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畜牧与狩猎 （一）畜牧业——辽朝重要经济部门 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洮儿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匈奴、乌桓、柔然、突厥、回鹘等部族也都从事牧业，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史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②。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
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
羊、马是游牧民的主要财产，早在古八部时期，契丹人就以“名马貂皮入献”北魏，羊、马是与中原农业区交换的主要商品和赠送中原王朝的重要礼品。大贺氏、遥辇氏联盟时期，契丹各部落入贡和交换的主要物品多是马匹和羊只。五代初年，耶律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共抗朱温，也曾以“马千匹，牛羊万计”赠与李克用。后同五代各政权、南唐以及北宋也仍主要以羊、马等作为礼物和商品，互相交流，换回所需的各种物品。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①。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
（二） 游牧业经营方式 契丹等游牧民族牧养的牲畜，羊、马为多，牛、驼次之。四至八月，牧草繁茂，是放牧的黄金季节。秋季则驱牲畜迁于朝阳背风的平沙处。据苏颂记载：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其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剃，认为马遂性则滋生益繁。羊也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他更以诗描述契丹人的羊、马生息情况。②辽朝治下的各游牧部落是集政治、军事、经济各职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败渔为生”③。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游牧范围。如五院部大王、都监春夏居五院部之侧，秋冬居羊门甸；六院部大王、都监春夏居泰德泉北，秋冬居独庐金（今山西大同附近）；乙室部司徒居鸳鸯泊，闸撒狘居车轴山（今河北丰南县境）；乌隈部司徒居徐母山、郝里河（今内蒙古哲里木盟境内霍林河）；涅剌部节度使居黑山北，司徒居郝里河侧等。首领所居当在部落活动区域附近，部民“随阳迁徙，岁无宁居”。
除部落民私有的畜群和部落所属的草场外，辽朝还有国有的畜群与草场——群牧。群牧的设置当在辽太祖建国之际。遥辇氏联盟后期，阿保机为迭剌部夷离堇，掌联盟兵马大权，专征伐。他“明赏罚，缮甲兵，休息民庶，滋蕃群牧，务在戢兵”①。这时，迭剌部内似已有了部落公有而由其首领控制的畜群。辽太宗时，设官置牧，群牧的组织建设已有了一定规模，成为国家军用马匹的重要牧养场所。群牧除设置于上京道大漠南北草原地区外，在南京道的雄、霸、清、沧诸州地也辟有群牧，养马数万头，一备皇室、贵族四时游畋，一备燕、云防务和对宋军事活动的需要，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羸老的羊只和皮毛则于榷场贩易与宋。
群牧由北枢密院管辖，设林牙掌管部籍，另有马群、牛群太保等负责掌管群牧的具体事务，朝廷定期检验簿籍，了解牲畜繁息情况，以牧畜数量的增减考核群牧官政绩的优劣，决定升黜。群牧的牲畜各有烙印，以相区别。
群牧的马匹，来源于征伐的掳获、属部的贡纳和群牧的自然繁息。《辽史·食货志》载：辽太祖即位后，“伐河东，下代北郡县，获牛、羊、驼、马十余万。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直，复获马二十余万，分牧水草便地，数岁所增不胜算。”可知初期群牧牲畜主要来自战争掠夺。“厥后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以故“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每有战事，则五京禁军的马匹多取自群牧。一旦群牧因战事频繁耗损过多或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死亡，则括富人马以益群牧。辽朝盛时，群牧马匹达百万以上。
群牧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辽朝武装力量的强弱。因此，辽朝统治者历来重视群牧的管理和牲畜数目的增减。兴宗后期，群牧的管理出现混乱，至有群牧人私自改换马匹印记而以官马作为私物赠送他人者。道宗时，政治腐败，也直接影响到群牧，以至“群牧名存实亡，上下相欺”，不得不重新检括以现数再定簿籍。天祚时，辽、金间战争频繁，民间马匹多被征调，马价增至数倍仍难以购求，人们不得不违法购买群牧马匹应征。群牧马匹多被私卖，所余草原群牧马匹，为耶律大石北迁时所得。
（三）渔猎业——游牧业的补充 辽朝所属各游牧部族，依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居地域的自然条件，或主要从事游牧业，或仍以渔猎为主。北阻卜（后来的克烈部）主要从事牧业，已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和显贵家族的出现。斡娘改（兀良哈）等部发展水平较低，居地又有广袤的森林，有貂、鼠等野兽栖息，主要从事狩猎业。女真诸部视其发展水平的不同，有原始农业，同时采集、渔猎仍占重要地位。
