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保健俗尚 一卫生保健习俗的传承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岁月，随着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的认识积累，相继造就出许多形形色色的有利于促进人体健康生长、减少疾病侵害、提高体质和延长寿命的保健俗尚，内容涉及环境气象学、饮食营养学、卫生学、生理学、心理学、体育学等方方面面，夏商时代人们对此多有承袭，并有所变异，有所更新。人类早期，生命非常短促。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先后发现一批距今约70～2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化石，分属不同年龄层次的约40个男女个体。其中39个的鉴定，有死于14岁以下的孩童16人，死于30岁以下的青年3人，死于40～50岁之间的中年3人，死于50～60岁之间者1人①，如取每组的中间年龄值计之，平均死亡年龄仅为17.7岁。至1万年前，生活在同地的山顶洞人，就其出土的8个男女人骨化石的鉴定分析，平均死亡年龄也才26.4岁②。几十万年之间，人寿提高不到9岁。人类寿命延长速度的加快，是全新世以来出现的现象，主要发生在早初几千年之间。据距今约6500年前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人骨中88个单个年龄鉴定值统计，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0.2岁③。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时期墓葬出土人骨中44具的鉴定，平均死亡年龄约为29.7岁④。距今约5000多年前的上海青浦菘泽遗址，出土人骨鉴定采用分级制，内孩童8个，青年9个，壮年3个，中年17个，老年4个①，如取各年龄组中间值6.5、19.5、30、45.5、56岁计之，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2.1岁。至晚商时期，社会人口平均寿命，据殷墟中小墓出土的82个人骨鉴定材料，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4.3岁（未计入孩童死亡比率，见本书第二章三节）。推测夏商两代成人的寿命概率，大致当在30岁上下。人类早期经历几十万年才达到的寿命提高值，在夏商以前数千年间即已取得其三分之一强的续增值，人们身体素质的增强是显而易见的。速度的加快，其重要因素，就是这一阶段一些具有保健意义的社会成俗，起了积极的作用。如住俗方面，人们已从早先的露宿穴居全面进入筑室而居阶段，居住生活条件持续得到改善。《墨子·辞过》曾指出：“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就目前所知，8000年前中原地区已出现了人工构筑的地穴式或半地穴式住宅。江南高地下水位的湿润地区，浙江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7000年前的立柱架梁式“干栏”住宅建筑。6000多年前华北地区的居室，已摆脱了单纯掩蔽的初级状态，而向多功能地面或土台式建筑演进。各类大中小型房屋簇起，许多屋内，有明暗套间可供起居和储物，有火塘灶台可供取暖或炊事，有通风口或烟囱可除烟尘污染以洁净室内空气，有经夯实的地坪或平整的土台，甚或铺设石板地板，可供宿息睡卧。住宅的环境选择，一般都取靠山面水或高畅之地。住宅的座向，基本取向阳背风方向，要以适应气象利弊为准。住宅建筑的发明和完善，把人们自身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与变幻的大自然相对隔离开来，提高了人们对付风雨寒暑气候变化和毒虫猛兽侵害造成生命威胁的能力，也找到了防潮护身祛病的有效方法。住宅的出现，是人们战胜大自然，赢得生存权利的一项重大成就，人类寿命的迅速提高，首先得归功于此。利于维护定居生活区环境清洁卫生的一些习尚，也相继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准则。最明显者，莫过于居地和公共墓地的分隔规度，几为新石器时代以降人们所普遍遵循。人畜的隔离也被广泛采用，姜寨和半坡等仰韶聚落遗址，均发现有牲畜圈栏；太湖地区一些原始遗址，发现有用树枝竹竿圈起的用来饲养家畜的简单牢闲①；山东潍县狮子行龙山文化遗址出有陶畜舍模型②。至商代，又出现了大型的官方牲畜豢养场地，甲骨文有“降■千牛”，饲养牲牛达千头以上。另外，处理生活垃圾也日益引起注意，史前及夏商遗址差不多均有当时倾倒垃圾的灰坑、灰沟或弃废物窖穴发现。《韩非子·内储说上》还说殷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淮阳平粮台龙山古城，以及夏商都邑遗址；均有排泄污水的地下管道或明暗沟设施。