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有一首五言诗，专门为周续之、祖企和谢景夷三人在马队旁讲解校勘《礼记》所作，名叫《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其中的“周生述孔业”一句，被巧借用作人名——周大烈，饱含立志儒学之意。
周大烈
周大烈，字迪前，号述庐，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中华图书馆协会首批会员，藏书家、国学家，原籍上海金山亭林松隐前岗村，5岁时随其祖迁居亭林镇上。6岁家塾读书，博闻强记，讷言劬学。自幼受宗祖周厚堉熏陶，酷爱藏书，将自己的藏书的地方取名“后来雨楼”。对儒家经典和老、庄、荀诸子与史记等书皆能诵读，并能依文解义。青年时代在亭林创立文学团体“希社”，受到高燮赞赏。1919年，经高燮介绍与姚光胞妹姚竹修结为伉俪。此后，周大烈与张堰高、姚两大家交往更为密切，相与研讨古文辞章，加入国学商兑会和南社。
据《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周士彬世家》记述：周厚堉，周士彬孙，字仲育，娄县人，家干山下。诸生，工诗，高才淹雅，成竹枝词百首。其先世与赵孟頫诸名人交好，自宋元以来藏书万卷。乾隆三十九年，开四库全书馆，厚堉从父命进书三百五十种，赐《佩文韵府》，御制石刻，又御笔题诗于其所进宋本《两汉博闻》上，云“迁创班承范继哉，纂言功足补秦灰。博文特举两书要，颇谬还兼百卷该。撰者或讹杨及鲁，注之却让马和裴。因披遗集知来雨，正值望霖雨庶来。”因构亭于家，以恭奉宸翰及赐书，并敬取御制诗中“来雨”字名其书楼，王昶为之记石。这就是“来雨楼”和“后来雨楼”的出处。
亭林松隐1958年之前隶属松江，所以在《松江县志》）的《文献˙刻书藏书述要》里我们找到了周大烈的先祖：“周厚堉，家居干山下，藏书颇富，且多精善之本。乾隆三十九年《四库全书》开馆后，进献书达366种，得内庭奖赏，曾编有《来雨楼书目》2卷。”
追本溯源，更让人肃然起敬：周士彬，字介文，号山舟，一号爱莲居士，娄县人，北宋大儒周敦颐后裔，自宋室南渡，世居干山，垂二百四十年，堂额曰山舟。应是因了周敦颐的垂世名篇《爱莲说》，周家后人遂以“爱莲居士”自居。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濂溪是湖南道县的一条小河，周敦颐在此悟道创立儒学理学，并自号“濂溪先生”，因此“濂溪”也就代指周敦颐。联系周大烈《谕子书》中的“吾道南行之感”，想必他是时刻念念不忘弘扬祖上的儒学传统。
周大烈原来是周敦颐的后裔，难怪血脉里一直流淌着浓浓的儒学基因。1966年，他在《谕子书》中得知孙子拟攻读电子系后，谆谆教导“国学广博，校课綦繁，自不克兼筹并顾，然亦须略观大意”，叮嘱其文理兼修。听闻孙女所选是中国文学系，“顿兴吾道南行之感，但慎勿玩春华而遗秋实，须知浮辞不足矜，虚文不足尙，昔在汉代，传经伏女，亦号儒宗，奚必通硕独让须眉，娴孙勉乎哉！”看得出来，字里行间，周大烈对这个孙女的赞许溢于言表。对于其他孙辈，他则语重心长道“皆甫胜衣，苟能善植初基，不患无所成就，即娴孙姊弟马首是瞻，便已不恶，无俟余之早计矣。”
作者俞惠锋（左）登门拜访周东壁（中）
出于对藏书世家的景仰，专程拜访周大烈唯一健在的儿子周东壁。位于静安区延安中路的四明邨，是知名的“文化名人村”。这里，徐志摩和陆小曼演绎过浪漫，诗人泰戈尔留下过背影，章太炎的足迹依然坚定在它的每个角落。每天早晚穿梭在红砖红瓦的老建筑群里，从孩提到耄耋，已经在这里生活了80多年的周东壁，对每一个巷口都熟门熟路。寸土寸金的四明邨弄堂很窄，老人的心境却很宽，满弄书香，有容乃大。老人除了干瘦之外，骨子里透出来的全是读书人的斯文儒雅之气。周东壁的三个哥哥，依次为东序、东垣和东塾，都是藏书之地的意思，通过儿子的名字寄望于藏书传统一代代承袭下去。
周大烈生前居住的四明邨
周东壁的家在三楼，跟随他颤颤巍巍的脚步，借着转角的微光攀着狭窄的木楼梯，小心翼翼地拾级而上。1937年，7岁的周东壁随着父亲从亭林搬来这里。因为时间的积淀，木楼梯的扶手已经被摸得很顺滑。与想象中花园洋房或者三室两厅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周东壁老两口就住在一个大统间里，卧室、书房、餐厅都在一起，总共约莫二三十平米的样子，洗旧的床单、掉漆的橱柜、黯淡的布艺沙发，简朴却非常素净。还有一个不知大小的阁楼，应该是周家藏书的地方。周大烈的“后来雨楼”书斋名题签是周东壁从阁楼取下来的，已赠予金山档案馆保存。2016年11月，将父亲遗存古籍1197册（件）悉数捐赠金山区图书馆。
周东壁将父亲周大烈藏书楼书斋名题签《后来雨楼》捐赠给上海市金山区档案局
问起对父亲的评价，周东壁很含蓄，只转述了素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颗巨星”之称的施蛰存给周大烈写的墓志铭《处士周迪前先生诔》，“岁壬寅，晤尹石公，石公言君乡里有周某者，能为两京文，亦识之乎。余谢未尝闻，乃心识之。既而君偕高君宾同来寒舍，遂得定交，时相过从，晤言有契。知其学朴茂渊渟，真儒士。”尹石公即尹文，历任江苏省通志馆编纂、中国国史馆编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其所谓“两京文”是张衡“静思博会、十年乃成”，周大烈之文能与张衡相提并论，足见其为时人所重。施蛰存则在诔文中称周大烈“艺徵七略，文律两京”，推崇之高，也当非溢美之词。
与梁漱溟和熊十力合称为“新儒家三圣”之一的马一浮，称赞周大烈“当世言古文者未有能加于此也”，用施蛰存的白话文翻译就是“全中国最有学问的人”。这对周大烈“不仅是藏书家，更是一位颇具盛名的国学家”给予了最好的注解。
周大烈与夫人姚竹修合影
扶杖比肩图文字题于周大烈和姚竹修合影图片背面，由周大烈亲笔书写。
斗转星移，斯人已逝，周大烈的藏书已经周东壁辗转赠送给各大乡邦图书馆，裨益后世、遗泽桑梓。时隔一千多年，在周敦颐的后世周大烈及其子孙身上，依然能看到先祖遗训的生生不息、赓续传承和儒学的传统的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本文作者俞惠锋，现工作于上海市金山区档案局。）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