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8：航向巴西》：新闻作者的一堂历史课

说起跨界研究，耶鲁大学荣休教授彼得·盖伊创作的《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可谓典范，尽管这一译名因“标题党”嫌疑而屡受诟病，新版也已经纠正为《现实主义的复仇》，但这本书本身却在剖析虚构经典中的“历史真实”之外，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入手，扎实地为读者演示了如何从历史切入文学分析，乃至完美的虚构如何能创造真正的历史，说是“小说课”也不为过。

从这个角度看，劳伦蒂诺·戈麦斯撰写的《1808：航向巴西》也可以被视为是“新闻作者的一堂历史课”。毕业于巴拉那联邦大学新闻专业的戈麦斯，在当了多年记者之后，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参与到《请看》（Veja）杂志对巴西历史专题的策划，其中就包括了1808年葡萄牙君主逃亡巴西的历史。尽管该选题由于在编辑眼中过于“小众”而最终流产，但戈麦斯却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花费十年时间阅读查证相关资料并撰写成书，于该事件两百周年纪念日前夕出版。该书不仅将这段尘封的历史从遗忘的尘埃中挖掘出来，给大众上了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历史公开课，同时也在巴西奠定了一套“新闻纪实”式的历史书写策略，将遥远的文献史料变成可观可感的“深度报道”，问世之后立即成为巴西最畅销的历史著作。

以公众为先

作为对巴西社会发展与国家独立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事件，1808年葡萄牙王室为逃离拿破仑威胁而远渡重洋航向巴西的经过一直是巴西史学研究的重点，但在《1808：航向巴西》出版前，却一直难以得到大众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巴西官方对于这段历史不恰当的“忽视”，不仅对旧址遗迹视而不见，甚至放任大众媒体对所涉历史人物的丑化曲解；另一方面则在于彼时所有相关图书都以所谓“学术语言”写就，为公众了解这段历史设置了难以跨越的障碍。以上两点构成了戈麦斯撰写此书的主要动力，即为公众写作，而这恰恰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使命之一。

在《新闻写作的艺术》一书中，纳维德·萨利赫坦言：“记者应该努力为受众提供真知灼见、提供选择。”为达成这一目标，记者需要核查事实，保证透明公开，维持逻辑连贯，这与彼得·盖伊提出的史学标准——“给出注解和书目，以申明使用文献的出处，以及引述段落的来源和上下文，以便公开给大众去仔细检验”如出一辙。从《1808：航向巴西》细致的注释及参考文献可以看出，戈麦斯毕十年之功，竭尽全力做到历史学家为保持其客观性所应做的一切，只是在信息来源方面发挥了新闻训练的特长，超出了史学研究常规资料的范畴，将筛选考证之后的网络资源也纳入其中。

之所以冒险使用这些新资料，也是服务于记者为公众写作的原则。它们在许多情况下添补了历史的细节，使枯燥的知识变得更为生动，同时为作者提供了一些可以依靠的工具，使他能够将200年前的花销换算成当今物价，令叙述更加贴近读者的生活。戈麦斯深知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远离了学院式的历史研究，因此谦逊地宣称本书“无意跻身学术作品之列”，但他却并未掩饰自己进行历史书写的野心，甚至不惜引用百年前历史学家佩雷拉·达席尔瓦的话来为自己正名：

我调查、研究、思考，对比书籍和手稿、口头传统与政府文件。我努力厘清真相，去掉任何可能掩盖它的东西。随着时间推移和新材料的发现，历史肯定仍需修改和完善；但目前，借助能够搜集到的全部信息，我认为应该按照自己的感受、理解和想象来书写历史。

虽然并未直言，但戈麦斯着实是以一个新闻作者的姿态来撰写这本书的。无论是通读全书，还是细看其中的每一个章节，都仿佛在阅读精彩的新闻特稿。它融合了事实与观点，兼具知识性与文学性，无愧于巴西文学最高奖项雅布提奖2008年度图书的认可。

