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与梅兰芳的交谊

马连良于一九二一年底结束了在富连成科班的第二次深造，正式步入社会大舞台，开始了他真正的搭班演出生涯，同时也开始结缘四大名旦中的荀、程、尚三位。一九二二年三月，他受上海亦舞台之邀，第一次赴沪商演，即与荀慧生搭档演出；同年十二月中，赴天津张宅堂会，与程砚秋首次合演《宝莲灯》《汾河湾》；年底前，搭入尚小云玉华社，开始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合作。四大名旦中与马连良合作次数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人，非梅兰芳莫属。

一九二七年六月，马连良首次独立挑班春福社，自此不断创演他整理改编的本戏，如《武乡侯》《夜审潘洪》《秦琼发配》《白蟒台》等，声誉日隆。在十二月十二日，受天津潘馨航家邀请参演堂会，开始了与四大名旦榜首梅兰芳的首次合作，二人合作演出《游龙戏凤》。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马连良受上海荣记大舞台之邀，第八次赴沪商演，轰动申江。这也是他嗓音最好的所谓“民国十八年”时期，被沪上观众赞誉为“士别当刮目相看，梦里烟花传仙曲；名高则虚怀若谷，万人空巷聆弦歌”。演出热潮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年元旦，然后被剧场方面提出挽留。因为梅兰芳欲作访美演出，北京方面希望上海促成马、梅二人合作一期，以轰动的效应为梅先生壮行，也就从此开始了他们二人的首次商演。

此次在荣记大舞台演出时间不长，一共九场，二人并挂头牌，合演《四郎探母》《法门寺》等剧，并反串演出《大溪皇庄》，马连良饰蔡金花，梅兰芳饰尹亮。大舞台方面标出了有史以来商业演出的最高票价，花楼、月楼高达四元，三楼最低价也要七角，比日常的演出票价翻了一倍还多。“黄牛党”们在戏院以外大卖“飞票”，票价翻番地上涨，仍然供不应求。

特别是这场马、梅二人合作演出的《四郎探母》，令观众翘首以待。因为戏迷们都知道，这两位大角儿从未合演过这出吃功夫的经典大戏，都希望一睹为快。因此全沪为之轰动，戏票早已预订一空，晚8点剧场已拉下铁门，楼上楼下均无立足之地，为京剧界空前的盛况。据当时媒体观察描述：“是日座客票友及内行占多数，政商次之，新闻记者亦得十余人焉。”

《四郎探母》马连良饰杨延辉，梅兰芳饰铁镜公主

大幕拉开之后，马连良上场，从打【引子】“金井锁梧桐，长叹空随一阵风”开始，然后念诗、话白，马连良演得不紧不慢比较松弛。起唱“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一段后，也是中规中矩四平八稳，没有什么标新立异先声夺人的地方。台下观众不免窃窃私语，认为马连良这出戏估计水平一般。

及至梅兰芳上场，唱“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嗓音甜美，韵味十足，观众期待已久的心情立马得以释放，于是彩声一片。梅兰芳唱【导板】“夫妻们打坐在皇宫院”后，观众喝彩再起，之后夫妻对猜。

观众一见这喝彩的反差太大了，开始小声纷纷议论，估计马连良这出戏干不过梅兰芳。马连良依然淡定自若，他心里清楚，这出戏虽然是生旦领衔，但是老生更加吃重。他舞台经验丰富，知道应该把前面的肥彩留给梅兰芳，自己逐渐发力，才能把头一折的“坐宫”演得完美，绝不能贪图一时的脸面风光。

等到马连良演唱【西皮导板】“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时，演出开始进入佳境。据《世界晚报》撰写的《梅马之探母》一文描述：“马是晚卖力异常，唱调亦在六半以上。唱‘未开言’导板始则迂回曲折，终则石破天惊，盖尽用丹田之气，一气呵成，彩声乃如雷震，此为全剧最精彩之句，亦马之新记录也，其后之原板顿挫抑扬，各尽其妙，几至一句一彩，马亦足自豪矣。”