这些措施对于提高生活区周围的环境卫生，预防病菌孳生漫衍，保障人体健康，无不起了积极作用。《札记·丧大记》云：“疾病，外内皆埽”，讲究居室内外的清洁卫生，很早就成为人们的自发行为。《世本·作篇》云：“少康作箕帚。”甲骨文有字作■（《后》下8·14），像一手持帚把一手持箕拚扫意③。又有■（《京津》2772），为双手扫除室内尘垢秽物意。别辞有“今日王其水寝”（《佚》921），殆即《内则》说的“洒扫室堂”。史前或夏商居室除有壁绘彩饰者外，又有地坪墙体经燎烤者。《周礼·秋官》有云：“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翦氏掌除■物，以攻■之，以莽草熏之。”专门采集而用来薰杀虫害病毒的樟科植物叶片，早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就有大量发现，大概当初的室内燎烤，有用药草薰攻消毒者。甲骨文有“其燎于血室”（《金》466）、“燎门”（《合集》22246）。是知洒扫或薰燎屋子之祭，乃当时固有的保健卫生习俗之一。气候反常或季节变换，往往会引发病毒流行。前述甲骨文“贞有疾年其死”以及称作“”的流疫均是。《周礼·天官·疾医》云：“四时皆有病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对于季节性疾患或流行性疠疫患者，古代常采取隔离措施。《周易·复·亨》云：“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无妄·元亨》云：“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就是讲健康人可与朋友交往，如果是疾病患者或患眼疾者，不应交际，以免传染他人①。甲骨文中有记“疾，亡入”（《合集》22392）、“亡入，疾”（《合集》22390），或谓不得进入疾疫流行处，或谓患者不得前来。说明晚商人们不仅对病毒性流疫有了较深认识，还出于保健心理，采取隔离防疫的积极措施，防范于未然。水土条件对人体健康状况影响较大。《左传·成公六年》云：“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管子·水地篇》云：“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水土条件不同，还能造成人群体态的某些地方性特征。《周礼·地官·大司徒》曾描述说，居住在山林，“其民毛而方”，体壮端正而多毛；住于川泽，“其民黑而津”，体黑而润泽；在坟衍，“其民皙而瘠”，皮肤白皙却很瘦小；在丘陵，“其民专而长”，体格厚实而身材高大；在原隰，“其民丰肉而庳”，肌肤丰满却个子矮小②。特别是劣质水，常是人类疾患的直接致因。《吕氏春秋·尽数》说：“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与■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疽与伛人”，高诱注：“秃，无发；瘿，咽疾；肿足曰■；■，不能行也；疽、痤，皆恶疮也；■，突胸仰向疾也；伛，伛脊疾也。”为改善饮用水质，克服水土条件的制约，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凿井以汲洁净水的技术。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口距今约7000年的古井，用桩木作护壁，上盖顶棚①，可见当时对饮用水的保护。嘉善新港遗址一口良诸文化古井，用剖开的原木挖空做井壁，井底铺有河蚬贝壳，以过滤净化地下水的渗入②。这一带河道纵横，水源不乏，但先民仍重视对水井设施的精构，说明当时已具备了相当的饮水卫生常识，为克服“水浊重而泊”找到了有效途径。中原地区水井出现稍晚，《世本》谓尧臣“伯益作井”（一云禹时人）；《史记·五帝本纪》记有“瞽叟复使舜穿井”。大致可溯至龙山时期，河南汤阴白营、洛阳矬李、临汝煤山、河北邯郸涧沟、山西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等遗址均发现了当时的古井。至夏商时代的古井，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藁城台西、殷墟等遗址均有发现。可见人们在扩大生存空间的同时，为保障身体健康，克服水土条件的制约，在饮用清洁水质方面是颇费用心的。饮食卫生保健方面，熟食“以化腥臊”，利于灭菌消毒，扩大食物营养来源，帮助人体消化吸收，早成为人们的饮食成俗。饮食器具的清洁卫生，也为人们所注意。甲骨文有■字，像手持刷子洗涤器皿意。借助匕、柶、勺、斗、瓒、刀、削、叉、箸等等餐具进食，避免手不洁抓食而致病从口入，大体在夏商以前已习见。饮食的定时和适量，对人体保健十分要紧，古人多有所述。《吕氏春秋·尽数》云：“食能以时，身必无灾。”《黄帝内经素问》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说苑·杂言》云：“寝处停留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疾共杀之。”