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 登录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读书网-DuShu.com
当前位置: 首页新闻资讯书评

争气、成事与向上——我所认识的“《学海沧桑》一代”

《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以下简称《学海》)是当代十位古典文学研究名家访谈录的汇编,拜读之后,不啻穿越回数十年前,随学界前辈一路走来,看遍沧桑。

《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以下简称《学海》)是当代十位古典文学研究名家访谈录的汇编,拜读之后,不啻穿越回数十年前,随学界前辈一路走来,看遍沧桑。难忘该书《后记》两句话:“有意义的工作,形式多种多样,不是只有写论著、写论文才是有价值的工作。”“这五年,我只做成这一件事。人这一生要做成一件事真大不易。”前一句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研究员,是为着鼓励杨阿敏继续从事学术访谈。至于第二句,则是《学海》编者杨阿敏的甘苦之言,是埋头做事者完工后的一声长叹。

我以为这两句话,点明了《学海》的学术史意义,也道尽这本书出版的艰辛历程。杨阿敏出身普通本科院校,怀揣对古典文化的热爱,先办“尔雅国学报”、“尔雅国学”公众号,后又辗转多个文化机构工作,历经千难万苦,而因缘际会,终得以访谈学界名家,成此《学海》一书。这一路走来,杨阿敏写下了一个年青人争气的故事,造就了当代一个普通青年读书人成事的传奇。

杨阿敏编,《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崇文书局,2023年


《学海》出版以后,受到许多人文学者的关注。吴承学先生慨为作序,认为《学海》是“一代学人的集体记忆”,赞扬了一代学人的学术史贡献。刘宁先生在《人文学者如何做有个性的学术》的书评中,揭示《学海》里那一代学人如何达成有个性学术的宝贵经验。两位先生从学术史层面高度概括了《学海》的价值,指明了学术研究的向上一路,使人备受鼓舞。而在学术史之外,我想,《学海》所展示学人“争气”与“成事”的精神,尤值得我辈青年学人借鉴。事实上,“争气”与“成事”,是杨阿敏编成《学海》这件事使我最感动的两点,也是我拜读《学海》之后,从十位古典文学名家身上受教最多的两个关键词。2023年11月10日,我在武汉召集“文献边缘与清代文学”学术工坊,在圆桌讨论环节,特为拈出《学海》中这两个关键词,与青年学人共勉。

在我看来,书中所示十位名家漫游学海的经历,学术领域不尽相同,学术个性各有差别,然所展示的“争气”精神、“成事”办法和“向上”理想,于今读来,令人感动,甚而使人不免慨然兴向慕之志。

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

在历史和国家面前,个人的命运往往微不足道,然而《学海》中的学人,却始终流露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奋斗精神。这其中,最年长的谭家健生于1936年,最年轻的傅刚生于1960年。他们虽年龄略有差异,但遭遇重要历史事件和各类运动之频密,是此后数代学人所罕觏的。具体而言,他们成长于较为混乱的时期,连基本的读书求学都因稀缺而可贵。为获得更好的读书环境,他们顽强奋斗,不懈拼搏,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命运抗争史。

每个人和学术结缘都有其独特的际遇,这十位学者踏入学界,机缘不一,究其大略,也有一些共性。那就是他们最终得以栖身学界,均是个体不屈不挠向命运抗争的结果。如谭家健亲戚长辈中本有不少知识分子,其三姨夫是北大教育系毕业生,湖南著名的成章中学的校长。这种家庭氛围,为他的学习生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命运的齿轮却将谭家健引向北方,彼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谭家健敏锐地意识到,“明年要土改,家里没有钱送我读书了”,于是毅然参军。抗美援朝战事结束后从部队转业,谭家健有意报考大学,彼时他的学习状态是,“别人七点钟起床,我六点钟起床,别人十点钟睡觉,我十一点睡觉”。半年多以后,谭家健考取了北京大学,由此最终踏上学术之旅。