契丹各部虽主要从事牧业，但并没有放弃渔猎。土河流域有悠久的捕捞史，早在檀石槐联盟时，鲜卑人就曾在这里捕鱼以补充军粮的匮乏。辽朝皇帝每年在四时捺钵的捕鹅、钩鱼、猎虎、射鹿等也反映了渔猎业仍是契丹诸部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畜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早年，耶律阿保机平诸弟之乱回军途中，曾在乌林河观渔；征乌古部时，曾在漠北射野马；征阻卜、回鹘时，也曾“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此后行军“六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天显四年，辽太宗西巡时，也曾“选轻骑数千猎于近山”。①这是在远征时，长途行军，糗粮不继的情况下，以渔猎所获充军食的情况。平时，契丹统治者也以狩猎作为习武的手段。会同三年，晋高祖石敬瑭请辽太宗节制畋猎，太宗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②开泰二年（1013年），宋翰林学士晁迥使辽，在长泊亲眼见到辽圣宗君臣的捕鹅活动，他说：“泊多鹅鸭，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辽人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又好以铜及石为锤以击兔。”③辽朝在宴饮、款待宋使时，熊、鹅、雁、鹿、貂、兔、野鸡等腊肉和鲜肉，都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如果说皇室贵族将渔猎作为娱乐和习武的手段，而普通百姓则以“挽强射生”为解决生计、日用的手段之一。苏颂在出使途中偶然遇到并记录了契丹人冬季围猎的情况：“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④。可见在冬季牧业闲暇时间进行围猎是一项经常性的活动。宋绶则记录了契丹人凿冰钩鱼的冬钓活动，其方法与辽国皇帝春捺钵捕鱼相同。他说：“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水（冰）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⑤。程大昌在《演繁录》中更具体、更生动地描述了辽圣宗和萧太后的钩鱼场面。①得头鱼、头鹅预示着渔猎的丰收，当与中原皇帝耕籍田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胪朐河下游，呼伦湖一带，也有丰富的鱼产资源，胡峤说：乌古（也称妪厥律）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②。
契丹诸部渔猎所用工具，除弓箭、网罟外，狩兔、打狼有练锤；捕鱼有鱼叉、鱼钩；冬季凿冰取鱼时，有专用的冰穿；秋季射鹿有鹿哨；春季捕鹅时，有惊鹅用的扁鼓，刺鹅用的锥。这些猎具，近年来考古发掘的辽墓中皆有出土，辽墓壁画也有对契丹人渔猎活动生动形象的描绘。同时，他们狩猎也借助于驯练有素的猎犬、猎豹。宋绶曾见辽兴宗的三只猎豹，“甚驯，马上附胡人而坐，猎则以捕兽”③。北方极寒地区的狩猎部落，以滑雪板代替马匹在高山丛林中狩猎，即因“地多积雪，惧陷坑井，骑木而行”④。北方沿江和山林地区各部族，如五国部、生女真、阻卜等渔猎业仍占主要地位。辽帝秋捺钵时即有来自女真的“唤鹿人”，阿骨打的兄弟子侄，也曾为辽帝刺虎搏熊。
二 农业的发展 （一）农业的作用与地位 辽朝农业的发展和作用的增强，始于灭渤海和幽蓟十六州的并入。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成为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幽蓟地区的赋税是辽朝的重要收入之一，它不仅增强了国力，而且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辽朝统治者大多十分重视农业，对农业采取支持、鼓励、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使农牧业两种经济在辽朝统治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固、统一的整体，并将其矛盾和冲突化为互利互补，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这是辽朝统治者的功绩和成功的经验。
发达的牧业为游牧民族提供了生活必需品，而且能供给辽朝军事征伐所需的大量马匹；长于骑射、吃苦耐劳的游牧民，是辽朝维护统治和对外征伐的主要军事力量。发达的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弥补了牧业产品比较单调的缺憾，丰富了农、牧民的生活内容，为手工业提供了广泛的原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增强了辽朝的经济实力，使之避免了前此草原各游牧政权倏起倏落的命运，在我国北方立国二百余年，并在与北宋、西夏的对峙中长期起着主导作用。
（二）农业政策和农业的发展 草原地区农业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迭剌部的农业生产当始于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即遥辇氏联盟的中期。史称“皇祖匀德实为大选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①，“兴版筑，置城邑”③。阿保机本人也重视农业，在遥辇氏联盟期间，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今河北沽源县境）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并采纳韩延徽的建议，“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以故部落发展很快，实力迅速增长。其后，平定诸弟之乱，弭兵轻赋，更专意于农。尝因“户口滋繁，乣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②。这些措施，不仅妥善安置了所俘汉人，同时也为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大量有经验有技艺的劳动力。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优良的作物品种，在草原上开出了部分农田。这正是上京、中京地区投下制和州县制产生的背景。
天显元年（926年），上京周围又迁入了大批渤海人，再一次充实了草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加之上京地区“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④，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京成为农牧兼营地区。契丹人也开始走上半农半牧的道路。
会同三年（940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将欧堇突吕（即欧昆石烈）、乙习本（即乙斯勃）、斡纳河剌（即温纳何剌，又作斡纳阿剌）三石烈迁至乌古地，拨赐于谐里河（谐里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胪朐河附近地区为农田，从事农业。这样，上京、中京地区在迁入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同时，契丹各游牧部落也随之向北迁徒，并根据水土所宜从事农耕。
