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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立平与凤翔木版年画的兴衰

地处关中平原西部的陕西凤翔县,据考证,做年画的历史“始于唐宋,兴于明清”。

年画世家

地处关中平原西部的陕西凤翔县,据考证,做年画的历史“始于唐宋,兴于明清”。位于县城东边的南小里村是凤翔年画的中心,根据流传下来的祖案记载,世代耕居于此的邰氏家族早在明初洪武年间,就已从事木版年画的生产。这门手艺传到邰立平这里,已经是第20代。

邰立平


邰立平至今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每到腊月,家里总是挤满来自青海、宁夏、甘肃等地批发年画的小商贩。9岁的时候,邰立平跟着爷爷邰世勤学画样,给印好的年画撒金粉。在他印象里,爷爷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年画、皮影、砖雕、石雕、画社火脸,无所不精,是西府岐(山)宝(鸡)凤(翔)三县有名的“全把式”。那时,邰世勤光皮影就画了1000多件,足够3个戏班同时演戏。过去村子之间盛行“斗社火”,邰世勤给哪家画社火脸,哪家准赢。

民国初年,邰世勤继承世兴老局的祖业,同时创立世兴画局和西凤世兴画局。“最盛时期大概在40年代,我爷爷把当时年画品种做到上千种。”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担心被定为地主成分,爷爷烧了不少画样和书籍,然而邰立平至今记得,“破四旧”时,家里被抄走的画版、皮影以及线装图书、名人字画,足有两卡车之多。

邰世勤在1970年离开人世。与爷爷相比,同样遭受政治冲击的父亲邰怡,却艰难地将年画制作坚持了下来。

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原来在凤翔县建设科担任主管科员的邰怡,在1958年被下放农村,开始重操年画旧业。早在1953、1954年,为了适应新的要求,凤翔进行过“年画改革”,年画的主人公变为解放军、民兵,还有站在麦仓旁边扎着白羊肚毛巾的青年农民。那时,连“门神”也被改称为“门芯子”。在邰立平看来,“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些生硬的新年画,觉得它们色彩单一,章数性不强(指年画色彩对比反差不强烈)”。如何将年画做得既能适应新的要求,又能被老百姓接受?邰怡设计了很多新样子,牡丹花、兰花等各种花卉配上一些流行口号,诸如“捷报频传”“迎来春风”等,反响不错,也让他成为“文革”期间整个凤翔唯一敢做年画的人。

1977年,一个叫王宁宇的人来邰立平家采风。王宁宇是陕西省轻工业局下属工艺美术公司的一名干部,酷爱陕西民间艺术,聊天中,他发现邰立平的父亲不但有美术功底,而且对凤翔年画的历史非常了解。

临走前,王宁宇告诉他可以早点搜集传统年画的资料,以图恢复。家藏的画版,包括一些明清时代的老版已被查抄殆尽,邰怡从亲戚家拿回30多张传统年画稿子,还从家里楼板上偶然发现唯一一块幸存的明代老版:“雄鹰镇宅”(背刻“锦上添花”)。1978年,邰怡和村里的老艺人一起创立了一个村办企业形式的研究会——“中国陕西凤翔南小里工艺美术研究会”。邰立平八九岁就跟着父亲画箱柜、棺材上的画,已具备一定绘画功底,初中毕业后便辍学回家,担任研究会的艺术总监,负责设计与指导其他人刻版。这个存在仅3年的村办企业,全盛时期曾经有30多人干活,每年能为村里创造7万元的纯利润。

改革开放之后,许多人家重拾年画,上百家家庭作坊很快以更低的成本和价格,取代了村办企业。凤翔年画成为新中国成立前37家年画产地中后来恢复得最早的一家,迎来它最后的10年辉煌。在王宁宇、张仃、王树村等一批老专家的挖掘下,向来封闭、少有人知的凤翔年画开始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1983、1984年,邰立平跟着父亲,先后参加了在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院举办的两次凤翔年画展览会。在1983年的展览会后,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仃还召开了一场由37名专家参加的研讨会。“每个人发言5分钟,给我父亲15分钟时间。在这15分钟里,我父亲把凤翔年画的概况、恢复、现状做了介绍,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谈起这次研讨会,邰立平现在仍很激动。