观众此时精神为之一振，开始兴奋，顿时对马连良另眼相看。目光开始紧盯舞台，马连良保持表演情绪，贯彻始终。然后就是经典的快板对唱，这是“戏保人”的唱腔设计，马、梅的演唱自然是锦上添花。马连良的状态已经越唱越好，他把重点放在梅兰芳下场之后，所唱【快板】“一见公主盗令箭，本宫才把心放宽，站立宫门叫小番”，马连良翻水袖，提丹田气，使嘎调，立时如鹤唳九霄，声震屋瓦，台下观众情绪激动，雷鸣般彩声震耳欲聋。

《梅马之探母》还写道：“梅之扮相固称富丽堂皇，而马亦风流潇洒，自是不凡，较之王凤卿胜过一倍……梅之表情说白，世无匹敌。‘回令’时向太后求情，一字一句均隽妙异常，‘您老人家别生气啦，女儿跟您赔礼啦，女儿给您请安啦’,‘赔礼’‘请安’四字均走鼻音，聆之如食雪梨，如饮虎骨木瓜，觉周身血行，皆为爽豁。”

总之，这次全部《四郎探母》的演出十分成功，让马、梅二人大过戏瘾，合作极其愉快，也让上海观众真是大饱耳福。此次《四》剧演出十分特别，马连良一人到底饰演杨延辉，梅兰芳一人到底饰演铁镜公主，这种唱法是他们毕生当中唯一的一次。虽然他们以后在大义务戏中还多次演出过此剧，但杨四郎和铁镜公主都是由几个演员分饰，他们二人基本上都是出演最后的一折，而不是全剧了。

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二人又参加上海舞台全浙赈灾、东北慰劳募款义演三天，结束了他们的首次合演。虽然所得票房收入不菲，但对支持访美之行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不过，马连良觉得梅兰芳赴美是推广我们的国粹，能为这件事做点贡献，心里觉得十分安慰。自此马、梅二人的友谊开始深化，梅先生高兴地说：“三弟，等我回来，咱们接着唱。”

时间很快过去了近两年，基于上次愉快合作的前提，到了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旬，应上海天蟾舞台之邀，马连良与梅兰芳再次合作，商演二十天，二人合作演出《汾河湾》《法门寺》《甘露寺》等，再度轰动沪上。然后从年底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中，马、梅二人在上海、杭州、苏州三地连续义演十二场，为筹募豫皖鄂灾区临时义赈会等机构筹款，演出《打渔杀家》《御碑亭》《宝莲灯》等剧，急公好义不遗余力。

马、梅二人最轰动的合作演出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当时上海荣记大舞台重新改建，邀请马连良、梅兰芳主持揭幕礼并合作首演《龙凤呈祥》。演出前，大舞台在《申报》上极力宣传，大造舆论，刊登启事：

大舞台如果不由梅先生来揭幕，实在是一件憾事，本主人希望梅先生牺牲少数时间，来拥护我们文化中心的上海，最新建筑的大舞台，关系非常之大，梅先生因为有以上几种理由（指梅兰芳是国剧界的领袖和大舞台是国内剧场的模范），不得不从百忙中抽出一部分时间，替本台来行开幕礼，表演他的生平杰作。同时本台，又派专人到北平，敦聘马连良先生，跟梅兰芳先生合作。马先生是当代须生中的第一人，自成一家，冠绝群伦，向来独挡一面。这次经本台的诚恳要求，毅然与梅先生合作，乃是很难得的机会……

开幕当天，大舞台盛况空前，满坑满谷，座无虚席。自此马、梅合作演出四十场，合演剧目有《龙凤呈祥》《一捧雪》《新三娘教子》《抗金兵》等。他们还演出了个人独有剧目，如梅派的《西施》《霸王别姬》《生死恨》和马派的《借东风》《八大锤》《要离刺庆忌》等，这些剧目的演出，在那个全面抗战之前的非常时期里，起到了唤起民众昂扬奋发的作用，达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一九三四年重张的上海荣记大舞台

马、梅之间除了合作演出外，彼此之间交好甚厚、过从甚密，他们的友谊已成家喻户晓的梨园佳话。首先，他们二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我们京剧界中思想最开放的艺术大家，这在京剧这种传统艺术行业里，十分难能可贵。他们对许多新生事物都能理解和接受，而且能够取其所长，拿来我用。

