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7月3日）是卡夫卡140周年的诞辰，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传记里的真实卡夫卡是怎样的？置于现代语境下的多媒体影像戏剧《变形记》如何呈现？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运转？不久前，6月，单向空间·大悦城店举办线下沙龙，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任卫东、独立剧场导演李建军等共同探讨了我们在今天如何阅读、观看与理解卡夫卡。
沙龙现场
作为显学的卡夫卡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理解卡夫卡的新方法和视角。广西师范大学上海贝贝特的“文学纪念碑”丛书推出《卡夫卡传》三部曲，首推《关键岁月》和《早年》，《领悟之年》将于2024年出版。任卫东翻译了其中的《早年》卷。在这套内容详实、体量浩繁的《卡夫卡传》中，作者施塔赫查阅四千页书信、日记等手稿，带领读者踏入卡夫卡的人生，破解他的创作之谜。
卡夫卡传：早年
任卫东是国内很早开始从事卡夫卡研究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史的学者。她介绍道，卡夫卡从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就成为了显学，长盛不衰。“卡夫卡重置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影响最大的现代派作家之一。”李建军认为卡夫卡的影响也不仅体现在文学上，也体现在视觉艺术上，“他的小说有突出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意象：人变成虫子，在视觉上的冲击是很强烈的。”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
卡夫卡为什么会在当代具备如此强大现实意义？任卫东认为，这来自于卡夫卡作品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刺激了很多文学理论家或者文学研究者的一点：他们觉得卡夫卡可以用各种理论，从各种视角，通过各种方法来阐释。”
而近年来又出现了更多理解卡夫卡的方法和视角。广西师范大学上海贝贝特的“文学纪念碑”丛书推出《卡夫卡传》三部曲，首推《关键岁月》和《早年》，《领悟之年》将于2024年出版。而任卫东翻译了其中的《早年》卷。在这套内容详实、体量浩繁的《卡夫卡传》中，作者施塔赫查阅四千页书信、日记等手稿，带领读者踏入卡夫卡的人生，破解他的创作之谜。
李建军则改编了卡夫卡的经典作品《变形记》，他结合当下中国的语境，将原著中的推销员置换成快递员，呈现格里高尔被数字技术异化的命运，让观众们从中看到了个体“不得不内卷”的生活状态和缩影。
动物性与人的异化
任卫东认为，卡夫卡确实是写过很多以动物为主人公的作品。除了《变形记》，还有《地洞》与《一份致科学院的报告》。事实上，甲虫也不是在《变形记》里面才被“发明”出来的，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完成的《乡村婚礼的筹备》中，就有了对于甲虫的想象。任卫东指出，“动物性”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卡夫卡笔下的所有动物都有特别强的反思能力，更多的是跟人一样，在人的周围，是比人更好的观察者，他可以观察自己，观察别人。当然它的那种动物性也有一种受人驯化的功能。卡夫卡更多地是让我们通过动物来看反观自己。”
李建军则提出，卡夫卡提出的最核心问题是“异化”，我们应当回到当下，面对“异化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天谁被“异化”了？“在卡夫卡讲的‘现代性’开始的时候，给我们带来诸多问题的技术反而加强了对人的改变。我们的焦虑、生存压力、伦理困境、人性迷思，这些变化都是在科技的进程之中的，”李建军说道，在他们排练《变形记》戏剧时，他们做了一个练习，尝试改编《变形记》的第一句话：“格里高尔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个人对这句话都有着非常强的认同感。我觉得《变形记》的魅力还是来自于这种共鸣，所有改编的作品，都在想尽办法让这种强烈的荒诞感产生。”
两个巨人父亲
在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民族情绪高涨，俾斯麦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歌德则是民族精神的代表。歌德从18世纪末开始就成了德国文学上的“超级父亲”。对于当时年轻一代的作家来讲，他们要么通过靠近歌德、模仿歌德来获得自信与合法性；另外一种则是与歌德保持距离，走自己的路，从而超越他。这两种矛盾也体现在卡夫卡身上。任卫东介绍，《判决》也可以理解为卡夫卡对歌德思考的总结：小说里的父亲就像是歌德。虽然年老，但依然是个巨人；本德曼想模仿父亲，成为取代父亲的人；而跑到俄罗斯的那个孤独的朋友，就像是另外一种坚持自我的道路，远离“巨人”。
而在《卡夫卡传：早年》中，也可以看到卡夫卡与亲生父亲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影响了卡夫卡的整个人生和写作。“我们知道卡夫卡的父亲身材特别魁梧，说话声音特别大，特别粗鲁，像个暴君似的。卡夫卡则又瘦又小，缩在父亲旁边，瑟瑟发抖——这种印象，其实是卡夫卡给我们塑造出来的。”任卫东说道。卡夫卡家族有两个脉络：他父亲是在饥寒中成长起来的实干一代，他母亲则家境优渥，有着敏感的艺术特质。在卡夫卡身上，似乎母亲的基因是占据优势的，但是他没有摆脱过内心的自责情绪，因为他没有变成父亲那样的人。
在李建军看来，卡夫卡小说中的世界充满了一种艺术性，我们能够在他笔下看到惊恐的眼睛。他对环境，对人的处境等有着异乎常人的敏感体察。任卫东指出，《早年》这本书中节选了一段卡夫卡给朋友的信，信里面说：我们要快乐的文学干什么？没有文学我们也可以快乐。文学应该是一种不幸，应该是一种痛苦，就应该像把斧子一样。他认为文学是要表现痛苦的，没有快乐。
卡夫卡曾说，“我就是文学本身”。任卫东解释道：“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夸张，不是比喻，而是在说他的整个生活，他的文学，就是他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包括他在生活中对父亲的想象以及对自己的塑造。他在努力地把自己的生活文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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