然而父亲在1984年北京参展回来半年后,便因病去世,把恢复年画的重任留给了时年32岁的邰立平。

恢复与创新

与爷爷和父亲相比,祖辈的技法虽然都继承下来了,但缺少那种时代的氛围,邰立平仍感觉在有些方面再也不能达到他们的高度,比如爷爷的设计、父亲的染色。

木版年画的画板以梨木为主,新砍的梨木需要阴干三年方可使用。从大的方面看,制作工艺主要分为画样、刻版、印刷、填色几块。画样与工笔画类似,就是设计年画的题材与内容。在宝鸡市大庆路41号的工作室,邰立平指着墙上挂的年画,一一介绍凤翔年画的代表作——八大门神、六神、风俗画,还有一系列来自戏剧的戏出画。画样考验的主要是绘画功底,除了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在村办企业那三年时间,邰立平在设计室里整整花了三年,“等于上了一次美院”。

用墨线定好画样后,将其用糨糊反贴在修得平平整整的梨木板上,等糨糊干后,再用湿毛巾将背面浸湿,用手一点点抠掉纸屑,画样便显现在木板上。再经过錾版、浸版、刻版、修版、洗版等环节,一块雕刻精细的年画墨线版便宣告完成。

这样一块版如果用来印刷黑白线条的年画已经够用,但要把凤翔年画中经常用到的水红、黄、大红、绿和金黄等四五种颜色印到画上,则必须根据墨线版印出的画,完成“号色”环节,一种颜色印一块版,名曰套色版。因此一幅颜色鲜艳的年画,往往需要五六块版,在印刷的时候也需要印五六遍。

在明代之前,年画的颜色均采用手工填色,元末明初之后,由于需求量增加,发展出套色印刷技术。直到今日,全国有名的13家年画产地,也据此分为手绘填色和套色印刷两大流派,比如天津杨柳青、四川绵竹、湖南滩头、广东佛山采用手绘填色,山东潍坊、河北武强、陕西凤翔、山西临汾、河南朱仙镇则采用套色印刷。

套色印刷之外,邰立平偶尔也会手绘填色。当我们来到他的工作室时,他正在为一对大门神填色。

恢复传统年画并不容易,在老画版丢失的情况下,只有沿着父亲当年走过的路,设法搜寻散落各地的画样。1978年,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的王有政告诉邰立平,他们馆藏有将近100幅他爷爷在1954年手绘填色的年画。邰立平激动不已,连续几天,他用铅笔把样子描下来,再回家用毛笔描出来,《西游记》的版就这样恢复了出来。神奇的是,当他将这些画印出来,手绘填色完毕后,拿去和群艺馆里存的填色版对比,发现二者竟然几乎一模一样。在不同的时空里,两代人对年画色彩的把握竟实现了同步。

还有一次,邰立平在参加完民俗艺术节的展览后,去参观当地一位收藏家的年画藏品,意外发现一幅太祖父之前顺兴局的画样,一幅三开的墨线《龙凤钱马》。他兴奋得发疯,执意想买,对方考虑了一夜,最后拱手送他。

经过多年苦心搜集,邰立平终于完成了父亲的心愿,在1992、1997年出版了两卷《凤翔年画选》,两卷四本年画选包括了邰立平能够找到的所有300多幅传统年画。

年画恢复的工作量很大,还因为当年王宁宇曾专门嘱咐邰立平父子,在复制传统年画的过程中,必须自己重新做一遍,画一遍。做的过程中,邰立平发现原来的一些画比较粗糙,有些嘴巴太大,有些造型不够美,而一些戏出画的布局也不尽合理,他为此重新设计,重新设色。

除了恢复,邰立平还揣摩传统年画的特点,自己创作了20多种年画。在残缺的《西游记》系列年画中,他补充了《三藏收徒》《龙宫借宝》《白骨洞》,又为《白蛇传》系列添上《奉旨拜塔》《盗仙草》等,凑够一套10幅作品。此外,邰立平还创作了《男女都一样》《娃娃少而康》等作品,不过这些新年画远没有传统年画受欢迎。可在他看来,年画创作本来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作品能留下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邰立平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精力不够用。长年刻版让他患上严重的颈椎病,年轻时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一刻就是一晚上,现在工作几个小时便难以继续。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在渭河边的地震棚里还刻了8个墨线版。从2004年到2015年的11年里,他和两个徒弟总共刻了100多幅小年画的墨线版。这些年画并不卖钱,他只是单纯地想为后人多保存一些资料。然而,为此再刻四五百块套色版,则至少还要10年的时间。

“我的责任是抢救和恢复。先把前人的成果复制出来,至于创新,只有等后来人。”邰立平说。

对于一些地方大张旗鼓地搞年画衍生品开发,邰立平似乎也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创新必须先做好,先做少,再做量。“连你的年画都没人要,年画再做衍生品能卖得快吗?”