在一九三四年大舞台合作期间，马先生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丰盛里，梅先生住在马思南路（今思南路）。当时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976号刚刚开张了一家新式的店铺，名为“四十八我照相馆”，老板与摄影师等工作人员皆为洋人，以新奇人像摄影为招徕，可将被摄影者的四十八种不同的造型集于一张照片。收费三元大洋，次日即可取件。广告语为：“海上从未有过，请即驾临一试。”

由于此照相馆离马连良和梅兰芳在上海的居所都不远，马、梅老哥儿俩又都酷爱照相，因此他们便相约在该馆每人拍摄了两组“四十八我”。二人相同的一组为着西装的头像，各种玩笑表情，生动有趣。马先生拍了一组剧装照，包括一张便装头像和四十七张剧照，栩栩如生、神采奕奕。与此同时，梅先生拍了一组京剧旦角手型，变化万千、婀娜多姿。这些照片本来是他们二人的一个游戏之作，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京剧资料和艺术的范本。如今学马派的，没有不参照这组剧照的；学梅派的，都是效仿这组手型。

一九三四年马连良于上海拍摄的剧装“四十八我”

另外，他们二人彼此在艺术上理念相同、互相欣赏，当时许多媒体采访梅先生，让他谈谈国剧改良，他总是推荐记者去找马先生来主谈。一九三六年卓别林乘船来上海做短暂访问，白天才抵达上海，下午就见了梅先生，提出希望当晚能看一出京剧，因为他要乘这天夜里的船离开上海去菲律宾。梅先生就推荐卓别林当晚去新光大戏院观看马先生的《法门寺》。演出结束后，卓别林意犹未尽，马连良当时还没有卸妆，于是二人就抓紧时间在舞台上攀谈了起来，并拍摄了三张合影，卓别林才心满意足地去乘船离开，留下了中美艺术交流的一段美谈。

有些作为朋友的人，都是在马连良顺风顺水、大红大紫时关系良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或身处逆境，关系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就很难说了。时间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因一九四二年赴东北演出之事，马连良被国民党当局诬陷，河北省法院的传票发到了上海。这时马连良正在上海为苏北灾民等演出义务戏，各种寡廉鲜耻的小报记者为了提高销量，吸引读者眼球，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在媒体上添油加醋编造谎言。周围人士落井下石者有之，暗自庆幸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敬而远之者有之，这一切让马连良倍感世态炎凉，心意彷徨。真是应了《三家店》中秦琼被难时的那句唱词：“马渴思饮长江水，人到难处想宾朋。”

梅兰芳觉得，以马连良的个人境遇和本人个性来分析，他是个“踏尽人生不平路，不向人生说不平”之人。为了帮助他排解心中块垒，一天，马连良在后台正准备化妆，梅兰芳亲自来到他的化妆间慰问，他紧紧拉住马连良的手，非常关心地问道：“你的事进展得怎么样了？”马连良说：“咳，我现在是一言难尽，是非曲直，待等以后的命运吧。”梅兰芳说道：“是的，我们唱戏的实在太难处世了，无论怎么一件极小的事情，而外界在不明真相之前，也会很夸张地批评，不但我很同情你，就是我的朋友提起此事，也是非常谅解你的。”梅兰芳的问候，使马连良倍感安慰。梅兰芳接着说：“只要问心无愧，倒不必因此灰心，一个你一个我还得有十年的挣扎，逆来顺受，我们应该打起精神来才是！”马连良身处逆境之中，梅兰芳的这些话，给他平添了不少内心的温暖与安慰，以及与恶势力继续抗争的信心和勇气。

一九四七年，马连良被诬之事澄清，准备在上海中国大戏院登台商演。中国大戏院是他在上海的根据地，总是把最好的档期留给马连良。剧场方面计划让他十一月开始登台，但却被他拒绝了。马连良知道，梅兰芳十一月正好在天蟾舞台演出，他不愿意和梅先生形成“打对台”的局面，因此要求中国大戏院将他的头天打炮演出安排在十二月五日，因为梅兰芳的档期到十二月四日结束。中国大戏院认为，这样安排就会使马连良少赚一个月的钱，太不划算了。况且这次又是扶风社重组，马连良、张君秋联手合作，演出阵容和票房收入都不会输给梅兰芳。况且各有各的观众群体，应该是旗鼓相当之势，即便是“打对台”也不会对两方面的票房造成损失。马连良对中国大戏院方面表示了谢意，但仍然恳切地告诉他们，这不是赚钱的问题，这是交情的问题。