商代人们已习惯于一日两餐制，上午一餐称“大食”，下午一餐称“小食”，约定俗成，被据为记时的专称。两餐分言大、小，似适应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进食量为社会首肯，无疑对人体保健有积极意义。《礼记·曲礼上》云：“有疾则饮酒食肉。”《丧大记》云：“有疾食肉饮酒可也。”今知商代中期已有用酒作保健饮料者，藁城台西遗址发现一酿酒作坊，除出有整套酿酒陶用器及人工培殖的酵母菌外，还出有成批分装在陶容器中的药用植物，如桃仁、郁李仁、大麻籽、枣、草木樨等。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酒可治病，借助酒力，可使药物发挥更大疗效，药酒因之而出。《说文》云：“■之性然，得酒而使，酒所以治病也。”适度饮酒，舒筋活血，饮用药酒，重在保健，对于减少疾病，延长寿命，其中之妙，古人当早有体验。人体卫生方面，《礼记·内则》有云：“鸡初鸣，咸盥洗”；子事父母，“冠带垢，和灰请漱；衣裳垢，和灰请漱；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请；足垢，燂汤请洗。”《少仪》有云：“凡洗必盥。”甲骨文也有盥字作■，像洗手于盘状。有■字，像人浴于盘中状。有沫字作■，像人就皿掬水盥面状，又写作■，汋水颒面意同。又有■，像梳理头发意。商代贵族墓有的有铜镜、象牙梳、净耳玉勺等贵重梳妆用具随葬。另外殷墟出土头骨鉴定资料表明，当时在部分人中还有剔牙除齿间积垢的洁癖。个人清洁卫生与否，已成商代社会行为容止的视点。上古的婚制婚俗，反映有生理或心理学方面的保健内容。“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①，近亲婚配，“则相生疾”②，早在原始血缘婚进到氏族外婚制时，人们已有所意识。大体说来，商代以前的婚制，还贯彻了大男配少女的原则。藁城台西和西安老牛坡等地商代遗址，均发现一些贵族墓葬内，墓主为壮中年男性，边上殉有青年女子①。甲骨文所见，当时的上层权贵，往往占有好些个少妻小妾，或称之为“小妾”、“小妃”、“小母”②。《墨子·节用上》云：“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女子15岁的始婚始育年龄的俗定，早在仰韶时期已如此，与女性月经初潮的性成熟生理发育现象是相应的。男子发育趋于成熟一般要迟于女性，在20岁左右，其性衰退则普遍晚于女性。《周易·大过》云：“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言老夫少妇相配为吉，老妇配壮男，虽不过失，但无利可喻。显然，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早有觉察，男女性成熟和性衰退方面，存在着发育年龄迟早的生理差别因素，基于此，逐渐确立了附合生理和心理基础的大男配少女的婚俗。生活起居的合理和性生活的节制，对于人身保健的重要影响，似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黄帝内经素问》有云：“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尚书·益稷》记有一则传说，谓夏禹“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也云：“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禹娶涂山女，定于一旬十天中的辛壬癸甲四日内行房事，从其“度制”。这则传说，大概内概着古代对于起居和性生活应节制合理的认识。在妇产保健方面，甲骨文恒见“妇某有子”的关涉妇女怀孕的卜问，其中恐怕有本之月经过期不来潮或妊娠反应而卜问者。此外，夏商人们对于孕产期当已有较深认识。《吴越春秋》有云：“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甲骨文中有云：“贞妇好娩嘉。王占曰：其惟丁娩嘉；其惟庚娩，勿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惟女。三旬又一日甲寅允不嘉惟女。”（《合集》14002）记商王武丁推算妇好的预产期，大致在31天内的丁、庚、甲前后8天中的那三日，结果果然在第31天的甲寅生了个女婴。临产日期能确定在如此细的时间范围内，若无“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妇产常识，是很难设想的。此外，甲骨文中的毓字，+早期写作■，像产子羊水流淌形，晚期写作■（《合集》38243），又增接生者持襁褓待于产妇一侧，字体结构的前后变化，间接反映了商代妇幼保健的不断改善。原始社会至夏商两代，散积沿演而成的具有保健意义的习俗，内容相当丰富。