契丹北部的室韦人中，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只是气候多寒，田收甚薄。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海拉尔市附近的浩特陶海古城，它有土筑的城墙和护城壕，出土了辽代的篦文陶片，这里当有从事农耕的定居居民。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为上京道泰州遗址，这里发现了辽大安七年石刻，记有47个汉人姓名，说明这一带最晚到辽道宗时已经有了汉人居住。
统和年间，对西北阻卜各部控制加强。齐王妃、肃挞凛受命统乌古等部和永兴宫分军镇守西境，置镇州，迁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700余户，分居镇、维、防三州。为解决西戍诸军的粮饷供给，辽圣宗又命耶律唐古于胪朐河侧和镇州附近督劝诸军屯田垦种，连续15年获得好收成，积贮粮食数十万斛，不仅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而且为漠北地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直至元朝，这里仍是粮食产区之一。通过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的北迁和契丹人的屯田戍守，在潢水、海勒水、胪朐河、土兀拉河（今土拉河）流域一带，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
中京地区曾是奚人的居住地。奚人除畜牧、狩猎外也从事农耕。早在唐朝时，一些部落就开始经营农业，种植穄、麻等作物。欧阳修说西奚去诸部落“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①。宋绶说“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人“善耕种、步射，入山中采猎，其行如飞”②。王曾所见“草庵板居，亦务耕种”的也是奚人，他们“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壅”。③苏颂、苏辙更将奚人耕作的情况写入诗中。早期中京地区的奚人曾借唐、五代边民土地种植收获。入辽后大量汉人流入，有些奚人已成为出租土地的田主，中京奚人地区又增加了大批汉族农户，并成为中京道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二苏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东京、西京、南京诸道农业东京、西京和南京道是辽朝的农业区。东京辽阳地区，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是辽朝农业区之一。天显三年，迁渤海人至此。圣宗时，又迁入大批熟女真。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较轻的赋役，为东京道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东京地区成为拱卫辽政权的强劲左翼。东京道北部生女真也有粗放的农业，种植麻、谷、稗，蔬菜有葱、韭、蒜、瓜等。据《松漠纪闻》载：宁江州“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可知早在辽代，混同江流域已有果树栽培，并积累了防冻越冬的知识和经验。
南京道和西京道南部的大同府，蔚、应、朔、武、归化、可汗、儒等州有较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是辽朝的重要农业区。云中郡白道川“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①，也有谷物种植。南京道“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②。但自唐末以来，这一地区动荡不安，战事频繁，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辽初曾多次南下攻击冀中地区，将俘获人口迁往冀北、冀东，以充实幽、蓟。《辽史·地理志·南京道》载：“行唐县。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平州所辖的安喜、望都等地也都以俘户设置，并保留其原籍名称。此外，滦、营二州也各有定州俘户错置其间。这一措施恰可弥补燕、蓟人口北迁草原造成的当地人口减少的弊端，对恢复燕、蓟的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辽朝统治者多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安置农业人口，为安业力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使燕云等农业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会同（938—946年）初年，辽太宗拟至辽阳游畋巡幸，臣下因农务方兴，以减少辎重、抒解民力为请，太宗欣然采纳，下令还朝。三年，巡幸南京时，下诏不许扈从者扰民；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即使在战争期间，保护和发展农业也仍为契丹统治者所重视。会同六年，辽伐晋，“征山后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又敕有司每村定有人力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征收”①。甚至在灭晋回师病笃之际，仍以“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为此行之失而痛悔不已。乾亨四年（982年），因宋辽战争负担加重，民力凋敝，田园荒芜或为兵行所毁，景宗下诏免当年租赋，又命“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②，保证了农田不致荒废，并使无地农民得以耕种。
圣宗和太后萧绰执政时期，更重视发展农业，开垦荒闲土地，减轻人民负担，整顿赋税，赈济灾贫，安置流亡，保护商旅。这些政策直至道宗时都没有改变。苏辙见到并如实记录了这种情况。