这时天蟾舞台方面却出了新的问题，本来计划梅兰芳演出结束后，由言慧珠、纪玉良这对组合接续演出。但是一看中国大戏院方面是马、张组合，顿时觉得言、纪组合力量薄弱，不敢对撼。加之言、纪的公事（戏班行话，指演出的包银收入）尚未谈妥，于是决定改弦更张，立马派人飞北平，约请“金霸王”金少山南下。认为只有金、言组合，才能与马、张对垒。这样一来，即便金少山同意南下，至少也要等到十二月中旬才能抵沪，剧场方面就有了十天到半个月的空档期，实在浪费。于是他们希望梅兰芳能够将这一期的演出从十二月五日开始加演十天，这样双方都可以名利双收。让“天蟾”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利好的建议被梅兰芳谢绝了，并直接告诉他们，马先生那边五日开戏了，我们哥儿俩不能“打对台”。逆境时互相扶持，顺境时彼此礼让，马、梅之间的友谊的确是肝胆相照的君子之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马连良寄居香港。因对来自新中国的信息知之甚少，遂与梅兰芳多有书信往来，以便决定回归后的相关路径。蒙梅兰芳与政府高层联系，特别是周恩来、彭真等领导的关爱，以及中南局的鼎力相助，马连良回归新中国之事方能成行。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马连良自香港摩顿台居所致信梅兰芳，并将中南局要求保密的回归行程相告，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信函如下：

畹华仁兄惠鉴：

前闻吾兄在汉上演盛况空前，曷胜欣慰，并闻贵体曾感不适，想返申后定必康复为颂。前者陈肃亮先生来港带来口信，诸承关念，并盼早日返归，足证爱护之深，无任感谢。弟旅港眴将三载，屡思作归，辄以俗务羁身，加以顽躯时感病痛，迁延至今。最近由汉口人民剧院约往，现已决定赴汉，约秋节前后演出。弟回来以后，一切尚仗吾兄鼎力照顾，随时赐教，是所盼祷。把晤非遥，余言面叙。即颂

夏安

嫂夫人祈代问好

姬传先生亦代致候为荷

弟马连良拜启

七月廿五日

马连良赠送梅兰芳的个人肖像

在一九五三年十月，马连良和梅兰芳一起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唱了他们人生当中最长的一次义务戏，时间近半年之久。在朝鲜期间，演出和生活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基本上就没睡过一次正经的房子，因为最好的房子也没有屋顶。一天，马、梅老哥儿俩和志愿军战士们一起听贺龙元帅作报告，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他们两人的皮大衣里注满了雨水，等脱下来的时候都拿不动，但他们没有一个叫苦的。演出更是一场接一场，根本没时间排戏，二人合作演出了《打渔杀家》《宝莲灯》《汾河湾》等生旦“对儿戏”，给志愿军战士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给家乡父老写信时，非常质朴地说：“我能看了梅兰芳和马连良的戏，这辈子值了！”

《打渔杀家》马连良饰萧恩，梅兰芳饰萧桂英

马连良对梅兰芳的艺术十分推崇，在马连良剧团时期，他认为自己的旦角配演罗蕙兰是可造之才，就把罗推荐给梅兰芳做了徒弟，又为梅派艺术增添了一名优秀人才。梅兰芳的女儿梅葆玥老生应工，是马连良的干女儿。为了培养葆玥，梅先生让她跟在马先生身边学习马派。特别是在梅兰芳去世之后，马连良更觉得对梅葆玥负有责任，就让她和自己的徒弟张学津、张克让等一起学戏，为她特别加工念白和身上的做工，唱腔方面可以发挥她的优长，走余派的路子。马连良的幼女马小曼是梅兰芳的干女儿，她是梅派艺术的传人。可见，马、梅老哥儿俩一直秉持着梨园行的老传统——易子而教。

