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人们不断记忆的“过去”,也是我二三十年来一再重访和书写的“现在”。2019年是五四的一百周年,那时曾集旧作编出一本《激情年代》(实际出版在几年以后)。现在这本《复调的五四》是应香港方面邀约的繁体字版,对原第一章做了大幅修改,并新增了第四和第十二章。本书大体记录了我在五四题目下的不断努力,当然也并非简单地把多年的研究原样聚合,因新材料的发现及年齿日增带来的感悟,也以新的面貌加入其中(如最后一章就基本是重写的)。
《复调的五四》书影
新增的第四章进一步申论五四的复调特性,强调五四运动是一个从发生当时就开始被传颂、记忆和诠释的特殊事件。运动本身并非谋定而后动,而是在发展中完型。在其逐渐定型的过程中,本事与言说的纠缠,是一个与生俱来而又从不离弃的现象。五四运动当然有其不约而同、众皆呼应的主题,然也确实头绪纷纭。史事本身的多姿多彩,导致了五四认知的多样化。它就是一个复调的运动,其内部不同的声音既各自独立,又共同参与并形塑出一个更大的和声。变化的史事需要发展的理解,丰富的史事需要多元的理解。既要表现出时代的“公言”,也当再现各种独特的“私言”,以复调的方式表述复调的史事。
全书的通论部分(第二至四章)提示出一个共同问题,即五四运动究竟是不是一个可成一统的自足体系。从表面看,狭义的五四因其时间短而且诉求明确,似更显自足。然而学生运动实际处在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之中,其对整个运动的“改写”是清晰可见的。胡适爱说学生运动时瞬间涌现出四百多种支持呼应的白话刊物,更揭示出广狭两义五四的内在关联——没有此前新文学、新思潮的滋养和培育,骤发的学生运动恐怕不会在当时就“一呼百应”,并在此后持续得到呼应,以一个政治为主的运动在历史上留下显著的文化烙印。
新增的第十二章展现了广义五四的终结。伴随着政治伦理的转换,五四人对政治本身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也有过深思。这一根本性的思虑,涉及到何种方式更能改善中国的现状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一度曾想疏离于政治的胡适最终走向接受政治解决的取向,经历了充满无奈的挣扎,或也可以说是与时代协商(negotiations)的结果。从五卅运动到北伐,中国逐渐进入一个“行动时代”:个人让位于群体,政治压倒了文化。言说的无力揭示出读书的“无用”,宣告了一个以文化为表征的时代真正成为历史。
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也可以造时势,广义的五四就最能表现时势与英雄(知识青年)的相互塑造。若狭义五四抽离出来自成一统,不仅自身立足不稳,更会大大淡化整体五四的历史存在和历史意义。可以说,不论广义狭义,五四都不是一个真正自足的体系,却也在发展中渐成一统——
大体在五四时代结束之时,一个同质性的“五四”认知,已在约定俗成中逐渐成型,故五四确有自具其相的一面。但五四又是一个甫发生就被记忆和诠释的运动,其含义长期持续发酵。人们记忆中的五四,在不同的时段和场域,表现出隐显不一的选择性,其构建一直在继续。这样一种多少有些自足又始终处于发展之中的情态,粗看已浑成一体,细观则层次隐约可见,颇类石子入潭的景象,激起一片片相互叠荡的涟漪。
徐志摩曾描述掷石子入深潭的音响效果,颇可给我们以启示:
拿一块石子掷入山壑内的深潭里,你听那音响又清切又谐和。余音还在山壑里回荡着,使你想见那石块慢慢的、慢慢的沉入了无底的深潭。
试想若在余音仍回荡时再掷入一块石子,便会出现两次回音的缭绕;水中看不见的先后两块石子还在慢慢沉落,而水面可以闻知的余音却已难辨彼此。
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石块激起的涟漪之上:此前投下的石子所激起之涟漪还在荡漾,而后下的石子又激起新的涟漪。石块虽有先后,两次涟漪在视觉上却是连接的,不排除前次的涟漪被一些人视为是新石子所造成,反之亦然。且触岸之鳞波还可借力反荡,与袭来的新波互动重叠(overlap)。
