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4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暨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3年第1期在光华楼举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冯筱才教授携其新著《“战时繁荣”：1937—1945年温州的经济贸易及其统制》，向到场师生分享他的田野经历与研究感悟。本次读书班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林超超副研究员主持，南方科技大学王春英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严冬助理教授参与对谈。本文系演讲整理稿，末附与谈人发言的简要整理稿。
冯筱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感谢大家的邀请，我很荣幸参加这期读书会。我最近出版了这本有关温州“战时繁荣”的小书，今天一方面希望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另一方面希望讨论一点与“历史延续性”相关的问题。
冯筱才
让我们从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讲起。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谈到：历史学家面前必须有可以理解的“凭证”，当代史不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过去的事实需要与现在生活的兴趣打成一片。他的意思并不难懂，我是这样理解的：其一，每个历史书写者都身处“当代”，所有观念都由时、由事而生；其二，历史书写预设的潜在“读者”通常也是当代的；其三，历史书写者能够读到或愿意读的“史料”很可能也是当代的，很多人是根据自己当下的兴趣来选择材料，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材料的“解读”也往往与现实处境相关；最后，萦绕在他们大脑中的“问题”、关心的焦点，乃至于写作的方式（如越来越流行的通俗写作）、语言、逻辑等，都需要“当代化”来获得更广阔的受众。
下面让我们从理论回到实践。从2010年以后，大约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沉浸在浙南的田野中，完成了千余次访谈，也征集了从明清到当代的大量资料——从契约文书到账簿，再到生产队长的工作笔记和日记。跑过田野后，大家大概会有一个觉悟：即便是明代或清代的文书，藏在某个特定人的家里，背后也是一个当代的故事。所以我前些年提出要“跨过1949”去理解整个中国的历史。历史要拉通来做，比如从晚清民国到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历史......如果我们的知识结构比较完善，对历史的理解会很不一样。
我们在温州听到的故事，大多都与温州人的骄傲和勤奋有关。我记得1990年代末，从杭州坐大巴到温州，一下车就看到很多拉客的人力车夫，这种半夜两点多还在外面跑生意的激情，当时就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当我去看历史的时候，发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温州人就已经是这个样子。后来我一直在温州跑田野，与温州人打交道，发现他们追求“钱生钱”的投资意识真的是太强大了。于是，我就想搞清楚为什么温州人是这个样子。
大家或许都听过所谓的“温州模式”——“小商品，大市场”——从费孝通到当下很多经济学家，都希望解释为什么温州人不一样。有的研究将原因追溯到“永嘉学派”，这可能有些太遥远了；还有的学者用“人多地少”造就的“冒险精神”来解释，这可能又无法突出温州人专有的特点。当我们沉下心去看材料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其他更能成立的理由。历史本就是延续的，但我们要探寻的那种连续性的关联应该是切实发生且未曾中断的。我们一直在搜集整理温州近现代的资料，还做了大量访谈，积累了海量信息。在消化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沉思：我们应该写出什么样的温州历史？前后历史的连续性在何处存在？现在我所讲的这个故事，希望从温州“战时繁荣”讲起，一直讲到“温州模式”，并勾勒出两者之间的延续性。
大家或许不太了解，抗战时期存在一条以温州为起点的“东南生命线”。我们都知道“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但我们之前不太清楚的是，货运量更大、对重庆国民政府影响和帮助更大的，也许是这条起始于温州的“生命线”。当时的报纸将浙赣铁路称为“东南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正是以温州、宁波两个口岸作为起点，并通过公路、水路将货物输送到浙赣线，宁波港口被封锁后，温州就被称为“唯一口岸”。这条线路成为内地各省与东南沿海联络的最重要的路线，人流量和货流量都非常惊人。如此多的货物集聚到温州，在我看来，便引发了所谓的“战时繁荣”景象。
当然，“战时繁荣”不仅仅发生在温州，桂林、西安、宝鸡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温州和内地的“繁荣”并不完全一样。当时报纸的报道是非常“耸人听闻”的，我们可以看到“万商云集”的说法，不仅内地许多省份许多客商都来温州进货，南方许多省份的土货也依靠温州口岸向外输出，一些本来以上海为基地的企业也跑到温州来做生意，在温州当地开设商号。就这样，温州出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海上繁荣”，公司、行号、商店拔地而起，消费非常发达。温州的贸易繁荣同样刺激了本地配套服务业的兴起。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商品入口前，必须获得本地合法商行出具的发票，这就导致许多“发票公司”的涌现，其中大多数都是空头公司。
