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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图》等三幅清宫藏画的不同命运

日本根津美术馆举办的“北宋书画精华”展已接近尾声,展期一个月(11月3日-12月3日)。这次展览虽然规模不大,但展品质量颇高

日本根津美术馆举办的“北宋书画精华”展已接近尾声,展期一个月(11月3日-12月3日)。这次展览虽然规模不大,但展品质量颇高,其中的二十余件中国书画,近半数均为日本认定的“国宝”或“重要文化财”级别的文物。不过,无论从事先预告还是从观众的关注度来看,这次展览的最大亮点还是传称李公麟画迹的《五马图》和《孝经图》。两件分别收藏于日美两国的李公麟画卷聚集一堂,确实让观众一饱眼福。

根津美术馆“北宋书画精华”展海报


李公麟《五马图》(来自展会图录)


在2019年初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颜真卿特展”上,传说早已毁于战火的《五马图》突然现身,引起轰动,后被送去修复,直到2022年10月,为纪念东京国立博物馆创立150周年,修复后的《五马图》才首次于东洋馆内展出,这次根津美术馆展览,实属其修复后的第二次露面。因此,广受期待和关注。与第一次展出时相比,修复后的《五马图》画面更为整洁清晰,色彩也更显丰富逼真。近距离观看,不得不再次对李公麟这位“白描画高手”另眼相看,因为就画面细腻丰富的着色而言,李公麟已不仅仅是白描画家,而且还是在着色等方面极为擅长的绘画多面手。

李公麟《五马图》本为清宫旧藏书画,其流失日本的原委已为学界探明(可参考《传世名画李公麟<五马图>为何会流失日本》,《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9年1月18日)。简单来讲,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留守紫禁城的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大量珍贵古籍、书画转移到宫外,后辗转运往天津。在溥仪栖身天津租界期间,为换取资金,由太傅陈宝琛经手,将数十件书画售出或作为银行抵押,《五马图》即其中之一,具体操作者则是溥仪任命的郑孝胥外事事宜协办者,同时也是陈宝琛外甥的刘骧业。1928年11月,刘骧业以参加“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名义,将自称是宣统帝所藏的《五马图》《唐人游骑图》和黄筌《柳塘聚禽图》带往东京,并私下拿出,请展会主办方提供给日本皇后观览。展览会结束后,刘骧业还曾展示给田中首相、细川侯爵等政要显贵观看。再后来,日本便传出刘骧业要变卖《五马图》的消息,但由于画卷出价高,加上当时日本经济萧条,一时间并未遇到合适的买主。直到1930年6月,刘骧业携《五马图》再次现身东京,并声称七万日币可出手时,经时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斡旋,并由古董商江藤涛雄操办,最后被出手阔绰的实业家末延道成(1855-1932)收入囊中。

那么,最后买下《五马图》的末延道成究竟是什么人物呢?与大多流入日本,且屡次展出或转载的中国名画相比,《五马图》又为何秘不示人,甚至还流出毁于战火的谎言呢?

末延道成本是四国岛土佐(现高知县)人,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历任三菱汽船、明治生命保险、明治火灾保险、东京海上保险等公司董事或董事会长,还曾参与东武铁道公司创立,并担任专务董事等,是经济界实力派人物。末延在收藏界本来默默无闻,其崭露头角源于1927年东京的一次书画古董拍卖会。与经济界不景气的局面相反,这次纪州德川家旧藏品拍卖会却取得了惊人的好成绩,不少书画拍卖价格甚至打破了业界记录。如传为“东山御物”的牧溪笔《老子图》拍卖价11.9万元、《江天暮雪图》11万元、马麟笔《寒山拾得图》6.89万元,均创历届拍卖会之最。这三件高额拍卖品的中标者均是京都古董商土桥嘉兵卫,而背后的操纵者,即订购主又是谁呢?无论是古董商、收藏家,抑或是政商界人士,都不禁为其出手阔绰而感惊讶。因为当时的日本,直到1930年前后,刚工作的普通职员月薪仅50元,即使薪水较高的银行职员或政府公务员也只有6、70元,另外,像早稻田和庆应这样有名的私立大学一年学费150元左右。所以,一幅禅僧画超过10万元,堪称天文数字。