由于辽朝最高统治者重视和保护农业，各级官僚也多能以劝课农桑为己任，汉官、渤海官韩德枢、韩德让、室昉刘伸、杨佶、马人望、大公鼎等在任上整纷剔蠹，劝课农桑，兴教化，薄赋息民。契丹官僚也多身体力行，如耶律挞烈在任南院大王时，“均赋役，劝耕稼，部民化之，户口丰殖”③。耶律休哥为于越，总南面军务，驻守南京时，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耶律学古为彰国军节度使驻应州时，以“南境未静，民思休息”，能“禁寇掠以安之”。④耶律抹只任开远军节度使驻守云州时，“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①。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时，“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使“政赋稍平”，并力主维持辽宋和好，反对败盟兴兵，以使“燕民乐业，南北相通”。②章愍宫使萧韩家奴在奏对时，以炒栗为治民之谕，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③。耶律昭在被流放期间，还念念不忘“为今之计，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④。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同时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
从辽墓出土情况看，辽朝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犁、铧、锄、镰、锹、镐、镢、刀、叉等应有尽有。
在辽朝各级统治者的提倡、保护下，各族农民辛勤劳作，共同发展了辽朝境内的农业生产，使仓廪充实，甚至在景宗时，就能“以粟二十万斛助汉”。圣宗时，边城春州斗米才值六钱；唐古屯田镇州积粟数目可观；东京道积粟也有二三十万硕，虽然常有战事，也足以支应。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新陈相易，民得以低息借贷。辽末天祚播迁之际，耶律敌烈立梁王雅里向西北迁移时，尚能征调盐泊（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境）诸仓所储之粟。
三 手工业和商业 （一）手工业的发展 辽朝有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尤长于车马具的制造。
矿冶、铸造辽朝的矿冶业，起于建国之前，史称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阿保机继任可汗的第五年（911年），征幽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这次所置矿冶，当在汉城附近，《新五代史》说：“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农耕、畜牧和盐铁之利为阿保机实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俘汉人及其技艺促进了迭剌部生产力的发展，是阿保机得以建国的坚实基础。
辽东是铁的重要产地，这一地区的并入进一步促进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因户口繁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其中手山为今辽宁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此外，东京道的同州（今辽宁开原县南），上京道的饶州（治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樱桃沟村古城址）长乐县，分别有300户和4000户从事冶炼，皆以铁纳赋。中京柳河（今伊逊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滤沙炼铁；南京道有景州龙池冶，营州有新兴冶，都由官府设官提点，为官营坑场。
东京道的银州（今辽宁铁岭），南京道的渔阳，中京道的泽州、严州等地有银冶。泽州陷河冶，太祖时募民立寨，专事采炼。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冶地当今河北省平泉县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储量当很可观。①此外，尚有阴山、都峰、大石、宝兴等银冶。前者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故置冶，后则以山金为统军司名。后三者当在南京道内。①1981年，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通过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可知，契丹族的冶炼铜铁等技术已很发达，当时既可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接近现代08沸钢板或纯铁成分”②。
辽朝金、银、铁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辽墓出土的铁器看，铁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中京的“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编荆篱，锻铁为兵器”③。东京道河州有军器坊，显州设甲坊，制造兵器。辽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优质低碳钢。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镰等多种，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极为接近。手工业工具种类繁多，仅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凿就有宽刃、窄刃、圆刃、斜刃等多种，不但可看出铁器制造的水平，也反映了木器制造的技术。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斗、火筷、灯、铜镜和丧葬用的金、铜面罩和金、铜丝网络等。生活用品的工艺细致、复杂。