但是，战前的温州并不是这个样子。比较上海、宁波等口岸，温州港的吞吐量不大，且由于陆地交通不便，经济腹地仅仅局限在浙南和邻近地区。战前的温州社会以农业人口为主，虽然有一定的手工业，但基本上缺乏大型现代工厂。战时温州成为保持运作时间最长的东南口岸，进出口贸易额和关税收入都达到创纪录的高峰，本地服务业及贸易中介业也因之异常发达。更重要的是，温州成为中国政府对外输出土产最重要的出口口岸。
作为“唯一出海口”，温州的转口贸易对抗战前期的帮助非常大。输往美国的桐油、输往苏联的茶叶，都从温州转口。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前并不是中国的盟国，不能直接援助中国，但是可以与中国“做生意”。“做生意”就要求中国有物资可以与美国交换，浙江、安徽等省的桐油输出基本上都从温州口岸直接以外轮装运到香港。正因为温州口岸如此重要，重庆政府和日本人都在考虑要不要将其“封”掉。蒋介石担心日本人会从温州进来，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建议暂时不封，最终“封”掉温州港的是日本人而非国民政府。日本方面在决定封锁前，也是经历了漫长的纠结和犹豫的决策过程，因为他们既需要考虑第三方中立国在华的贸易利益，也需要考虑自己的物资供应问题。
温州作为“唯一出海口”，也就成为茶叶、棉布等各种商品的贸易中心，聚集了大量的利益与财富。这块巨大的蛋糕很快引起了各级政府的“觊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就非常“眼红”，考虑到重庆政府已经有“富华”“复兴”两公司专门负责公办商务，浙江省政府成立了“八大公司”，希望垄断重要土产出口贸易，甚至专门设计“特产运销处”，并努力招商引资。政府与私商订立了一个对后者非常不利的分成方案，没有坚持到一年，计划就失败了。随后，地方县政府与省政府之间、私商与公家各个机构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在政府“统制”贸易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私商开始走私。由于轮船贸易已经中断，私商以小吨位的帆船介入贸易，单帮走私也非常普遍，这导致政府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巨大的走私网络。
国民政府与温州私商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严格的管理条例并建立了缉私机构，但“缉私”同时也给“敛财”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蒋介石发给顾祝同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军官与缉私部门都“经营商业”，在专利制度的保护下竞相逐利。另一个有趣的故事是，战争后期出现了由“管制”到“利用”的政商关系变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政府越来越难从上海等工业中心获取货物，开始以种种特别手段积极鼓励“货物抢运”，并授权军统协调运用东南各地的走私网络，以为政府抢运到更多的货物。在正式文件中，这种对走私网络的运用被称为“特种运输”。国民政府不仅利用走私网络来抢运货物，还开办“直接税局”来征收“战时消费税”，并办理货物保证金。后来永嘉直接税局发生一起特大弊案，大量保证金没有及时移交。孔祥熙最后被迫辞去财政部长一职，与保证金弊案有关。
我认为，前面讲述的所有故事，都可以视为货流问题导致的连锁反应。在众多连锁反应中，不能不提到“替代性工业”的兴起。温州商人原本大多从上海进货，在战时环境中，进货成本太高，他们发现不如直接引进机器，把生产线搬到温州自己生产，后来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投资。“替代性工业”的出现，给温州战后的工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温州的地方国营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到六七十年代的社队企业，多与战时的“替代性工业”有些关联。
当我们谈到“战时繁荣”与“温州模式”的关系，最重要的也许是温州社会风气的转变。一方面，基层的商业气氛浓厚；另一方面，能够搞到钱的人成了新的权贵阶层，即所谓“党政从商，军人经商，赢者通吃”。时人的评论中甚至发明了“温州人资本论”这个词语——“如果想要学习商科，不如去永嘉做一年学徒”。这一系列改变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远的，试想，如果爷爷脑袋里面充满生意经，会跟爸爸讲，爸爸再跟你讲，这种“精神”就传承下来，进而形塑了整个地方社会的风气。
