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摄影家朱宪民个人摄影展 “黄河百姓——朱宪民摄影60年回顾展（1963—2023）”在中国美术馆开幕。160余幅照片，展示了从黄河发源地到黄河入海口拍摄的百姓生活画卷，呈现60余年间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变迁。摄影家朱宪民以热诚与谦卑、坚韧与智慧，倾毕生之力、尽毕生之爱所完成的《黄河百姓》系列，可视之为一部含蕴着民族精神的平民史诗。它不仅成为跨越中国重要历史阶段的宝贵视觉文本，也在当下的多义现实中焕发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展览现场
黄河中原摆渡的农民 朱宪民
摄影 260×3950cm 1980年
河南黄河大堤的冬天 朱宪民
摄影 132×200cm 1963年
过节的人们 朱宪民
摄影 110×170cm 1984年
朱宪民在展览开幕式上说：“我出生于黄河岸边的普通农民家庭，赶上了好时代，黄河百姓就是我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这些最普通的人，身上有朴素真实的光彩，这些光彩反映了时代的变迁，铸就了时代的辉煌，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希望若干年后，当观众看到这些画面，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人曾经这样生活过，这是我作为摄影师的责任。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曾举办朱宪民摄影展，时隔38年，再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心中满怀感激。”
1943年出生山东濮县（今属河南）。1963年考入吉林省戏曲艺术学校舞美摄影专业，1968年任《吉林画报》摄影记者，1978至1988年任《中国摄影》杂志编辑。1988年，朱宪民先生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组建摄影艺术研究室（今摄影与数字艺术研究所），创办《中国摄影家》杂志，任社长兼总编。
朱宪民
此次展览以“黄河百姓”为主题，全面展示从黄河发源地到黄河入海口拍摄的百姓生活画卷，呈现60余年间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变迁。展览共展出作品160余幅，分为 “风” “土” “人” “家” 四个单元，是朱宪民先生迄今为止展出作品规模较大、作品代表性最强的大型回顾展之一。
延伸阅读｜平民史诗与多义现实
文/《南方周末》图片总监、评论家、策展人李楠
摄影观的颠覆性突破与形成
摄影观，显示着一个摄影家的来路，也指引着一个摄影家的去处；当然，更决定着他的高度。
三代人 朱宪民
摄影 300×197cm 1980年
在朱宪民的职业生涯中，他的摄影观经历了多次颠覆性冲击，每一次他都将这种冲击转化为自觉的突破，并最终形成自己的摄影理念。其中，朱宪民多次提到来自于国外同行的启发：如1978年从吉林画报社摄影记者的岗位上调到中摄协展览部，有机会阅读了大量国外的摄影书籍、画册和杂志，这些作品在视觉思维和观看方式上迥异于当时中国在特殊年代里所奉行的“假大空、红光亮”模式，刷新了朱宪民对摄影现实功能和语言系统的认知，使他意识到：摄影不是在一套既定的标准化里被动地完美，而是可以成为一种主动的选择。
朱宪民摄影作品
朱宪民摄影作品
这些思想上的触动在1979年陪同法国摄影师苏瓦约长达两个月的实地拍摄中，通过观察和学习，逐渐明确为一种崭新的具体工作方式：通过对真实瞬间的自然捕捉充分释放摄影对动态世界的抓取能力，而不是相反。这些都为朱宪民开始义无反顾地拍摄“黄河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及实践基础。1985年，法国《世界报》编辑德龙发表了朱宪民的作品，并建议他：用更宽阔的胸怀去拍摄黄河，不要仅仅局限于你的故乡，也不要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场景……这些建议不仅拓宽了朱宪民的个人视野，更重要的是，使他认识到摄影并非仅仅是一种记录，而是能够在社会文明历史建构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丰富表达。