仅就上述所举，有居住惯习方面的，有维护环境卫生的，有洒扫薰燎室堂方面的，有预防流疫的，有克服水土条件而凿井汲饮的；至如饮食保健卫生的药酒之酿、食餐具清洁洗涤、饮食的定时量食；个人卫生的盥浴梳理、净耳、剔牙等等；婚制婚俗上的排除近亲婚配的优生意识、大男配少女；以及注意起居生活的合理和性生活的节制；妇幼保健的改善等等；均无不播及于夏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荀子·正名》有云：“诸夏之成俗曲期（周约）”，其中当容有无数早在夏商已约定俗成的规范社会行为方式的保健习尚，价值和意义所及，一直影响到后世，构成中华民族贡献于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尚武尚勇 “虞、夏以文，殷、周以武，异时各有所施”①，这是西汉历史文献中对上古社会崇尚和行为规范代变的概括。社会条件不同，崇尚风气固然有异，但人们中广泛存在的那种自发而重复出现的行为所尚，除有其社会性的一面外，还有传承性的一面，况且所谓虞夏商周，社会生活条件并无根本性的差别。当时的政治权衡、社会组织构成的存在，以及经济生产活动等，常直接落实到个人的体魄和才力，换言之，尚武尚勇，“发动而成于文，行决而便于物”①，视行止勇武有威仪而为文，其于虞夏商周基本是绳绳相继的。传说中的上古时代的一些“圣人”，无不以勇武有为著称。《史记·五帝本纪》有云：“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韩非子·辞过》称：“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荀子·成相》称：“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博士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博物志》有称禹作三章，曰：“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也是以体质的强壮、行动的勇猛为其所赞倾。三代之王，也大多以勇武为美誉。如《竹书纪年》称夏代“浇既多力，又善走”。称夏帝芬在位44年，“是为祖武，立三岁而东九夷来御。”《帝王世纪》谓夏王桀“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墨子·明鬼下》记夏桀时，“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戏，生裂兕虎，指画杀人。”甲骨文中有以“武”美称商王，如武唐、武丁、武乙、文武丁等。武唐即成汤，史称其“有功于民，勤力乃事”②，革孽有夏而成为商的开国君主。武丁一称“大京武丁”③，是商的中兴之主，《商颂》有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截其所。”据说武丁在位59年，生前出入征伐，战绩赫赫，有统驭四方，经略天下之体魄和才力。另一位商王武乙，据说在位35年，生前好田猎，也是勇武过人，《殷本纪》记其曾“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商代末王帝辛，也是位体格强壮者，《殷本纪》称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帝王世纪》形容他“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至如周人，《周本纪》称周之始祖“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诗·大雅·皇矣》赞文王“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祖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文王有声》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下武》赞颂武王，言其“下武维周，世有哲王”。至其伐商，能冲锋陷阵，“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①。周代民风，一如前代，崇尚武勇，《史记·货殖列传》记述云：“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戈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虞夏商周社会的尚武尚勇，反映了人们对于体魄强壮和健康无灾以勇立于社会的追求，表明了一种积极的生命价值观。《尚书·洪范》记武王灭商后，询访殷遗臣箕子，箕子讲述虞舜举夏禹，锡禹大法九章，其中有“■用五福，威用六极”之言。“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五福六极，道出了上古时代人们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质朴认识和心中所虑，在人们心目中，视长寿、平安健康、有才力、能活得自在以至老是为有福；所顾虑者，是怕凶灾短命夭折，怕大病小疾缠身，怕体质羸弱低下。