位于东京谷中陵园的末延道成墓碑 作者摄


然而,就在1928年10月27日帝国饭店的一次鉴藏会上,以上牧溪笔《江天暮雪图》跟其他几位收藏界大佬所藏的《洞庭秋月》《远浦归帆》《渔村夕照》一起陈列出来,这时人们才知道出展者原来是末延道成,令在场的文人雅客惊叹不已。而且,当年的“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上,末延道成高价拍得的三件中国画也都一同出展,令世人刮目相看。接着,在1929年5月大阪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末延又以13.9万元拍得夏圭笔《山水图》,再次令世人惊叹。为此,末延道成也成为轰动收藏界的传奇人物。正因为如此,当刘骧业携《五马图》再次现身东京时,日本有关人士自然就推荐给了他。据正木直彦《十三松堂日记》记载,当时末延道成还认为《五马图》7万元要价过高,如果降为5万尚可。就在其犹豫不决时,正木直彦亲自登门拜访,告知该画卷乃“超凡之名迹”,如果不及时收下,很有可能为欧美人抢去。最后末延好像被正木说服,遂决定收购下来。当时正木直彦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在此之前,梁鸿志所藏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欲以8万5千元转让给日本人时,由于出现讨价还价问题,结果其为美国人购去,致使日本错失收藏这一名迹的机会。试想,与11万元牧溪《潇湘八景图》之一的小幅《江天暮雪》图相比,那么,要价仅7万元的李公麟《五马图》画卷又是何等廉价!这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日本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的一种偏颇现象。

在日本,末延道成获得《五马图》本是一种名誉之事,一般情况下会应各种展览会之请出借展出或书刊转载,但事实却相反,不仅一直秘不示人,甚至在其死后半个多世纪也未露面。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况?当然,除当事者之外,其真正原因恐难以知晓。不过,据正木直彦《十三松堂日记》相关记载,笔者推测可能跟末延道成提出的帝室博物馆异地复兴的建议未得到采纳一事不无关系。

正木直彦《十三松堂日记》


帝室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前身)在关东大地震时受损严重,部分场馆无法使用,1928年政府决定予以重建复兴。对于帝室博物馆复兴之事,相关部门征求末延道成意见时,末延认为当时的场所上野距都会中心较远,故今后美术馆应建在市中心,如果这样,自己还可拿出百万元相助。但最后帝室博物馆仍在旧址上野重建,对此,末延很失望。

据笔者查验,1931年4、5月间于东京举办的“宋元明清名画展览会”(即日本所谓“日华古今绘画展览会”)规模宏大,展出的中日两国藏家的大量绘画中,独不见末延道成所藏的《五马图》;在末延逝去后的1934年4月21日东京某“大师会”雅集上,虽有其遗爱的夏圭《山水图》、牧溪《老子图》和《江天暮雪》(1138页)展出,但也不曾有《五马图》出现。也许正因为对上述博物馆复兴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末延道成才不愿将到手的《五马图》公开出来,甚至有可能在其生前就对该画卷的处置做过交待。后继承其家业的女婿兼养子,同时身为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的末延三次(1899-1989)及其家族,既要承受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要直面人们对其家明明藏有《五马图》却又秘不示人的疑惑,又不得不顾及初藏者生前的交待或遗训,左右为难之际,只好谎称已毁于“二战”战火。当然,这也只是推测而已,实际情况不得而知。末延三次去世后,其遗族才将《五马图》托付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由此这件一度消失的名画得以重现。这也给《五马图》千年传承史平添了一份传奇。