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银鎏金镂花捍腰，赤峰市驸马墓出土的鎏金龙凤纹鞍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冠、金花银靴、琥珀璎珞、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花银枕等，都反映了辽朝铸造工艺的水平。辽朝金银器的加工制作在工艺上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盐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前，安置汉人的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地区产盐，八部曾仰以为食。黑车子室韦所在地内的鹤剌泊（又名广济湖、太盐泊，今内蒙古达布苏盐池）储量极丰，“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①。契丹人取盐为枕，细碎者食用和贩卖。及灭渤海，得燕云，又增加了海盐。辽的制盐业很发达，不仅满足了境内的消费，而且私贩至宋境。北盐南贩增加了辽朝的收入，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河北盐政的制定和实施。北宋前期，两度拟于河北行食盐专卖，余靖、张方平等力陈若行专卖，则盐价益贵，势必招致河北人民的怨愤，而辽朝贩卖入境者将更多，若处理不当，必然破坏辽宋间的和平局面，宋不得不停止在河北榷盐。②纺织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简单的织造技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则在大批汉人迁入之后。辽上京、中京、祖州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丝织品。中京道的宜州（今辽宁义县）、川州（今辽宁北票南）、锦州、霸州（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副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甚至专以丝织品纳贡赋，供契丹统治者赏赐群臣、赠送或赐予外国之用。世宗以定州俘户所置的弘政县，“民工织祍，多技巧”③，带动了中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④。豪欠营契丹墓发掘的契丹女尸，身穿衣、裙八件，皆以罗、绢为原料，可以反映辽朝丝织业的一般水平。据专业人员判断，女尸身上的轻罗薄绢，在当时属第一流产品。“罗纹丝织物生产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样品正是在辽，而女尸身上的轻罗或蜡光式绢，应是这种最高水平样品的实物之一。”辽地生产的“蕃罗”，在宋辽贸易中很受宋朝商人欢迎，“辽地生产的优质罗，到宋地也是奇货”①。宋真宗曾将宋初辽朝赠予的织物同圣宗时所赠的织物进行比较，前者“朴拙”，而后者“工巧”，判断后者为幽州所产。南京是辽朝官营纺织业的中心，对纺织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辽道宗时下诏禁止南京私造御用彩缎，也反映了南京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之高。纺织品种类齐全，绫、罗、锦、绢、绮、縠、纱、缎、刻丝等应有尽有。与纺织品发展相适应，辽朝在南京、中京等地设有染院，置使提点院事，管理印染等相关事宜，辽朝的印染业有很大发展，已能用“夹缬”、“蜡缬”法印染各种花纹。
陶瓷辽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制造工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特点。鸡冠壶、长颈瓶、牛腿瓶、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表。
辽三彩直接继承了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器形有长瓶、长盘、方碟、圆碟等。鸡冠壶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从造型上看，应是由盛贮水、酒、乳等的皮囊发展而成的，早期的鸡冠壶器腹较大，造型浑厚，甚至保留着皮绳缝制的印记。中期渐趋扁平，口高，体小。晚期器体细高，多为捏把。
仿定窑的白瓷器多为碗、碟、盘等，金银饰器的边缘异常豪华，几与定窑制品一般无二。
辽代陶瓷多为早期实用器物，除鸡冠壶外，仓式罐的造型也别具特色。它形似蒙古包，开设小门，并刻有子母鹿纹。这种仓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辽中京松山州有一规模很大的窑场。从考古发掘得知这里生产的陶瓷品种齐全，而以粗白瓷为主，器物多为生活用品，除碗、盘、杯、碟、盂、盆、注子、瓮、牛腿瓶外，还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三彩等多种，花纹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凤鸟、蝴蝶等。中京附近辽墓出土的瓷器，都是这里烧制的，产量当是很高的。
皮革与木器加工长于骑射的契丹人，重视车马具的制造，皮革和木器加工也有较高的水平。契丹贵族所用鞍勒，尤为考究。东丹王耶律倍（后唐赐名李赞华）善画契丹人物，所画贵族“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①宋人对辽朝所制马鞍也赞不绝口。他们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②。因此辽朝馈赠宋、高丽等物品中例有鞍辔，并且种类不一，如涂金银龙凤鞍勒、白楮皮黑银鞍勒、绿褐楮皮鞍勒、红罗匣金线绣方鞯、毡鞯、海豹皮鞯等，皆极工巧。近年考古发现了多座契丹墓葬，得以见到契丹所制的鞍辔实物。
辽朝属部黑车子室韦人善造车，早年，契丹人曾向他们学习造车技术。车是游牧民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型制、用途多种多样，迁徙载物用大车、毡车，妇女老幼乘小车，富贵人家的车又加之华饰。宋朝派往辽国的使臣，因年老、疾病不任乘骑者，也可乘车往返。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理，可见当时造车的技术和规模。