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情绪寄系，差不多集中关注于对生的向往和对死的恐惧上，构成了当时人们尚武尚勇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基点。上古人们追求生命有所作为的价值观，具有积极的社会性意义，促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进行不懈的探索，努力寻求种种能增强体魄，提高寿命的办法。很早以前，人们已注意到，一些合理的身体活动，能减轻或避免疾患，促进人体健壮发育，延长寿命。《吕氏春秋·古乐》云：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路史前纪》卷九有类似之说：阴康氏之时，水隤不疏，江不行其原，阴凝而易閟，人既郁于内，腠理墆著而多重膇，得所以利其关节者，乃制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讲的是上古洪水泛滥，渲泄不畅，人们困于环境狭迫缪戾，情绪郁结，疾病诱发，或筋骨萎缩，或体弱乏力，或手足肿胀，于是发明了舞蹈形式的体育保健活动，通过全身关节伸展运动，调节了精神情绪，增强了体质，减少了疾患的侵害。在商代，一些善舞者往往也长寿而享其天年。如甲骨文云：“贞呼多老舞。贞勿呼多老舞。”（《合集》16013）可见商代有一批从事舞乐者，因长年活动锻炼，故能体健病少，成为社会上年事很高的长者。《竹书纪年》有记商王武丁“命傅说视学养老”，老人的不多见，也就倍受到社会尊敬。在早期社会，为使年轻一代掌握必要的生产劳动技能，以适应社会生活方式，往往要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先期教育，以及培养其成为“社会人”的前期教育。原始时期的教育方式，一般都是让受教育者直接在生活或生产劳动场合进行磨练。如《虞夏书》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殷本纪》称“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这样的教育方式，后为夏商所继承。《夏书》有云：“明试以功。”①《商书》逸篇《说命》有云：“念终始典于学”，“道积于厥躬。”无不重视直接参与生活和生产实践为育人之要途。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教学场所，《孟子·滕文公上》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甲骨文有“大学”（《屯南》60）一名，是商代贵族子息就学所在，也即后世学校的雏型。当时的教育子息，除让其在具体场合习礼观政外（参见本书五章五节），学舞习武，强壮体魄，也是重要内容。《尚书·尧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周礼·春官·大司乐》云：“以乐舞教国子。”胄子和国子，皆指就学的贵族子弟，一称成童，《礼记·内则》有云：“成童舞象，学射、御，”孔颖达疏云：“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武舞也。”甲骨文中有辞云：“丁酉卜，今旦万，其学”（《屯南》662），谓清旦之时学万舞。万舞也是武舞之一，《诗·邶风·简兮》云：“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是知万舞是一种力量外露型武舞。另据一辞云：“多万……入教若”（《英》1999），知执教者有专门的一批舞乐师兼任，称作“多万”。清旦学万舞，意味着这种就学，具有壮筋强魄的体育保健锻炼的意义，显然与尚武尚勇的社会观念分不开。学舞习武以锻炼体魄，源起甚早。《轩辕黄帝传》云：“黄帝令作蹴鞠之戏，以练武士。”《史记·五帝本纪》谓黄帝“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其武舞，或以腾挪跳跃和灵活转变的步态身姿为要征，重在适应实战需要。至商代，习武仍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习武内容，除学习武舞外，还习骑战术，甲骨文有云：王其教，不遘雨。（《合集》12570）王弜教马，亡疾。（《合集》13705）取晴天无雨，商王亲自教以骑马或驭车马术。另外还教搏斗及阵法，有一片甲骨文云：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戍。亚立，其于右利。其于左利。（《粹》1162）戍指战斗交搏。右利、左利，似指战斗队列和阵法。别辞有“贞三伐利”、“贞八伐利”①。《牧誓》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此伐当指军行的战斗队列变化状态。