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逝世：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

据外媒7月12日报道，欧洲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终年94岁。

米兰·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著有长篇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生活在别处》《不朽》《笑忘录》等。其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曾在国内文化圈十分流行。

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一书中，传记作家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引述有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描述了昆德拉所处的历史时代，分析了昆德拉的存在境遇及遭遇。

1950年，赫尔曼·布洛赫在美国就kitsch（媚俗）做了一场讲座，这是他在多篇论文中曾附带论及的问题。这次讲座五年后，他出了一本小书，题为《关于kitsch的几点看法》。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此前仅涉及艺术与物的kitsch概念扩大至人，扩大至人与物的关系，乃至人与同类及自身构建的关系。kitsch一词来自德语，词源不明（有可能脱胎于动词kitschen：当街捡垃圾），最早多用作形容词，而作名词的用法较少见，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据布洛赫所说，kitsch一词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和有产者的生产方式有关，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大规模生产取代了限于精英的贵族艺术。然而，尽管形容词kitsch一开始只限于修饰一种庸俗的艺术形式，布洛赫却引入了“homme-kitsch”（“媚俗人”）的概念，此种人对待世界的老套方式直接产生于德国感伤浪漫主义。

米兰·昆德拉

1984年，昆德拉将kitsch一词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关键词之一。他不久后在《小说的艺术》中坦言：“我有些不安……事实上，该词在法国几乎不为人所知，或者说了解的只是该词很贫乏的含义。在赫尔曼·布洛赫那部著名随笔集的法语版中，kitsch一词被译为‘低俗艺术’。这是一种曲解，因为布洛赫正指出kitsch并非仅指一种品位差的艺术品，有一种kitsch态度，有kitsch行为。”昆德拉扩大了该词的语义范围。一开始局限于审美范围，kitsch在昆德拉的笔下成为一种存在性范畴，可借以探查人类生活的大多数领域：艺术、政治、哲学与情感等。昆德拉借此回到他偏爱的主题：存在的主题。为此，他必须上溯至《创世记》和创世的叙述。他区分了两种态度。首先是信仰者的态度，他们毫无保留地加入自我完善的行动中：“因此，创世是非如此不可的，生命是美好的，所以生育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们把这种基本的信仰称为对生命的绝对认同。”相反，第二种态度在于注意到世界的不完善，这一不完善由人隐蔽进行的排泄行为所表明。

这种二元对立表面看似粗俗，但在昆德拉看来，有着神学的（如果人是依照上帝形象而创造的，那么上帝就必然有肠子，这一想法至少是亵渎性的）和审美的影响。他在同一本书里继续写道：“对粪便的避讳是形而上学的。排便的那一刻，是创世说无法接受的特征的日常证明。两者必居其一：要么粪便是可以接受的（那就不要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要么创造我们人类的方式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所具有的美学理想，是一个否认粪便、每个人都视粪便为不存在的世界。这一美学理想被称为kitsch。”

除了这些形而上学的思考外，对世界完美性质的认同也许足以证明人自身繁殖的必要性。昆德拉投向这一问题的目光不是模棱两可的。他小说中的人物像他一样都没有孩子。或者即使有孩子，他们与后代之间的关系要么几乎不存在，要么是冲突性的：《生活在别处》中，雅罗米尔的母亲有着控制欲，以神经质的行为阻止儿子进入成年，间接造成了他的早亡。

《告别圆舞曲》书封

十年前，在《告别圆舞曲》中，主题之一就是生育，昆德拉通过与朋友伯特莱夫闲聊的雅库布之口，列举了不生育的种种理由。他宣称：“生育是最后且最大的禁忌，此禁忌蕴含着最为严重的厄运。”随之便是反对生育的一系列论据，昭示了对生命绝对认同的概念，他认为：“有孩子，显示出对人的绝对认同。如果我有一个孩子，就仿佛我在说：我出生了，尝到了人生的滋味，我发现人生是美好的，值得重复。”对这一不容置辩的论据，神秘主义者伯特莱夫如此回击：“那您不认为人生是美好的？”这简单的一问让雅库布很尴尬，他一边坚持自己的立场，一边退让说，他说的话中更多的是疑惑，而非确信：“（他）想精确表达，谨慎地说：‘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永远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说：人是一个美妙的生命，我想繁殖它。”

进而在毁灭性的冲动之下，他不顾是基督教的还是共产主义的，将任何生育政策都归结于一种将人导向毁灭的宣传行为：“在传宗接代这唯一的欲望的驱使下，人类最终将在自己狭小的地球上窒息而亡。”这一论说带有马尔萨斯主义的口吻，昆德拉在厌恶人类的观点中，对孩子遭遇的社会与就学境况提出疑问：“显然我应该自问，我到底要将自己的孩子送往何种世界。学校将很快把我的孩子夺走，在孩子的头脑中灌满谎言……难道我非得眼睁睁看着我的儿子成为因循守旧的傻瓜？”最后，自绝生育的最终理由是女性身体被生育夺去了情色，对一个放纵之人而言，这或许是最重要的理由：“一想到我心爱的女人的乳房要变成一个奶袋，我就不可能不感到厌恶。”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克里玛便有这种厌恶感。因一夜情而被他导致怀孕的露辛娜不再能激起他的欲望：“露辛娜怀孕，这将她渐渐地、不知不觉地置于无性的焦虑境地。当然，他让自己一定要对她表现得温柔，要亲她，爱抚她……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表示、一个空洞的符号，对身体的兴趣已全然不在。”