下面来做一点归纳总结：由于长江航道的封锁和商业港口的封锁，温州出现了物流和财富的集聚，引发了爆炸性的商业繁荣。政府为汲取更多利益，开始施行商业统制；同时走私现象也开始普遍出现，参与其事者从中上层人士到普通农民。由于轮运停滞，走私泛滥，政府最后放弃统制计划。在货物来源减少时，政府一方面利用走私网络抢运货物，一方面也扩大货物税收（包括保证金）。税收激增及机构的扩张，使高层监管变得困难，腐败更易滋生。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战时腐败使易劳逸（Lloyd E. Eastman）所讲的“毁灭的种子”更加扩大化，国民党政权之最后覆灭与此有密切关系。战争不仅仅是军事层面的问题，持久抗战还涉及经济战、心理战等等。战时中国到处发生的所谓“畸形繁荣”，其实也是经济战的一种体现，不过这种“畸形”的背后，市场经济的逻辑仍在运转：哪里有钱赚，钱就往哪流；运货成本高就拼命办厂。市场经济的逻辑可能要比统制经济的逻辑更加强大，因为市场有时能够解决持久抗战的物资匮乏问题。无论战时还是战后，对于国民党来说，“统制经济”都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至于“温州模式”，也是战时经济的遗产之一。从战时到计划经济时代，再到改革开放，我们可以在温州看到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大家可能听说过“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这个段子，事实上，温州的皮革业正是在战时获得空前的发展，一些作坊演变为机械化生产的工厂。正是在这种战时工业的基础上，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温州就出现一批皮革加工为主要业务的社队企业，后来温州成为著名的皮革产品（如皮鞋、皮包等）生产中心，自然是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成的。皮革业如此，其他许多行业也是如此。我相信，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战时故事的历史延续性在温州还没有中断。“战时繁荣”不仅不是“昙花一现”，还引起了隆隆的回声！
王春英（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副教授）
拜读冯老师的新著后，有四点感受想与诸位分享：
其一，本书有一种由环环相扣的逻辑推动所形成的自然章节感，各个部分衔接紧密、前后关照、有始有终。冯老师谋篇布局的驾驭能力，能够带给读者“读小说”的快感，在情节紧凑处常常生发出“非此不可”的感受。
其二，郑振满等学者提出区域史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整体史，这种由“区域”到“国家”的思路其实是在追求空间上的整体性，而本书提供了另外一种区域史的研究路径，也就是追求时间上的连续，打通1949年前后，使整个“二十世纪”成为整体。
其三，无论讨论地方社会的“均等化”倾向，还是说明民众利用税种转换的政策漏洞来开办“空头商行”，其内在反映了本书始终关照“人”的境遇，做到了既讲“制度”，又讲“人”，真正实现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
其四，这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延伸性的问题可供我们继续思考。例如，冯老师讨论到国民党对沦陷区物资抢运的规定时提及，沦陷区内的物资除毒品外全部免税，这种规定与根据地的状况差别很大。我不确定国民党的政策执行力度如何，奢侈品是否也包括在“免税物资”里面呢？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对比国共两党在沦陷区和根据地的不同政策，从而加深对战时不同区域中经济与政治的理解？另外，“战时繁荣”不止于温州，然而为何只有温州发展出了“温州模式”？这是不是说温州存在某种风险缓冲机制来保障他们的投资？
严冬（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我也希望和大家谈谈读书后的三点感受：
第一，这本书不仅回应了已有的民国史，尤其是贸易史、社会经济史的文献，还对抗战时期的东南地区的整体社会经济面貌做出了开拓性的整合性研究。浙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浙赣铁路）对大后方经济和工业的重要性，我们此前似乎只有很模糊的了解，冯老师很细致全面地讨论了战争时期浙南地区的商业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该地区战时的经贸发展、各个港口的贸易状况，包括是海关的运作。另外，冯老师对温州“民间工业化”的讨论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书中讨论到的与温州的卷烟厂、火柴厂等企业相关的丰富细节，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海外汉学的主要讨论方向）民间工业化历程的另一番景象，也与林郁沁教授在《美妆帝国蝴蝶牌》一书中的叙述形成了对照。
浙赣铁路
第二，冯老师通过讨论走私以及政府通过政策变通因应猖獗的走私现象，揭示了二战末期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暧昧的经济联系。书中提到战时消费税颁布的时间恰恰是1942年6月，此时美国已经加入战争，宋子文基本上谈成了美国的经济外援。此时国民政府明显削弱了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物资封锁，令人感到此时国民政府或已判断与日占区的贸易不再影响大局。顺便说一下，冯老师在本书中将战时经济的“畸形繁荣”这一常见判词实证化，是一件值得赞许的现象，因为这样能敦促之后学者在使用类似定性词汇时，同时解释何为“畸形”，何为正常。
第三，冯老师的研究关注到战时出现的“走私”现象和“民间工业化”是如何影响到共和国时期的历史的，这也体现出当今学界对共和国时期经济史，包括改革开放成因的探索。浙南，尤其是温州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的迅猛发展，可能如冯老师在本书中所暗示的一样，与当地人民在抗战期间对内地商贸路线，和轻工业消费类商品生产技术的掌握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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