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一)北宋前期的经学与哲学

中国通史 作者:范文澜 撰


  (一)北宋前期的经学与哲学 宋朝承唐末五代战乱之后重建统一的国家,经学的研究已经长期中断,佛道二教仍在南方诸国流行。宋太祖、太宗尊崇儒学也崇尚佛道,旨在争取士人、以稳定宋朝的统治,并非出于学术目的。宋太宗时校定孔颖达《五经正义》,由国子监刻板印行。真宗笃信道教,也倡导儒学,命国子监祭酒邢禹撰成《九经疏义》颁行。大抵宋初至真宗五、六十年间,主要是在恢复唐朝的一统经学,以维护宋朝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创。

  宋仁宗时,随着科举取士制的发展,已逐渐养成了一批儒士,宋朝统治的重重矛盾也开始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朝野文士纷纷议论着改革朝政的方案。在学术上也一扫前时的沉寂,开始了多方面的新探索。

  刘敞——仁宗庆历间进士刘敞,字原甫,世称公是先生,临江新喻人,著《七经小传》三卷,为《诗》《书》《三礼》《春秋公羊》及《论语》重作新注(传)。刘敞突破旧注的束缚,依己意作出新解,使学风为之一变。吴曾《能改斋漫录》引《国史》说:“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应麟《困学纪闻》也评论说:“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刘敞以己意说经,虽然在学术上并无重大的建树,但由此形成破旧立新的学风,却带来极大的影响。

  孙复、石介、胡瑗——孙复、石介、胡瑗号称“三先生”,为后来理学家所推重。

  孙复,字明复,平阳人,三次考试进士,不中,退居泰山著书讲学。学者称为泰山先生。仁宗庆历间,起为国子监直讲。孙复专治《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五篇(现存十二篇)。所谓“发微”,即离开三传,独自阐发孔子褒贬善恶的微旨,实际上是借《春秋》抒发自己的主张。孙复力主“尊王”,贬斥春秋诸侯对周王室不忠,以为诸侯盟会是“众心离贰,忠心殆绝”。独尊王室,提倡臣下效忠,这自然十分符合宋朝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需要。

  孙复的弟子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曾考中进士,在徂徕山下讲学,人称徂徕先生,入朝为国子监直讲。石介讲授《易》经,著《春秋说》,又著《怪说》三篇,力辟佛老,以为三事天下“必然无有”,即无神仙、无金术、无佛。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曾居泰山与孙复、石介同治经学。学者称为安定先生。范仲淹聘为苏州教授,在苏、湖讲授经学。胡瑗的学术仍以《易》为主,现存著作有《周易口义》十二卷,又有《洪范口义》二卷。胡瑗在学校,分设二斋教授,选择“心性疏通”的优等生入“经义斋”,研求经学义理。另设“治事斋”,学习政事、军事和水利、历算等实学。胡瑗讲学时,要求学生听讲必须服装整齐,专心端坐。但考试后,则举行师生联欢,歌诗奏乐,直到夜晚。胡瑗的教学法明显地受到佛教传法的影响,平时也仿效禅宗公案,向学生提出问题思考。胡瑗教授弟子数千人,成为当时最大的教育家。他的教学法曾被太学吸收,在各地推广,影响极大。

  李靓——江西建昌军南城人李靓,字泰伯(一○○九——一○五九年),自二十三岁开始著书。三十四岁考试不第,在南城教学,学者称为盱江先生。四十九岁在太学供职。五十一岁病死。李靓的经学主要是《易》经与《周礼》。李靓治学着眼于社会政治的实际,反对图谶象数的迷信。他认为“圣人作易,本以教人”,“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易论》一)。李靓著《易论》十三篇,就《易》经讲述君臣之道以至治身之道。又著《礼论》七篇,以为“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礼论》一)。李靓所说的“礼”,包括礼乐刑政、仁义智信以至饮食起居等一切方面,实际上是论证当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由此出发,李靓又著《周礼致太平论》及其他论著多篇,主张宋代社会应实行“平土”、“均役”,奖励农垦以富国。李靓在哲理的探讨上并没有多少发明,但他凭借《周礼》而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却对后来王安石变法有一定的影响。李靓弟子邓润甫即是变法派中重要的一员。

  李靓四十五岁时著《常语》三卷,对孟子极力贬斥。他提出:孔子之道是君君臣臣,盂子之道是人皆可以为君,因而造成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孟子是五霸的罪人。李靓从而认为,孔子死而道不传,孟子是背离了孔子。李靓直接解释孔子之道尊天子抑诸侯,这与孙复的论说基本一致。但他从抛弃训诂发展到公然诋斥孟子,却为宋儒自称继承孔子道统之风开了端绪。

  上述情况表明,宋朝建国五十年后,经学和哲学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主要是:(一)怀疑故训,冲破旧传统。宋仁宗时《五经正义》或《九经正义》已不能保持学术垄断地位。学者从推翻《正义》,怀疑汉儒训诂,直到贬斥孟子,在思想界形成疑古的学风。欧阳修进而认为《易》经的“十翼”非孔子所作,不足为据。《周礼》也未必出于周公。苏辙、苏拭怀疑《周礼》系秦汉儒者所增损,不可相信。司马光也著《疑孟》篇,对孟子提出疑问。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合力冲破旧传统,为陷入绝境的经学开拓了新路。(二)究解经义,刻意求新。儒者摆脱章句训诂的束缚,直接探究经书义理,竞相提出新解。所谓新解,多从当代的社会政治需要出发,因而《易》、《春秋》、《周礼》三经的研究,成为“显学”。学者借《易》发挥哲理,以论证现实的社会秩序;借《春秋》倡导尊王,以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借《周礼》以申述改革积弊的政见。经学逐渐从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求得新的发展。(三)反对佛道,吸收佛道。以石介为代表的学者,继承韩愈的传统,力辟佛老。胡瑗则吸取佛教的某些形式和方法以讲授经学,为前所未有。

  以上三个方面所表现出的新变革,为理学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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