和谭家健有类似参军经历的著名学者,前有黄仁宇,和他同辈的则有北师大资深教授黄会林等。战争当然不是促进学人快速成长的必要条件,只是经历过战火淬炼的学人,往往对人生的机遇会有更深切的体味,从而迸发出强烈的生命意志去捕捉每一个机会。谭家健1976年进入《红旗》杂志任编辑,他说,“《红旗》杂志要求很严格,不仅从政治上反复审读,而且对语言文字也仔细推敲,尽量做到没有多余的字词句和不准确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比《新建设》审稿水平要高一个层次。这一年使我得到一次极好的学习和历练,在我个人经历中值得记上一笔。”命运总会给人生开各种玩笑,虽事后可笑称为磨炼,但在当时,如果当事人不善于把握,随波逐流,那命运之手的安排绝对算是无情捶打。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葛晓音条件较好,舅公是著名画家钱松喦(1899-1985)。本来,葛晓音已寄送画作给钱松喦审阅,钱认为画作很不错。要是那一年全国美术院系招生,也许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就少了一位重量级学者,而绘画界倒要多出一位海派画家了。可惜1964年全国工艺美术院校不再招生,葛晓音最终考入北大中文系。这样看来,似乎命运巨手决定了个体的际遇,可是我们看后来葛先生从新疆再回北大,却就是与命运的万里抗争了。1968年,葛晓音大学毕业后,分到新疆昌吉芳草湖农场,因绘画才能调回总场。后来又凭绘画本领,调入昌吉回族自治州宣传部。此后她再调河北兴隆文化馆,原因也仍是绘画。这一代学者,或被命运捉弄,或被命运折磨,但冥冥之中,他们心底始终埋藏读书的种子,最终促使他们靠近学问的殿堂。而这,大概也是南开大学陈洪教授从赤脚医生而踏入大学的缘故。此类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在这一辈学人身上,不胜枚举,譬如“从农民到博士”的赵敏俐教授身上也有这类令人称道的往事。

《学海》中陈洪教授访谈部分书影


自然,抗争不是无谓的牺牲,他们这一代人向命运抗争,不断奋斗,也有一些小窍门。如邓小军英语不好,考研、考博难度不小,但他极有办法,考研时打定主意,“认定必须报考一个很有名望的学术权威,在当地学校能够说上话,能够促使那个学校破例招收我”,于是他选定安徽师范大学的宛敏灏(1906-1994)先生。宛先生早年即出版词学专著,后又长期担任学校教务长。果不其然,邓小军被录取了。邓小军说:“我不管什么学校,必须要考上,我才能够不中断我已经开始的求学生涯。”考博时,邓小军选择霍松林(1921-2017)作导师,则是因为“他在陕西师大是很有地位的,我外语不行,只有他能帮我”。自然,霍先生果然帮了他。

不管怎样,总要读书,总要成事,这一代人的求学经历,恰如贝多芬所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不能使我完全屈服”。也正如邓小军的老师赖高翔先生赠其诗作所云,“由来才士成亏梦,尽在英年锲舍心”。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何况他们所要的只是读书,只是学术研究而已。

机缘巧合,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抗争命运,代不乏人,抗争之后而终于踏入学界,成为学术进步事业的一分子,却毕竟需要一些机缘。这种机缘,在许多教育史和人物传记的相关论述中,有相当的记载,而访谈式的《学海》,由前辈口述中娓娓道来,予人以相当多感性的体认。这种体认比一般阅读体会来得亲切,也更容易启人思考。譬如谭家健先生的家庭教育,母亲能教诗,而父亲看作业只点评、不修改,只是为他讲了不少小说。这种传统倒颇有点清季以来家教的遗风。而从诸位先生的讲述中,可以看到阅读终是他们走上学术道路的垫脚石。一个个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的阅读故事,呈现了不同时代的阅读书单。在谭家健1940-1950年代教育经历中,这份书单包括传统私塾教育的“四书”、《左传》《资治通鉴》等,也包括《镜花缘》《西游记》等小说,及至他入了新式学校,则这份书单又增添了冰心、胡适、鲁迅等人的著作。至于西方著作,则有《鲁滨孙漂流记》《福尔摩斯探案集》《爱的教育》等。1949年以后,谭氏的这份书单还增添了周立波、丁玲、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以及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等等。我于是看到教科书的变迁,看到教科书型塑的学人成长轨迹,也看到现代学术之可圈可点之处。现在学人的诸多学术机缘,原来竟为教科书所深刻影响。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曾经的书,人们遗忘了,许多曾经的教育制度设计,人们也不甚了然。正如葛晓音特别担心现在的研究生,以为他们脆弱、不能吃苦,于是师生关系往往颇为微妙。可是在五六十年前,北大居然有一项很好的老师课后辅导制度。在葛晓音的回忆中,这项制度温馨而美好,因为每星期任课老师都会到学生宿舍进行答疑辅导。葛晓音是课代表,每次都去接林庚先生,风雨无阻。这种机缘也为她后来和林庚先生的密切交往与合作埋下伏笔。