特稿式书写

特稿书写并不存在固定的程式，但却服务于共同的目的，即以清晰且富有吸引力的方式行文，尽最大可能唤起读者的注意，使其进入文本编织的场景中。《1808：航向巴西》第一章开头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想象一下，某天巴西人一觉醒来，就听说总统已由美国空军护送逃往澳大利亚，与他一同不辞而别的，还有所有部长、高等法院成员、众议员、参议员与几名最重要的商业领袖。更可怕的是：阿根廷军队此时正向米纳斯三角区的乌贝兰迪亚市发起冲击，即将逼近巴西利亚。

这种写法无疑能够让巴西读者迅速进入葡王迁居南美的历史场域，感同身受200年前葡萄牙普通民众的焦虑与绝望，在未收到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他们突然得知，王室以及众多官员已携带大量财富登船，并在英国的护送下逃往巴西。尤其考虑到阿根廷一贯是巴西最大的假想敌，法国对葡萄牙的入侵更显得迫在眉睫、不可接受。除此之外，上述假设还会引发强烈的荒谬感，而恰在读者认为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时，作者直切主题，告诉大家在1807年11月29日的葡萄牙就发生过类似事件。

仅仅通过开头几行文字，戈麦斯便成功将人们引入预先设定的情景之中，并为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制造了意外和悬念。紧接着，在简单介绍葡萄牙当时的政治体制与理念特点之后，作者提出了大多数读者最想了解的问题：“一国之君为何要逃？”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只是为了继续牵引读者的注意力，让作者能够继续从容地补充必要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引出这段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当时的葡萄牙摄政王堂·若昂。

正如戈麦斯在前言中所说，在此前的各类书籍与影视作品中，若昂六世与卡洛塔王后通常被着意刻画得滑稽愚蠢。关于这一点，西班牙作家哈维尔·莫罗在历史小说《帝国之王》中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国王身着破旧衣服，在兜盖的地方擦拭着自己短粗而油乎乎的手指头。他刚刚用手抓着吃了一个卡雷托，这是一种炭火烤的雏鸡，他每天要吃好几个，这个烤鸡的优点是能放进上衣口袋里。每当他去花园的时候，都在兜里装几只烤小鸡。他嘬着细细的鸡骨头，一边往外吐着还一边不断地打着哈欠。”

在《1808：航向巴西》出版并取得现象级销量之前，这位主导迁居巴西的葡萄牙国王便以此种形象传世，这也解释了为何大众对这位国王的真实政绩毫无兴趣。为了改变这一根深蒂固的印象，戈麦斯对若昂六世的描写必须同样生动并显得更为可信。他从未试图掩盖若昂六世犹疑怯懦的一面，但致力于强调这一特质的另一面是谨慎与善良。如果说怯懦促使若昂六世抛弃了葡萄牙，那么善良审慎则令他充分依仗身边的有能之士，并得到百姓的拥护，从而将混乱落后的巴西建设得团结有序。从登陆口岸的选择到一系列法令的颁布，戈麦斯用大量细节证明了若昂六世在巴西的统治智慧。

细节的白描是特稿的惯用手法，除用于人物塑造之外，也常常服务于设置场景。如第五章开头，在描写葡萄牙船队启程前往巴西时，作者写道：“1807年11月29日，里斯本的清晨阳光灿烂，东风微拂。尽管天色蔚蓝，街道依然泥泞不堪，因为前一天下了雨。”这一描写过于优美，绝非历史写作的常见笔调，其作用也并非如注释文献所暗示的那样，仅仅为了交代当时的天气，而是为了增加读者的沉浸感，让他们感到仿佛置身其中。与此同时，戈麦斯也善于使用类比来帮助读者理解两个世纪前的情况，如他声称“1807—1814年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之于法国，正如同近200年后的越南之于美国一样。”

