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认为自己终于克服了阻止她作出正确判断的情感羁绊。“艾希曼论战”的很多方面都穿插着关于良好判断力问题深刻的意见差异。在论战的过程中，每一个话题都伴随着情感负担的幽灵。她感到只有用“人性法”，只有用新的法律和道德概念，才能公正而真实地对卷入国家教唆的犯罪或“行政性屠杀”的个体进行审判。
▌不受情感羁绊的政治学家
许多读过她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五篇系列文章的读者和更多间接听说过这些文章的人都认为汉娜·阿伦特没有灵魂，或者她缺少杰舍姆·肖勒姆说的“同情心”。他们认为，阿伦特对犹太人民的命运没有任何情感牵连。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犹太裔美国政治学家，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备受瞩目的人物。这位“硬心肠”的政治学家说，“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我只爱人”。
与之相对，阿伦特认为自己终于克服了阻止她作出正确判断的情感羁绊。“艾希曼论战”的很多方面都穿插着关于良好判断力问题深刻的意见差异。但是它们集中在三点上：阿伦特描述的平庸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长达三百页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只有十页针对欧洲犹太人事务局和他们在纳粹“最后解决”中扮演角色的评论；还有她在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对审判行为和由此带来的法律问题的评论以及对审判所服务的政治目的的讨论。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封面
在论战的过程中，每一个话题都伴随着情感负担的幽灵。与阿伦特描述的平庸的艾希曼相比照的是一些人对艾希曼的描述，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极富煽动性的评论《良知未受污染的人》题目所彰显的那样。在公共论战中，关于犹太人求死愿望的评论、犹太人无力反抗、牺牲者和刽子手负有同样责任等观点，自然都被认为是阿伦特关于犹太事务局行动的观点。他们指责阿伦特反对以色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一个纯粹法论者，阿伦特对审判的司法程序和国际法问题上的反思则是在康德式的道德家陪同下作出的。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前高官，也是在清洗犹太人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犹太人称为“纳粹刽子手”。图为1961年于以色列受审时的艾希曼
▌从人性出发对个体进行审判
一旦幽灵已经出现在公共领域，任何讨论阿伦特提出的这些话题的人几乎都无法忽视这些问题或者将其解释清楚。即使是那些不接受这种曲解的批评者——有很多这样的批评者，尽管他们的言论经常自相矛盾——也很难在他们自己和这些断言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每一种曲解都提出了自身存在的难题，并且，每一种曲解因为已经像所有的流言和谣传一样，围绕着一个事件蔓延开来，而真正成了疑难问题。阿伦特的书也确实比她以往的任何一本书更让人费解：书中的结论是骇人听闻的，同时书中还有很多小的事实失真，经常采用讥讽的写作风格和傲慢的口气，并且一些最有争论的章节特别地显示出她的麻木不仁。参加论战的一个人宣称“阿伦特小姐并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而被攻击，而是因为她是怎么说的”。这个观察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实质问题绝不会是无庸置疑或没有争议的。
阿伦特作出的两个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判断非常简单，但是，这两个判断都带来了复杂的挑战。她报告了艾希曼的故事，记下了他官僚政治的心智和他自负声称的“官话是我唯一的语言”，阿伦特判定他没能力辨明是非。因此，她暗示，她确实同意耶路撒冷法庭作出的“有罪”判决，提出了关于像艾希曼所作出的这些行为的动机角色这个一般性的问题。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朗读者》，讲述一名德国少年在1950年代与一名中年女子汉娜·施密茨（Hannah Schmitz）的忘年恋故事。该少年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再度见到汉娜时，她由于在二战后期担任集中营警卫，成为一名因战争犯罪而受审的被告。汉娜的经历让人联想到阿伦特提到的“恶的平庸”。
艾希曼有正当的理由依照国家法律的要求去做事，他并不知道法律本身就是错误的。对现代法哲学和法律程序至关重要的“意图”概念从来没有与比国家法律更高的“人性法”充分结合。尽管阿伦特接受也赞同以色列的法律程序，但是，她感到只有用“人性法”，只有用新的法律和道德概念，才能公正而真实地对卷入国家教唆的犯罪或“行政性屠杀”的个体进行审判。
其次，阿伦特报告了纳粹极权主义政体的道德腐化如何影响其他国家和社会，包括犹太牺牲者群体，并得出结论说这种腐化对过去和未来的一般性判断会带来不可预期的挑战。她写了关于过去的情况，但是她提出的是她所看到的当下存在的判断力的危机。正如她向雅斯贝尔斯说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即使是善良和可敬的人都极端恐惧作出判断。判断的混乱可以与良好且渊博的智识同行，正如良好的判断力可以在才智不怎么出众的人中间找到一样。”无力作出判断以及拒绝作出判断是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阐述的主题。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陈伟、张新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
汉娜·阿伦特充分意识到，她提供的报告和她自己的判断都将非常有争议，她自己也会因为在一个蔓延着对作出判断焦虑的时代作出判断而被指责。在她为这本书的公共讨论所做的一系列简略的笔记中，她将自己的意识和自己研究的在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这种现象联系了起来；她指出了自己缺少判断焦虑的原因。“出于自己的良心而工作：或者说是非常强烈的虔诚信仰——非常稀罕。或者：自豪，甚至是傲慢。如果你在这样的事情上自问：我要判断的是谁？那你就已经迷失了。”
（本文摘选自《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陈伟、张新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一行，标题、图片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1946-2011），职业心理分析师，毕业于纽约社会研究学院。工作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分析训练和研究中心，擅长对人物内心的把握和描述。她是阿伦特的学生和朋友、最亲密的人之一。著有《安娜·弗洛伊德传》（1988）、《创造性人格》（1991）、《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1982,2004）、《阿伦特为什么重要》（2006）等。
译者：
陈伟，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哲学，著有《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施米特与政治的逻辑》等。
张新刚，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
出版社介绍
上海人民出版社创建于1951年，其前身是华东人民出版社，是国内主题出版的重点单位。作为全国知名的社科类综合性出版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主题出版及哲学社会科学、中国政治、国际政治、历史人文、近代文献、经济法律、文学读物等方面编辑出版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图书，在读者中确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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