印象中,葛晓音很少谈治学的方法。她说,“我这个人是从来不去预测将来的。因为我是一个实践派,我总觉得什么事情能不能往下做,最好是做着看,能做下去了,那就说明这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我以前很多论文题目都是后面一篇从前面一篇中扯出来的”。即便对所谓的文学本体研究,葛晓音也认为,“只要是从文学作品中读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都可以算是文学本体的研究”。她的话重视那么直截了当,故而每一回谈起治学经验,也是掷地有声。譬如,她宣称“读懂文本为一切学问之关键”等金句,早已广为传布。而在《学海》中,葛晓音还多次谈及恩师陈贻焮等人的诸多论述,她记得陈贻焮先生说,“我们在背书、考据、学术的功底上比不了前人,但一代有一代的学风,不要妄自菲薄。搞学问应当有点野劲、生气勃勃,才能突破前人的饱和状态”。绍述师说,不惟在说明所学渊源有自,更可见葛晓音在研究方法上有相当的自觉。

《学海》中也有意地披露了一些治学的窍门、学海的金针。譬如,薛天纬谈及诗歌注释,特别提到读研究生时,王利器先生在课上强调,“一定要把卡片做起来”。薛天纬对此别有体会,他说,“遇到一个感到有疑问的问题,要准备解决它,就得先做卡片”。薛天纬这样的认识,也是这样实践的。他认为,“进入专业研究之后,一定要想问题,遇到一个感到有疑问的问题,要准备解决它,就得先做卡片”。卡片研究法,是那一辈学人的治学法门。葛晓音对此也特别注意。但她所谓的卡片法,“不是抄资料,主要是记读诗的直觉印象,有类似的现象就把它归纳成一个小观点,再从一个这一个个小观点里提炼出一个大观店,这才能说出什么审美价值、艺术规律来”。如今,成名学者谈治学方法的多,然多高蹈虚空,在年轻人眼里,有时未免是“英雄惯作欺人语”。

除此之外,《学海》一些片段,也有诸多学术研究的启迪。如谢思炜说,“与西方诗歌相比,中国文人诗歌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不在于它的意象性,它的神韵、格调等等,而是它进入社会、进入历史的一种特殊方式,即自传方式。自传性是中国文人诗歌创作乃至小说、戏剧之外的其他文体创作的一个首要特征”。近年我对中国古代日记多有关注,谢思炜这段话似乎启迪了一些尚未明晰的研究进路。

《学海》揭示了前辈打开学术窗户的历程,也无形中为未来的研究打开了许多扇窗户。在我看来,《学海》中有些内容牵连来读,无异于一部现代学术史被遮蔽的局部。如傅刚谈早年从马茂元(1918-1989)先生处受教,提及老先生谈话多有好的见解。偶及马茂元先生住在上海结核病医院,同住者有华东师大叶百丰(1913-1986)教授。傅刚仅提及“叶家跟马家是世交,叶先生跟我们说马先生属于不世出的人,他平时的讲话应该录音下来”。我因此对叶百丰教授发生兴趣,逐渐知道他是讲授古文极佳的教授。辗转而发现吴格先生所撰《叶百丰与〈韩昌黎文汇评〉》一文极精采,不免要抄录如下:

“(叶百丰)老师抱病选编《韩文评注》,全稿初就,旋即下世。遗稿由门弟子洪君本健整理,请序于与老师有三世通家之好的马茂元先生。……八十年代中期,两位老人因同样的痼疾(肺气肿)养疴住院,同处一室,相伴四月之久。‘风雨连床,乙夜谈心,相知愈深,情好弥笃’。因此老师编选《韩文汇评》的旨意,早已向马先生述及,经马先生在数易其稿的序文择出:‘唐宋古文,世称八家,八家首推韩氏。昌黎自称其文不专一能,怪怪奇奇。盖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挥斥纵横,不轨故常之迹,斯谓之奇……是以读韩文者,如历岱宗,入匡阜,随远近高下,横侧向背,晴雨晦明,朝晖夕阴,而所见各不同焉,苟非循声逐响,赞毁随人者,必皆有所得。’老师素推崇韩愈文章,加以潜研有素,熟读诸家评点,所以选出韩文中为世传颂的名作七十八篇,别择诸家评语的精粹,汇为一编,以惠后学。汇评既总结了前任学习韩文的心得,又示人以学文的范例,选编辑评,深具手眼,这又恰好体现了桐城文派所重视的选家眼力,其间甘苦,自非轻言著述者所能想象。”