朱宪民摄影作品
朱宪民摄影作品
事实上，这样一个过程，并非仅为朱宪民个人所有，而是与他同时代摄影家的共同经历。中国纪实摄影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发韧与勃兴，从动机上说，是中国国情之下自主自觉、拨乱反正的需要——“想要改变”，而“究竟应该怎么变”——方法论和现实操作上则不能否认国外思潮、作品引进所产生的震撼和影响。朱宪民从不讳言这一点，相反，他多次强调这种颠覆性的冲击。这是一位摄影家对摄影的诚恳、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自我的严谨、对作品的追求。正是因为这种能够自我否定的勇气和善于吸纳的态度，《黄河百姓》随岁月不断锤炼积淀，愈显开阔，终突破一时一地之狭囿，成为一个民族具有整体性和溯源性意义的影像之诗。
朱宪民摄影作品
学习、借鉴、交流从来都是重要且必要的，关键是，要找到自己。时至今日，西方艺术话语体系依然对中国摄影产生着重要影响，纪实摄影在中国落地之后，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生长，融入中国文化根系、参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以及中国摄影到底是什么……依然是中国摄影人要面对的一系列紧迫问题。真正的摄影家必然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在从未停止的艰巨探索中，他的目标不是挤到别人的成功坦途上，而是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真正的自信，亦源于此。
朱宪民数十年的摄影创作，一直求新求变，但其底色是一种笃定感：“中国摄影从起步到现在，经过一个又一个曲折。作为一个在这些曲折中沉浮过来的人，我深深意识到，真正长存下来的是那些对生活、对历史有深刻把握的作品。”
朱宪民摄影作品
朱宪民摄影作品
朱宪民摄影作品
真正动人的艺术，是与“自己”有关的：与自己的族群、历史、过去有关，与自己的真实存在和“出生地”有关。每一个艺术家都无法割断这种生命源头，每一个艺术家都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以他的方式。只有将自己的观念与这一切紧密地结合起来，观念才不会成为空洞的噱头，创新才会成就那属于自己而回应世界的独一无二。
朱宪民摄影作品
影像语言中的矛盾表现与调和
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世界文化形态有两个：“一个是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张光直强调，中国属于连续性文明，这种文明类型在早期具有普遍性，也即是世界式的。
不难发现，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与西方在诸多源起及发展上的不同，天人合一与天人分裂的文化传统显示了两种处理人与世界、自然关系并阐释这种关系的不同方式。
朱宪民摄影作品
从宏观层面上说，摄影术诞生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从影像语言的微观表现而言，要在四条边框限制的尺幅之内传情达意，天然地要求影像以矛盾式的强大张力和戏剧化的冲突制造一种有限空间的无限外溢，以静止的定格瞬间截取、映射、勾联变动不居的持续存在，并在这种微妙的间隙和巨大的反差中激发想像、隐喻和象征。因此，倘若我们以一种十分粗疏的方式来简要描述摄影的表达，大体是在“矛盾-戏剧性”与“去矛盾-戏剧性”这两条线索上并行不悖，看似相反的二者实则可以理解为一种反向形成。
在上世纪80、90年代进入中国的以荷赛、玛格南图片社、《生活》杂志等为代表的纪实摄影、报道摄影更多是以“矛盾-戏剧性”为主，与当时中国摄影师试图正视、表达社会现实矛盾的初衷不谋而合，直接“为我所用”。当然，随着更多的国外摄影师作品进入中国，“去矛盾-戏剧性”也深刻地产生着影响。
朱宪民摄影作品
朱宪民的黄河影像，长期以来被定义为真实自然、质朴无华、温和敦厚，确实如此。但从另一个角度说，《黄河百姓》有着更为丰富的层次：既不完全是东方式的融通调和，也不完全是西方式的矛盾对立。而是在以摄影的方式呈现了人物的矛盾处境同时，又以人物自身的精神气质赋予影像不止于矛盾冲突的力量。