马、梅两家在京城的住宅相距不远，走动比较频繁。梅先生一想起吃清真菜，就立马想起来马家的大厨杨德寿。当年还没有发明切羊肉片的机器，杨德寿切羊肉片的技术可谓一流。梅兰芳在家想吃涮羊肉时，都要特别邀请马连良参加，主要是请杨德寿前去主理。杨会推一辆车到梅家，里面装满了工具、木炭、火锅、羊肉、调料等，在梅家院中施展他那带有表演色彩的刀功，身旁必定会被一大帮人围住观看，这时梅先生家的大师傅就帮他打下手，成了二师傅了。

杨德寿每天的工作十分辛苦，特别是遇到马连良晚上有戏的时候，他一般都等马先生吃完夜宵后才回家，那时大概就快夜里2点了。因为他早上要晚起一会儿，再去采买，回来就近中午了。马家中午吃饭的人不多，所以制作比较简单。后来他和梅家的大师傅熟了，他们俩人的情况差不多。梅家总是中午吃炸酱面，比较简单快捷，之后马家中饭也改“梅派”了。

梅兰芳请马连良吃饭，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北京的这几家清真饭馆。马连良回请梅兰芳不外乎也是在家里或者这几家相同的饭庄，不免有些雷同，不像汉民的餐厅，可以多一些选择。有一天马连良突然改弦更张，对梅兰芳说：“大哥，您不是喜欢吃峨嵋酒家嘛，过两天我请您和大嫂去西单商场，吃‘峨嵋’哈。”梅兰芳夫妇和在场的朋友都以为自己听错了，心想：马连良是地道的回民，怎么可能去“峨嵋”吃饭？可马连良又不是个好开玩笑信口开河的人呀？心里纳闷儿，也不好多问。

等到了西单商场“峨嵋”餐厅的二楼雅间，马连良夫妇和裘盛戎、李慕良等都在那里恭候。先是一阵寒暄聊天，等到要上菜了，马连良说：“大哥大嫂，各位，你们先吃着，过会儿请到隔壁，我在那边先偏了您了。”北京话说“偏了您了”，就是“和您不客气，我先吃了”的意思。众人更加狐疑，这是怎么回事啊？马连良见大家都被蒙在鼓里，心里高兴，他的戏法终于成功了。

马连良和梅兰芳在后台

原来，公私合营后，北京西城饮食公司在西单商场里开了两家老字号，一家是“峨嵋酒家”，另一家是清真餐厅“又一顺”。这两家餐厅紧挨着，而且二楼全是雅间，只隔一堵墙，墙上开了一个穿堂门，仅供内部工作人员偶尔使用，绝不对外开放。此次马连良在“又一顺”和“峨嵋”的雅间各摆一桌，没开饭前可以在“峨嵋”聊天，开饭后两边同时开动。酒过三巡，“峨嵋”这边的客人可以通过这个秘密的穿堂门到“又一顺”继续享用清真美食。当然，为了互相尊重民族习惯，汉民朋友是绝不带任何东西到“又一顺”来的。这也是“又一顺”给马先生开了一个小特权，别人是不会被告诉有这个“秘密通道”的。

“大跃进”当中有一年正月初十，是马连良的生日。梅兰芳、李万春、冯季远、朱海北等老朋友，以及文艺界的不少人来家里给马做寿，饭后马连良和梅兰芳老哥儿俩坐在客厅的一角很认真地谈话，就是探讨京剧是否可以适应演出现代戏的事。马先生觉得这是个新生事物，应该循序渐进地展开。可以让青年演员先试行，然后从实践中找一下经验教训。梅先生在年轻时演过时装文明戏《孽海波澜》《一缕麻》《邓霞姑》等，他坦诚且认真地说：“我的现代戏是失败的。”他对自己以往在这方面的实验是持否定态度的，对演出现代戏的态度也十分慎重。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老哥儿俩的私房言论，在座的人不敢对外有一丝的透露，毕竟与政府提倡的论调不同，但还都是限定在艺术讨论的范畴之内。到了一九六四年大演现代戏时，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是否继续实验的事情，而是是否要继续革命的问题了。

