合一个作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但也有其他一些不好的地方,我现在仍然认可我牧民的身份,在作家之前,我永远是一个牧民。一个牧民,不能去放牧自己的牛羊,不能去照看自己的草场,那么除了已知的这些影响,它牵动发生的还有什么?自从搬住进县城,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之前你和《收获》编辑吴越说起“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就是最后的游牧人”。你怎么看待你的孩子和游牧之间的关系呢?

索南才让:我们这一代都是经历过那种传统游牧生活的人,但是我们的孩子却不会。我们的孩子几乎没有参与过游牧,或者说没有参与过真正的游牧生活,他们现在的生活,将来的生活几乎已经能够确定了,就是上学、工作、住在城市,做一个城市人,不再是一个草原人了。他们会在感官和经验上彻底与游牧文化断绝,但是我相信在基因的传承,在血液的流脉中,他们依然是游牧之子。

澎湃新闻:最近你在写什么,写得顺利吗?

索南才让:最近一直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写得不是很顺利,因为各种事情的扰乱,我中断了两次,每次都长达半年之久。但我会写完的。

县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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