除《五马图》之外,被刘骧业带往日本的还有《唐人游骑图》和黄筌《柳塘聚禽图》。

查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可知,这两幅画卷也是由溥仪以赏溥杰名义从宫中转移出来的,时间分别在1922年阴历“九月二十八日”和“十一月初十日”。与《五马图》同样,刘骧业带出国门,本想高价售出,但最终没有被日本人买走,只在日本留下了两种珂罗版复制品。其一是原尺寸大小的卷子本(不具版权页,似出自大塚巧艺社),另一为册页装,分别裁装成三段和五段,版权页明示“大塚巧艺社出版发行”。

《唐人游骑图》,绢本着色,纵七寸一分,横二尺九寸三分。画面共七人,其中骑马者五人,步行者二人,描绘一队人马出游的场面。本画卷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有乾隆帝题签《唐人游骑图 上上神品》和“乾隆宸翰”印。画面上方有乾隆御书:“珠勒珊鞭控骏龙,如茵芳草印蹄双。十旬休暇携良友,何处宜游定曲江。芳郊无物不熙春,鸟语生欢花影新。挟弹背观聊立马,待他衮衮逐丸人。壬午春日御题。”壬午,即1762年。画卷本身虽无名款,但从构图、用笔以及人马形象来看,即使非出自唐人之手,也应是北宋画家摹唐人手笔的精品,对研究唐代绘画,以及社会、文化、风俗等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唐人游骑图》局部(日本复制品)


故宫藏《唐人游骑图》


值得庆幸的是,这件清宫旧藏画卷虽几经辗转和漂泊,但最终还是留在了中国大地。从解放后由辽宁博物馆调拨回故宫博物院的路径来看,此画卷应是从垮台后的伪满政府收缴或从民间征集来的。2015年9月,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曾展出该画卷,题名为《宋佚名游骑图》。

五代黄筌《柳塘聚禽图》为绢本设色的花鸟画,纵七寸一分,横五尺七寸三分。恐因年代久远,加之保存欠佳,整个画面显得有些黯淡,但即便如此,上面的奇花异草和名贵珍禽仍给人以艳丽和高贵之感,不失为“富贵黄体”花鸟画的典型。据《石渠宝笈续编》记载,右题签《黄筌柳塘聚禽图》为宣和墨书,后有白麻纸一幅,题“臣张金界奴上进内画府,明道元年十月三日,奉圣旨秘阁点取到黄筌柳塘聚禽图一卷,字号系神品上,装裱成卷。”后具名者三人均为宋仁宗明道年间负责画库的官员。后幅为明代收藏界项元汴题跋:“五代黄筌柳塘聚禽图。明墨林山人项元汴,真赏宝秘。原价捌拾两,购于无锡华东沙家。”并钤有“墨林”等项氏三方印。由此可知,此画卷曾经北宋仁宗、徽宗等朝所藏,至明代,项元汴以八十两价格从无锡华夏手里购得,纳入其天籁阁。进入清代,曾为卞永誉所藏,后汇入清内府。官至宗人府丞时期的潘祖荫曾在懋勤殿观看过该画卷(参考《潘祖荫日记》清同治二年五月初九日条)。

黄筌《柳塘聚禽图》局部(日本复制品)


黄筌《柳塘聚禽图》局部


在中国花鸟画史上,黄筌可以说是难以逾越的一座大山,其与江南徐熙开创的“徐黄体”,成为五代、宋初花鸟画的两大主要流派,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是,黄筌的传世画迹极为罕见,这也是困扰美术研究界的一大难题。像《柳塘聚禽图》这样一件传承有序的“黄体”画迹能传存下来,实属不易。只是该画卷早已流入美国,成为耶鲁大学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五马图》《唐人游骑图》和《柳塘聚禽图》本是清宫旧藏的三幅名画卷,如今却分藏于中、美、日三个不同的国家,即使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要想亲眼一睹其真容,也非易事。木已成舟,为之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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