事实上,如果不是1987年的一次转型,邰立平自己恐怕也难以坚持,那样的话,凤翔年画也早已不复存在。

从市集到博物馆

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大概是传统凤翔年画的最后一抹辉煌。那时候,全县尚有上百家年画生产商,单是南小里村就有六七十家,每到年关,来自西北各地的商贩还会前来批发年画。

但随着胶印年画在1986年推出,老百姓很快接受了这种更结实更方便的年画,两三年后,传统年画便一败涂地。到了1990年,整个凤翔便只有邰立平一家在做传统年画了。

邰立平所以能坚持下来,缘于很早就接触到了国内美术界、艺术界的一流专家,他隐隐感觉到,传统年画正在进入上层消费时代,城里文化人往往乐于过年时在家里张贴几张花费更高的传统年画,而对于制作精良的年画,各大博物馆与艺术馆及高校也乐于收藏。

就在村里多数人还在生产那种印刷普通、价格低廉的老年画时,邰立平在1987年开始尝试用宣纸印画,更精细地印刷。为艺术圈做了一段时间的资料年画,他又将传统颜料换为国画颜料,以满足收藏界的需要。

1994年,邰立平应澳大利亚华人博物馆邀请,赴墨尔本参加中国年画精品收藏展,那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凤翔年画第一次走出国门。当地报纸刊登出他的大幅照片,配上“新年愉快”的文字说明。出国回来后,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党荣华对他说,你应该去父亲的坟上祭拜告慰。

随后是1999年的“巴黎·中国文化周”活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厦里,主办方为来自中国的9名民间艺人提供了3个10平方米左右的亭子,以做演示之用。邰立平找到团里的艺术总监,说亭子完全施展不开,能不能允许他在那里摆个地摊,因为“中国人过去卖年画都是摆在地上,买年画的人都很虔诚,他们是跪在年画摊前请门神,是在请,不是在买”。汇报上去后,领导同意了,这场展示获得空前成功,络绎不绝的人群排在邰立平面前,请他签名。

年画的生命力始终在地摊,但悲哀的是,他无奈地看到,就像传统的年味一样,在剧烈转型的中国,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在消散。

2001年,邰立平从世代居住的凤翔县南小里村搬到宝鸡市。地气虽然变了,但凤翔年画夸张、粗犷、色彩对比强烈的艺术特点则始终不能改变。需要改变的是市场与功能定位,如果不做改变,年画的命运只有消亡。随着不断的交流、参展,凤翔年画的名气越来越大。2006年,凤翔木版年画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邰立平则成为其代表性传承人。同年,邰立平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

邰立平先后应邀在澳、德、法等国及国内各大美院美术馆展出,其作品也陆续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国内外200多家艺术学院与机构收藏。依赖收藏市场,邰立平一年能卖几百张年画,有几万到十几万元的收入,勉强可以维持。但要将这门手艺真正传承下去,则必须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保护了。据称,国家每年为此拨付专项资金30万元,累计已拨付了200万元。然而,这些钱却和邰立平没有任何关系,让他在培养下一代继承人上陷入困境。

2003年,邰立平在《宝鸡日报》上公开招徒,虽然全国报名的人很多,但由于没有办学条件,他只好将招生范围缩小到宝鸡市,但最终选定的6名徒弟,最后只剩下两名。由于靠制作年画并不足以维持生活,两位徒弟一个卖扯面,一个在工厂上班。“很可怜的,晚上回来后21点开始,拿着刀子一直干到凌晨两三点,就跟我当年差不多。”

邰立平的大女儿在市里当公务员,闲暇时会过来帮父母干点活。小女儿从美院毕业后,从事年画相关的艺术研究。2013年,邰立平的儿子辞掉工作,回来跟着父亲干了一年零七个月,最终因为收入太低,不得不继续从事其他工作。对他来说,只有在晚上加班加点,还可以做做年画。

“年画面向收藏领域的需求很大,面其实不窄,但是现在我做不过来了,就和逼命一样。”就如邰立平所说,传统年画并非缺乏市场需求,而是缺少真正熟知传统文化的手艺人。书籍文本之外,恰恰是那些古老的技艺支撑着我们的文化记忆。它们的更新延续,事实上也在检验着传统文化自身的生命力。

本文摘自《东方守艺人:在时间之外》。

《东方守艺人:在时间之外》,艾江涛、葛维樱 等/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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