马连良毕生的专注点一直在艺术创作上，这是他信守的本分，所以在晚年才能创作出《赵氏孤儿》这样的精品。解放后，梅兰芳作为文艺界领袖，在政治地位上很高，经常出席许多政治活动，不得不挤压了艺术创作上的时间，北京市文化局领导要求马连良向梅兰芳学习，多多参与政治活动。梅是最了解马的，他知道马连良在艺术上必将有一番大的作为，他希望马能够保持自己的风格。就是否过多地参与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们老哥儿俩有过掏心窝的谈话，梅兰芳语重心长地对马连良说：“三弟，你是搞《赵氏孤儿》的人，要是像我一样，你就成了属穆桂英的——阵阵不落。”

时间到了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相对平静的北京戏剧界，忽然传来梅兰芳先生逝世的消息。这消息如同平地一声雷，不但惊动了戏剧界，惊动了政府高层，而且惊动了全国人民。谁都不能接受这个令人无法相信的消息。马家和梅家走动得比较近，大家只是知道梅先生近来身体不太舒服，在住院调理。马连良夫妇还亲自去了阜外医院看望梅兰芳，也没有看出任何不祥的征兆。后来听业内的朋友讲，梅先生最后一次演出前，他亲自去了其他演员的化妆间，和台前幕后的每一个参演人员一一打招呼，问候大家，有人说这事有点反常。按老礼说，怹这是辞道儿（北京话，指作最后的告别）。

马连良、梅兰芳出席北京京剧工作者联合会大会

梅先生的去世对马连良打击很大，他仿佛从此真正地成为了一位老人，嘴里总是喃喃地念叨着他的梅大哥，昔日潇洒飘逸的风采不再，而总是终日沉浸在回忆他们老哥儿俩之间的往事之中。八月十三日，马连良长歌当哭，填曲一首《畹华兄哀词——锦橙梅【仙吕】》，发表于《中国新闻》之上，用以纪念他这位艺术上的伙伴、生活中的挚友。

思故人泪盈衫袖，

遍坰野荷泣新秋。

数十载氍毹时相偶，

我怎不长怀千岁忧！

正群芳争妍新出旧，

待寒梅再荣前启后，

不料想万花山麓添隽秀，

典型寿，

共天荒地老悠。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马连良突发心脏病，入住阜外医院。夫人陈慧琏在病房整整守了三天三夜，心里不停地为丈夫祈祷，希望他能闯过这一难关，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可周围的环境不得不让她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这间病房她很熟悉，一九六一年她与丈夫一起来这儿看望过病中的梅兰芳，他就是从这儿走的，陈慧琏不希望同样的悲剧在丈夫身上重演。可残酷的现实摆在了她的眼前，马连良于十二月十六日撒手人寰，马、梅老哥儿俩竟然从同一病房离去。

“文革”开始后，马家被扫地出门，从西单的四合院搬到了和平里的“黑帮楼”。梅夫人福芝芳知道马连良夫人陈慧琏身体多病，于是仗义相救，把她接到西旧帘子胡同的梅宅居住。在客厅东头用屏风隔出了比床大些的地方，算是陈慧琏的卧室，从此陈慧琏一住就是六年之久。梅宅上下对陈如亲人一般，让马家人终生难忘。

一天，陈慧琏拿着马连良毕生珍爱的贾洪林《桑园寄子》剧照，对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说：“温如生前搜集的艺术资料都被一扫而光了，只剩下这张照片，望许先生代为保管。”许姬传当即表示：“我虽然半个身子在牛棚里，也不保险，可愿为老朋友保管到最后一分钟。”

一九七二年，福芝芳对陈慧琏说：“咱们得让三爷（马连良）入土为安。”大家商议之后，决定用梅家在香山脚下万华山麓的两间房子，与香山大队置换万华山上的一块地，作为马连良的墓地。马连良的骨灰终于在他去世六年之后，入土为安了。

如今，在北京香山的万华山上，苍松翠柏掩映着梅兰芳和马连良的墓地，在他们二人的墓地之间，有“京胡泰斗”徐兰沅和老生名家王少楼的墓地；在马连良墓地的旁边是与他合作多年的同事周和桐、任志秋及高足言少朋的墓地，万华山麓已经成了一座著名的“梨园公墓”。时常有行山锻炼的人士在梅、马墓地歇脚，有戏迷不无感慨地说：“这山上的几位要是唱一出，那绝对是‘超一流’的水准，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本文摘自马龙著《温如集：马连良师友记》，北京出版社，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