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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责任体系”:日本如何步步走入战争深渊?

在东京审判中,日本官员逃避责任、推脱责任的问题一再浮现。许多甲级战犯嫌疑人口口声声地说,他们怀抱着和平的意愿,但结果事与愿违。

无责任体系

在东京审判中,日本官员逃避责任、推脱责任的问题一再浮现。许多甲级战犯嫌疑人口口声声地说,他们怀抱着和平的意愿,但结果事与愿违。也有人声称,他们是反对战争的,但因是国家的决定,只能奉命行事。

这种说辞无疑是在逃避罪责,因为政治责任“论迹不论心”。也就是说,认定政治责任的关键,不在于动机或意愿,而在于结果。政治家内心的善良意愿、美好动机或伟大信念,在其外在的实际行为后果面前微不足道。无论这些官员怀有怎样美好的意愿(假使真有),也无法一毫一厘正当化侵略战争的罪责。但在另一方面,官员逃避责任的事实,也生动地反映出日本权力构造“无责任”的特点。而且,战前日本政坛山头并立、割据纷争的结构特征,也使得政治家更加倾向于推卸责任。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丸山真男举了个非常形象的例子进行说明,那就是“抬神轿”。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军事法庭宣布对25名被告的判决。


所谓“抬神轿”,是指人们在某些节日,把供奉在庙里的神像“请进”神轿,然后抬着神轿游街。丸山说,日本滑向战争深渊的过程类似于“抬神轿”。一开始,一群人抬起神轿,但走了一段路后,他们就累了,于是把神轿从肩上卸下来,换了另一群人继续抬。但是这群人走了一段路后,同样卸下神轿,由第三群人继续抬。接下来“抬神轿”的人不断更换,最后,神轿稀里糊涂就被抬到了悬崖边上。当它再次被抬起来的时候,便坠入了深渊。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由谁承担神轿坠入深渊的责任呢?

最初抬轿的人不愿承担责任,他们会说:“我们并没把神轿抬到悬崖上。”后来抬轿的人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们会说:“我们抬的时候,神轿已在悬崖边上。”轿子里的“神像”也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会说:“我坐在轿子里,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一来,最终无人肯承担责任。丸山真男的比喻非常形象。日本一步步走向战争的过程,正像“抬神轿”。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14年里,日本换了13个首相、19个陆相和15个海相。他们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属于不同的党派和政治势力,奉行着不同的政策,但就是这么一拨一拨的人,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将日本推进了战争的深渊。

为什么无人负责?

日本为何会形成无责任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到《明治宪法》那里去。

本书一开始就提到,《明治宪法》有几个特征:首先,天皇掌握国家主权,是唯一的正统性来源;其次,天皇只有权力,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最后,国民对天皇和国家负有无限的责任,却无权判定权力体系的正当性。

在这样的规定下,日本人民无权质疑天皇制。日本这个国家的一切,包括国土和国民,都属于天皇家族。而且就日本官方意识形态而言,天皇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优越的制度,天皇是真、善、美的化身和完美的道德典范。生为日本国民,已经是人之为人的最高荣幸。日本国民对于天皇,要像对待父亲或活神一样,感恩戴德,俯首称臣。任何对于天皇的怀疑,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经济、教育还是文化,都必须为天皇服务。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天皇只有权力没有责任,而国民只有责任没有权利。权利和责任的极度不匹配,最后造成了责任归宿不明的问题。

而且,本书第一章还谈过,日本天皇有绝对君主的一面,又有立宪君主的一面。尽管天皇享有绝对的权力,并是统治的唯一正统性来源,但在国政运营层面,他却往往是“沉默”的,如同神轿里的神像一般(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在军事事务中,天皇作为大元帅并不“沉默”)。可如果天皇不说话,日本的政治要如何运营呢?

答案是:只有元老、重臣、首相和内阁成员把“神轿”抬起来,日本政府才能运作起来。这些政治家一边揣摩着天皇的“圣意”,一边通过向天皇进言来运营国政。但在此过程中,他们要努力将决断主体模糊化,不能让民众发现是谁在拍板、谁在做决定。比方说,一个决策明明是首相做出的,但它仍要被说成特别符合天皇的意愿,以避免架空和篡夺天皇大权的嫌疑。这样一来,日本的决策过程就变得非常暧昧和模糊,从而构成了“无责任体系”的一个主观因素。

卑微的“抬轿人”

造成无责任体系的还有一个客观因素,那便是我们一开始谈过的日本政权构造“多头一身”的属性。

在战前的日本,元老、重臣、内阁、官僚、议会和军部,各自分享一定的权力。最开始,元老的权力最大,他们可以决定“神轿”的前进方向。元老们死后,原敬和加藤高明等强势政治家也可以决定“神轿”的行进方向。可再到后来,由于政党争斗、议会腐败和军部专横,权力又分散开来。“抬神轿”的过程,变成了各方势力不断的斗争,而所有的政治决定都成了各方角力的结果。由此,“抬轿人”的责任意识变得更加淡薄。

由此可见,日本的无责任体系,归根结底是天皇制造就的。那些“抬神轿”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如首相、大臣、高级外交官、陆海军将领,看起来权势熏天,但就天皇制国家的构造原理而言,他们只不过是天皇的奴仆而已。他们尽管掌握国家权力,但绝对不会产生像希特勒那种掌控国家命运的独裁者的感觉。因为他们享有的一切权力,既不来自宪法,也不来自人民的授权,而只来自天皇的授命。换言之,他们的荣耀,只不过是“抬神轿”的荣耀,他们的骄傲,只不过是“恃宠”的骄傲。例如,东条英机作为战前最有权势的首相之一就曾说过,他只是一介草莽之臣而已,像石头一样卑贱,天皇的光芒照耀在他身上,他才能发光闪亮。

可以说,在战争期间,日本没有真正的政治家,有的只是谨小慎微、奴颜婢膝的官僚。这些官僚掌控着行政机构,掌控着大工业和军队,掌控着亿万民众的身家性命,但他们却没有自己的理念,也没有为实现理念付出行动的勇气和责任。他们作为天皇的奴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们深陷形式主义的泥沼,毫无抵抗时流的勇气。一个由一群缺乏主见的奴才所构成的政治体制,必然是一个无人负责的体制。一个由一群没有责任感的奴才所引领的国家,迟早会在历史的迷雾中步入歧途。

《“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1895-1945》,商兆琦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7月出版,516页,88.00元


(本文节选自商兆琦著,《“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1895-1945》,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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