由读吴格先生的文章,始悉叶百丰教授为叶葱奇弟弟,而叶葱奇之著述,我从前稍有了解。近年,我所整理的《陈曾寿日记》多次提及叶浦孙、叶葱奇在“满洲国”行迹。今因《学海》,使我对叶氏父子有更深的了解,也发现了研读韩愈文章一部新文献。

张寿镛致叶百丰信,引自《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藏名人手札》


向着学术高地迈进

在学术的起步阶段,人们仰赖各种偶然的机缘,在懵懂中打开一片天地。可能来源于一门课程,来源于一些经验,来源于老师的一句话,继而开始学术的跋涉。不过这时候的学术,正如初次恋爱一般,谁也不知究竟是否合适,只好先接触接触看。及至在学界稍能立足,便不能不有所改变。有的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有的人则终于开启新的征程,是所谓“中年变法”、“衰年变法”。

自觉的学术道路选择应当有明确的学术史认知,从而寻找到与自身才性较为契合的学术领域和方向。此处特别考验学术眼光,倘若选错了,不能怪师友,只能怪自己眼力差。这也必然是对学术韧性的考验,是衡量学者能否坚持,最终守到开花结果的重要指标。

有的学者一辈子未曾有学术的自觉,未曾主动开辟一个学术园地。这样的学者也许幸福,也许平顺,然总难成为可师可法者。因他所生活的世界,正处于类似罗尔斯《正义论》所说的“无知大幕”下,而不会是劈开一条路,拼出的广阔新天地的。正如先哲所言,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未经选择的学术道路,我总以为也不值得过。

读《学海》,能见出这批学者在经历过短暂的海绵式的知识吸取之后,很快主动选择愿意投身的学术领域。在傅刚而言,研究《文选》,本是导师曹道衡(1928-2005)先生所定,但后来意外打下一片天地,就成为终生志业。而那些散发特殊人格魅力的学者,更使人鼓舞,引人向着学术高地迈进。读《学海》中《我戴天山明月来——薛天纬教授访谈录》一篇,印象很深的是薛天纬回忆老师傅庚生(1910-1984)时,说:“傅先生教我们做研究,常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即抓住一个问题,一定要研究透彻,而不要把面铺得太开,浮光掠影,最终什么问题都没解决。他也教我们如何做人,教诲我们‘做人不能俗’,他最看不起‘俗’人。”这种治学和为人的教诲,不知怎地,我总以为是一贯的,是要求学者在学术和人生上都志向高地。

傅庚生名作《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开明书店1948年版


人不能在世俗的泥潭打滚,在学术上更要往高处走。记得程千帆(1913-2002)先生曾对学生吴志达(1931-2020)说:“没有一个专门搞通俗读物的人而可以跻身学林的。这类的东西,写一两本就可以了。”而在《学海》中,赵敏俐回忆与老师杨公骥(1921-1989)先生的谈话,就更令人触动了。赵敏俐博士入学后,第一次见杨先生。杨公骥劈头就说:“你们来读书就是为了一个博士文凭吗?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你们这一生也不会有多大出息。”

“务正学以言”

《学海》并非一部完美的书,由于口述,里头不免有些重复。由于担纲访谈整理等工作的多是杨阿敏一人,于是书中不免一些口误也未予更正。如第416页,谈及曹道衡先生外家潘氏门第显赫,说“从清初的潘世恩到清末的潘祖荫”,说潘世恩(1770-1854)是清初人物,不妥,潘世恩当是清中叶人物。再则,《学海》访谈的十位专家都是北方高校学者,南方学者尚少留意。今日虽然“环球同此凉热”,但南北学风毕竟有所差异,倘能访谈几位南方学者,则《学海》的代表性或更强一些。再有,《学海》受访者多是名家,而普通专家较少。事实上,“学海沧桑”,成功登顶者固然值得钦佩,而沧桑中平凡人的事迹似更能见出学人一般特点。自然,这些都是吹毛求疵。毕竟,教今之普通青年学者升级打怪的,有李连江《在学术界谋生存》《学者的术与道》等实战教材。教今之天赋型青年学者的,则早有严耕望《治史三书》、周勋初《艰辛与欢乐相随》等书为导引。