对昆德拉而言，生育的需要是典型的媚俗态度，媚俗之人正是借此表达他对永恒的欲望。媚俗是放弃清醒的认识，也是拒绝面对人类的境况：“这是一种需求，即在美化的谎言之镜中看自己，并带着一种激动的满足感认出自己。”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民主的一种显现，媚俗有某种与愚昧、伤感相关的东西，而愚昧与伤感是谎言的两面。为了让各种观念结成同盟，除矮平化外别无他法。“那就是想方设法地取悦最大多数人。”他继续写道，“为取悦他人，就得确认大家想听什么，服务于已接受的观念。媚俗就是将已接受的观念用美与激动的言语表达。它赢得我们对自身、对我们认为且感觉到的庸俗之物感动的泪水。”

因此媚俗可能是一块悲惨的遮羞布，抑或是对悲惨的一种呈现，带有令人满意的外表，让我们可以接受。昆德拉指出，正因为如此，媚俗为各派的政治人物所青睐。“希特勒（如其先辈威廉二世）是媚俗的绝对拥趸，”赫尔曼·布洛赫写道，“这并非偶然。他以血腥的媚俗为生，也媚俗而喜欢吃塔形蛋糕。他们两位都觉得很美。尼禄也同样如此，喜好狂热之美，他的艺术天赋也许要高于希特勒。”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书封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五一节游行这一必须装出欢快的情形让萨比娜反感。她不喜欢这种假幸福的面具，几乎宁愿要真正的强制性暴力，极权制度没有遮掩的暴力。“理想世界一旦实现，在那个到处是愚蠢的笑脸的世界里，她恐怕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口，过不了一周，她就会因恐慌而死。”

“民主”的媚俗较之极权的媚俗，要少几分无耻，多几分狡黠，但运行机制是同样的：感动与感伤，这是在孩子脸上呈现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表情。“谁也不如政治家们那样明白。只要附近出现一台照相机，他们便跑向身边看到的第一个孩子，把孩子抱起来，亲孩子的脸蛋。媚俗是所有政治家的美学理想。”无论是在极权国家被军事化到可笑的地步，还是在民主国家被媒体不动声色地广为传播，其形象是同一的：完满幸福的形象，抑或包裹着美好情感的不幸或哀怨的形象。

米兰·昆德拉喜爱捷克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诗歌、雅纳切克的音乐、费里尼的电影，仍然以为能让这些被罢黜的艺术与社会主义相安无事。在极权主义媚俗当道时，对个人主义、非因循守旧、讽刺、怀疑主义、同性恋、不生孩子的选择等偏离行为而言，还存在一个空间，虽然很小且时刻有消亡的威胁。在西方，昆德拉发现这一空间消失了，媚俗取得胜利，占领了所有地方。“在距今不远的时代，现代主义还意味着对固有观念、对媚俗的一种非墨守成规的反抗。而今日，现代性已经与大众传媒的巨大活力相融。成为现代人，就意味着一种疯狂的努力，竭力跟上潮流，墨守成规，比最墨守成规的人还墨守成规。现代性披上了媚俗的袍子。”

昆德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这一矛盾定位势必要区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前者与艺术史的某个时期相关联，后者则反映技术发展所决定的世界状况与人类生活，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昆德拉作为艺术家和小说家，无疑处于现代派阵营，该阵营源自一次美学革命——他在这方面列举了卡夫卡和贡布罗维奇的名字——横扫了数十年的浪漫主义重负，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以从未有过的尖锐性去理解现代世界。

昆德拉一再强调现代性与现代世界之间的二律背反。在他看来，证据便是电影艺术家费德里科·费里尼在其艺术生涯的最后时期不再受公众喜爱，小说家昆德拉在其中发现了具有揭示性的时代征兆：“在其生涯的最后十年，我听到的都是讲他的坏话。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性情和方式多变。我想我在其中隐约发现了某种更为严重的东西：宣告现代艺术的终结；对它的强烈摒弃。仿佛（在文化精英到处丢失他们的影响的某一时期）平庸的大多数人（终于！）可以说出他们的所想，对违背他们的情趣而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进行报复。”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书封

从海德格尔的视角看，媚俗是《存在与时间》的作者所描述的存在之遗忘的结果，昆德拉认为，小说的任务便是要弥补这一点。如伊朗文学批评家洛加叶·哈基盖特·卡赫所言：“在媚俗的世界，一切的结果都是遗忘，对自然的遗忘，对历史、对自身的遗忘。因缺失美而犯下过错的一切都被消除，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是不受喜爱的。媚俗令我们遗忘生命最本质的真相，昆德拉将媚俗视作遮蔽世界真相和复杂性的屏风，一个人人都有的屏风。如今，媚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常见的。它追逐着我们，谁也不可能完全逃脱。人们可以某种方式认为自己躲到媚俗的世界，已竭尽所能地忘却生死之焦虑，可千万别忘记，在被遗忘之前，我们将变为媚俗。媚俗，是存在与遗忘之间的连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