这样一种波动不息的繁复层次虽是历时性的,表现出来却往往像是共时性的,因而也常被认知为共时性的。
历史上那些带有“礼失求诸野”意味的现象,借此可以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在中心区域已形成新的“礼”,而边缘区域旧礼的余波仍在,故可寻觅旧礼的履迹。然而中心区域的新礼也会逐渐向边缘区域延伸,当地出现的履迹不排除为新礼的冲击所致,却可能被看成旧礼的余波。尤其人之所见往往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对那些怀抱“礼失求诸野”愿望的观察者,即使真是新礼的履迹,也很容易被视为旧礼的余荫。
在实际的历史中,落水的石子可能不止两三次,那些像是共时性的音波或涟漪,可能是历时性的不同因素所造成。倘若石块进入的是流水而非静水,本有水声和波粼在,就牵涉到外来冲击的反应与内在既存理路之间的紧张,石子造成的音波和涟漪也因此而更复杂难辨。
具体到五四,由众多支流汇聚而成的五四波涛,奔涌所至,必有回波,而各不相同(例如其流经上海,便与在成都激起的涟漪未必一样)。像这样历史上相当特殊的事件,不仅当时的本事和言说,包括事后不绝如缕的后见之明,都在声声相应,形成一个互为因缘的复调乐章。故石子入水这样一种“冲击-反应”,既是启示也是挑战,要辨析那些音波或涟漪的成因,亦即履迹的“所以迹”,虽极不容易,又不得不为。
在学人的实际操作中,每项具体研究,大都是截取一段史事来进行探索。这种切片式的研究或是不得不为,但在认识、解读和分析被截取的具体片断时,却不能看作是静态的,而当注意梁启超所说的,“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只有注重单一史事那“若行若止”的动态及其与他人他事的时空关联,才可能领会并表现出其静中有动的精神风貌。
所谓“历史长河”本是流动的,时而波澜壮阔,时而细水缓流,甚或成为泛着微澜的“死水”(此借用李劼人小说的书名)。有石入水,激流与静水的涟漪不同,浅溪与深潭的音波也各异。流经五四那个激情年代的历史长河,整体或如汹涌澎湃的奔流,而不太像静止的深潭。但若切到具体的水面,其涟漪、音波,也不过程度之差。如刘咸炘所指出的,“凡静定,皆自一浑同中裁节而后见”。任何一个片断都是周流变动中截取的一静定,且必截取而后可见、可考察分析;但此所谓“静”仍在动中,乃是变动之中“不行不止”的静定(《庄子·天下》:“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或即本雅明所谓“辩证的静止”,现象虽似凝固,仍可透视到动的姿态。
不仅史事片段需要放在更大的流动历史背景中考察,对历史全局的认识,也因截取的片段不同,而获得不一样的认知。换言之,每个史事片段不止是整体历史的一个部分,它也可以折射出历史整体本身。余师英时曾以“月映万川”之因人而异来说人人对五四的看法不同,而万川映月亦类石入水中,川不同则音波、涟漪也各异。尤其历史是要见之于行事的,每个人在具体场域的所思所言所行,永远是重要的。面对在时空中演变的五四,每个当事人、事后人和研究者,都有自己身临其境的具体认知,人各不同。
一个个独立又彼此因应的声部构成了复调的乐章,这乐章又被一次次地演奏和诠释。
五四的体相并非将各单一节点简约串连起来,而自有其统整的一面。然单一的认知既是五四整体形象的一部分,又与其他众多认知相伴相生、互为因缘;更因是置身其中的具体感知,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时代、史事皆有其特殊的色彩。书写五四的人,须遵循述史如史的取向,尊重时代、事件和人物的个性,使展现出来的五四不那么整齐划一。而那个丰富多元的复调五四,仍需置于历史长河与世界格局中继续体味,以获取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并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