即使有时比较并不完全严谨，但在两样或许相距甚远的事物之间构建关联，往往更有助于提高叙事的趣味性与说服力。在这个方面，最值得一提的还要数若昂六世与拿破仑之间的对标。尽管从历史角度看，若昂六世是面对拿破仑大军压境时表现最为懦弱的国王，关于这一点，戈麦斯所引牛津大学教授查尔斯·阿曼爵士的话可谓恰如其分：“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1807年的葡萄牙那样，在短短数天之内，几乎不加抵抗地被外族征服。……这不仅仅是葡萄牙政府软弱无能的证据，更是大名鼎鼎的拿破仑彼时无上声威的写照。”但从全书开篇的引言来看，戈麦斯明显更看重拿破仑对若昂六世的评价：“他是唯一一个骗了我的人”——这也是在第二十七章全书接近结尾时，需要将拿破仑与若昂六世的命运与遗产再次并列讨论的原因。

当曾经的欧洲霸主在圣赫勒拿岛吐出最后一口气时，若昂六世也已扬帆起航返回里斯本，并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比他到来前辽阔富强得多的巴西。这一命运的巧合或悖论无疑会极大增加阅读兴趣，并像戈麦斯在每个章节末尾惯于设置的伏笔与悬念一样，令读者感到意犹未尽。

述史的意义

成熟的写作技巧固然可以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但若要产生《1808：航向巴西》这样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单凭技巧还远远不够。事实上，当戈麦斯极尽详实地为若昂六世正名，并在与拿破仑进行对比中肯定葡萄牙国王的历史贡献时，真正重要的并非个体人物，而是巴西的巨变。正如在遍布全书的今昔对比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描写殖民地概况的第九章、也即全书最长的一章中的论述：“200年前，巴西并不存在——至少不像如今这样。如今的巴西是一个边界明晰的完整国家，其上的居民拥有巴西人的身份，他们为同一支国家足球队呐喊助威，持有同样的证件。”尽管历史不存在假设，但戈麦斯还是在接近全书结尾时猜想了如果没有1808年若昂六世逃往巴西的决定，这片国土上究竟会发生什么，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将无法维持统一，也将失去作为南美最大国家的地位与优势。这更从反面证实了200年前这段历史的重要性。

而在若昂六世之外，《1808：航向巴西》中还塑造了另一个经典人物形象，那就是葡萄牙皇家档案管理员马罗科斯。在随船来到巴西的人中，马罗科斯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物，但在这本书中，他却占据了无与伦比的地位。如果说若昂六世是那个改变了巴西的人，马罗科斯便是巴西自身变化的缩影，其人生履历具有绝佳的隐喻价值。戈麦斯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题为“皇家档案管理员”的一章中，开篇便盖棺定论地写道：“马罗科斯的一生悬停在两座城市之间——一座在过去，另一座在未来。”从纪实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是在说马罗科斯自26岁时离开里斯本之后，一生都生活在里约热内卢，但“过去”和“未来”的指涉更透露出作者本人的态度，即让巴西彻底摆脱被殖民的状态，并成为比前宗主国葡萄牙更具希望的所在。

从初到巴西时的厌恶不适，到决心永远留在这里甚至试图说服葡萄牙的亲属移民巴西，马罗科斯的心态变化在他撰写的186封信件中展露无遗，这种变化也正是1808年葡萄牙王室到达巴西为何重要的原因，恰如戈麦斯在书中所引用的那句话：“在里约建立家庭，让马罗科斯从儿子变成了父亲；这与巴西自身的变化相仿，它从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中心。”这也是巴西读者阅读这本书所能获得的最终认同。

在《1808：航向巴西》末尾，戈麦斯专辟一章讲述马罗科斯后代的故事，一方面确实是他全新的“历史发现”，另一方面也又一次勾连起了历史与后世，让马罗科斯以信件进行的叙事有了更为可感的佐证，并呼应了在前言中所做的承诺。至此，戈麦斯出色地完成了一个新闻作者的使命。尽管就历史研究而言，这本书并非一个典型范本，但对历史教育来说，却无疑提供了一堂示范性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