瑕不掩瑜,何况在《学海》这部书里,除了学人争气、成事等故事外,也别有一些谈资掌故令人莞尔。譬如薛天纬提及1982年西北大学主办中国唐代文学会,会务组为老先生登记返程火车票,詹锳先生递上纸条云:“我年老体弱,身胖体短”,接着下一句是“请订下铺”。还有关于苏渊雷先生的:“散会那天,会务组把苏仲翔(渊雷)先生送到火车站,没想到下午老先生又回来了,原来他独自在小酒馆里饮酒,误了车。苏先生随身带了一个小酒壶,餐桌上剩的酒,就灌进去,随时取饮。”这种掌故,非当事人道出,外人何由知道。尽管这些故事与前辈的学术功绩无涉,然所呈现的前辈活泼泼的样貌,却又使人更能理解他们的学术与人生了。况且里头的许多话,至今读来,依然颇可玩味。如罗宗强(1931-2020)对刘跃进说:“学古籍整理,不是将来一辈子干这一项工作。从你的性格特点、才思特点看,都不宜终身干这一行。学了这门知识,是为打一扎实之国学底子,以祈将来在文学研究上有大成就。”又如傅刚认为曹道衡先生的“研究成绩还远远没有得到认识”,是因为曹先生弟子较少等缘故。

使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杨阿敏请傅刚寄语青年学子时,傅刚说:

《史记》里面讲到辕固生告诫公孙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句话说得好,从古到今都在传,但是公孙弘如果听他的,公孙弘就发达不了。现在这些青年学者你要求他都去“正学以言”,那他饭碗都端不住,你不是害他吗?所以,无话可说。只能凭良心,就看你追求什么。这话只能对自己说,不能对别人说,跟别人说,你不是害人吗?我不害人,只能是这样,我也改变不了大环境,大环境改变不了,所以在这个环境里头,既能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坚持自己的良心,还能够生活下去,这个很难的。

不久前,傅刚教授来华中科技大学讲座,尽管忙得很,我还是恳请他写下辕固生告诫的话。我想此类诚意的话,大概只会出现在《学海》中,而绝不会出现其他堂而皇之的学术论文里。之所以请傅老师写这么两句,一是自勉,二是十分感念杨阿敏此书揭示了那么多前辈的学术、人生与心路历程。二十多年前,就有学者批评,说中国的学人自述书太多了,且多是自吹自擂,浪费了可贵的出版资源。这话自然不是无的放矢,但我以为,倘若能说些实话,指点迷津,这样的书何妨多出几本。

傅刚教授书“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2015年,杨阿敏在读本科时创办《尔雅国学报》,我不知从何处得到这个消息,且听说他还在高校免费赠阅,就索来一些报纸,以为鼓吹。可惜,我虽然尽力宣扬这份报纸,也鼓动同学们投稿,但我所在的岳麓山下,研究生们对此兴趣寥寥。我把报纸放到资料室,它最终可能变为一堆废纸。很显然,我辜负了杨阿敏兄的期待。后来我们续有联系,彼此略知行踪。只是各自在生活道路上奔忙,无由会面。

今年忽然看到《学海》的书讯,而编者赫然就是杨阿敏。有些惊讶,却一点也不觉意外。杨阿敏和我都是“阿卡林省”人,他来自吉安,我籍贯属抚州,虽未曾谋面,却时时能感知到他的乡邦情结,从他陆续整理乡邦文献并促成出版看,他恐怕也带有一些“拗相公”的脾气。有此志气,成《学海》一书,又有何难。不久之后,我收到杨阿敏兄的赠书。前后花费半月时间,我陆续翻完此书,受益不少。我的初步感受是,《学海》一辈学者早年坎坷,而在安稳年代入校读书后均精力过人,观点鲜明,且多能成一家之言。他们勇猛做事,终成知名学者。其间故事,确有足为后学矜式者。而杨阿敏,竟也在长途访谈及工作奔忙中,踏上了前辈行过的学术之旅。我为他高兴,更为今世布衣学子仍能有做事的空间而高兴。于是,不揣谫陋,写下上面这些话,一以自勉,一以为今之学海跋涉者鼓与呼。

热门文章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