朱宪民摄影作品《民以食为天》
如这张著名的《民以食为天》，无论是孩子期待的眼神，还是老人仰头举碗的动作，都在传递着一种真实的饥饿感；更加真实的是，画面并非老人喂食孩子的“动人”一幕，而是定格了孩子渴求而不得的一瞬。朱宪民直给了现实艰难处境和人基本生存需要之间所产生的强烈冲突，同时节制而端正的肖像拍摄方式又在传达人物本身的忍耐和顽强。
《黄河渡口》
又如同样著名的《黄河渡口》，简陋的渡船在负重，船上的人凝重沉默亦在负重，但船与人皆在浪中负重前行。整个画面处理既充分表现了这种具有象征意味的负重感，又没有因此将重心引向沉沦垮塌，而是在无言的肃穆中涌动着生命近乎于本能的力量。
朱宪民充分地理解与尊重每一个普通人在时代裹挟之中、在现实动荡之中所面临的一切不得已，他对矛盾的调和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性共情同理的基本立场；而调和并不是无原则地消弭矛盾，而是有方向地解决如何从矛盾里走出去的问题；不是走向分裂，而是走向出路。这种表达特色正是朱宪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检验而最终形成的独到之处，是现实性、艺术性与民族性的深度结合。
究其根本，所谓“图像证史”是对人的历史处境与语境的敏锐洞察与深刻表达；正是人的生活，构成了历史的血肉。
纪实摄影的当代性
如果我们认同当今世界表征为一种多义的现实，那么意味着摄影与艺术都无法再以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统一定义、标准和坐标系来加以言说和评判。这与每天都在全世界上演的日常图景保持了一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与融合改变着人类的内在心智与外部环境。当代艺术不断打破边界，摄影趋向跨媒介交融；纪实摄影面临着困境与挑战。
英国策展人夏洛特·科顿在其著作《作为当代艺术的照片》中作出如下描述：“纪实摄影委托项目大幅度减少，电视和数字媒体成为最直接的信息载体——面对这样的困境，摄影的应对之策就是，利用艺术所提供的不同思潮和语境寻求创作空间。”事实上，当纪实摄影的主要功能被定义为信息载体时，这种困境是可以预见的。
而纪实摄影转而与“艺术”结盟，以充满艺术表现力的视觉语言来表达公共事件对人的深远影响，而不仅仅聚焦于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和信息传播的时效性时，其实已经说明：纪实摄影和当代艺术存在着某种殊途同归：
即在表达的内在评价性-观念这个逻辑上，殊途同归；在批判现实，观照社会这样的动机上，殊途同归；在关注人类的心灵心智以及自身价值的目标上，殊途同归。纪实摄影的当代性，正在于此。
因此，我们得以理解：作为中国纪实摄影代表作之一的《黄河百姓》，在照片里的时空都已远去时，为何依然在向我们阐发着关乎摄影本质的一些问题。
因为《黄河百姓》的意义不是忠实地契合了某种真实的模版，而是揭示了何为真实的黄河，何为真实的百姓，何为真实的摄影之道。影像不是仅因其物性而具备不可磨灭的价值，而是因在物性中显露和揭示了它所是之物的真正本质而得以长存。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真谛就是将存在者的真理显现出来，只有从作品出发，而不是从作品的物性基础出发，在作品中发生的真理显露才是值得思考的。
艺术开启一个自己的世界，“艺术的本质不是对预先形成之物的变形，也不是对先行已存在者的描摹，艺术的本质是诗意的创造”，艺术接通着真理。
恰恰是多义多元多维的当代，我们更需要执着于对本质和真理的探索。
《黄河百姓》所蕴含的不懈追求，将我们的思索引向更为深邃广阔之处……
就像朱宪民自己所说的：“身为摄影者，让我们按着各自对人生的理解去撷取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大千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的人。不管起点在哪儿，不管是否已名气加身，只要踏踏实实向前走，我相信定会有收获。”
（本文据中国美术馆资料及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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