三伐利、八伐利当系进攻中的阵法变幻。右利、左利自当属所在队列于其阵中的对应位置。这是召集多方小子小臣进行战斗和阵法的教学训练，一则在习武，同时也寓强身的体育锻炼于其中。在商代，田猎也是一项带有体育保健意义的活动。如一片甲骨文云：贞中子肱疾，呼田于凡。（《合集》21565）是记中子的胳膊有疾，叫他去凡地参加田猎，活动活动。可见当时已视田猎能舒筋活络，调节血气，已意识到田猎是一种积极的人体保健治疗法。夏商两代的王每每好田猎，其中容或有盘游和军事操练以震慑远方的性质。如夏王“启淫溢康乐，野于饮食”②；“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③，“淫游以佚败”④；“夏伯杼子东征，获狐九尾”；后芒“东狩于海，获大鱼”⑤：“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山”⑥。商王的田猎，甲骨文中有大量揭示，据日本松丸道雄先生对有关田猎日期的综合统计，武丁时无定期，祖庚祖甲时一般定在十干日的乙、戊，辛三天中进行，廪辛至文武丁时大体以乙、戊、辛、壬四天中进行为多，帝乙帝辛时则大多放在乙、丁、戊、辛、壬五天中田猎①。实际上这意味着一旬之内可举行三次田猎活动。如廪辛至文武丁时是乙、戊两次单日和辛壬一次双连日田猎，每次田猎后有两天的间休，似与恢复体力相关。又如帝乙帝辛时是乙一次单日和丁戊、辛壬两次双连日田猎，单日的一次后有一天间休日，双连日的两次，后均有两天间休日。田猎日期安排的固定化，很可能出于佚劳有度的考虑，似当时已注意劳逸结合。上古时代尚武尚勇的社会风气和行为观念，促发人们为获得强壮体魄，相继找到了形形色色的体育保健法，以及对子息的“历试诸难”教育法。生命在于运动的意识，早在夏商社会人们当已有所认识。 ① 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50年，83页。 ② 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店，1951年。又吴新智：《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3卷3期，1961年。 ③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附表四，400～411页。 ④ 《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附表二二，169～179页。 ① 《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98～104页。 ① 参见尹焕章、张正祥：《对江苏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一些认识》，《考古》1962 年3期。 ② 《山东潍县狮子行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8期。 ③ 参见唐兰：《殷虚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29页。 ① 参见戴应新：《从〈周易〉探索西周医学成就》，《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308页。 ② 参见汪子春：《我国古代早期文献中有关人群体质形态特征的描述》，《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① 杨鸿勋：《河姆渡遗址木构水井鉴定及早期木构工艺考察》，《科技史文集》第5辑《建筑史专辑（2）》，1980年。 ② 陆耀华、朱瑞明：《浙江嘉善新港发现良渚文化木筒水井》，《文物》1984年2期。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② 《左传·昭公元年》。 ①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147～151页。《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 ② 分见《屯南》1060、《合集》2867、651。 ① 《盐铁论·大论》。 ① 《淮南子·本经训》。 ② 《史记·殷本纪》。 ③ 《屯南》4343。 ① 《史记·周本纪》。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回419。 ① 分见《安明》233、234。 ② 《墨子·非乐上》。 ③ 《左传·襄公四年》。 ④ 《楚辞·离骚》。 ⑤ 《竹书纪年》。 ⑥ 《吕氏春秋·音初》。 ① 松丸道雄：《殷墟卜辞中の田猎地にっいし》，《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1册，1963年，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