除造车以外，还能制造舟船，加工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韩绍孚、刘可度等曾以商税曲铁都监和榷盐使的身分提点、监造舟船。造船技术具有一定水平，有的可用于海上航行；有的既可于水中航行，又有轮可以陆行。目前发现的实物有叶茂台辽墓出土一架木作结构的“小帐”，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迭涩式顶大型木椁等。从木器加工工具种类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艺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制造也有特色，“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杆，鞯勒轻快，便于驰走”①。
建筑业以车马为家的契丹人也重视城市建设，这一点不同于其先各游牧民族。辽朝的建筑始于建国之前，阿保机的伯父释鲁为夷离堇时曾“兴版筑”。阿保机任迭剌部夷离堇兼联盟军事首长的第二年（902年），即于潢水之南建龙化州，筑开教寺。此后又相继建羊城以通市易，于龙化州增建大广寺、天雄寺等。神册三年（918年），于西楼地建皇都（后为上京），以汉人康默记为版筑使。
上京周围二十七里，有南北二城，北城为皇城，皇城北为大内，建有宫殿和东、西、南三门。大内南门外有大街直通皇城南门，街两旁为官署、庙宇、寺观和契丹贵族住宅。城墙外建有军事防御设施马面。皇城南为汉城，有南北大街和东西横街。横街两端有楼遥遥相望，城内分布有市场、作坊和民居，并有接待使臣的驿馆。
澶渊之盟后，辽圣宗择燕、蓟良工，仿照宋都汴京，在土河之滨建中京城。中京城有外城、内城、皇城。外城四面绕内城，两者成“回”字形。皇城在内城北部中央，其北墙即内城北墙。中京城布局整齐，东西对称，井然有序。自外城南门至内城南门有一条宽64米的中央大道，东西又各有三条与中央大道平行的南北向街道，五条东西向街道。街道两旁有排水沟，城墙下有排水涵洞。干道两侧为坊市，据路振所见，“街东西各有三坊，坊门相对”②，为商贾贸易场所、作坊和民居。外城内还有官署、寺观和驿馆。中京大明塔是保存至今的辽代建筑之一，其规模宏伟壮丽，造型优美，反映了辽代建筑艺术的风格和水平。辽代建筑物保存至今的还有庆州白塔，上京南、北二塔，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等。它们都以气势宏伟、构造精巧、风格独特著称，是研究辽代宗教、政治、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贵文物。
（二）商业的繁荣 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早期，阿保机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后版图扩大，建置完善，经济成分增加，范围扩大，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
上京“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①。据晋亡后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斡林、伎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②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和儒、释、道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需求，这无疑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还建有回鹘营，安置回鹘商贩。
东京“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③，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首，“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④。
中京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西京也是辽朝商业中心之一。“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当活跃”①。辽在上京、南京、西京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进行市场管理；上京、东京置户部司；西京、东京又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辽西等州，西京道的朔、蔚诸州，中京道的兴中府，锦、宜、泽诸州，南京道的儒、顺、营、蓟等州及潞县、范阳等，还有上京道的庆州、祖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②。西京朔州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辽朝是个开放的社会，对外联系广泛。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等也都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30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不少契丹人到晋境经商。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年）、二年，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3万只、马300匹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
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河北易县）、雄（今河北雄县）、霸（今河北霸县）、沧（今河北沧州市）、静戎军和代州雁门砦等处榷场，以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后，宋于雄、霸两州的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境）、广信军等处置场，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①，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绢、犀象、香药、缯帛、漆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私茶和《九经》以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除榷场贸易外，民间交易难以禁绝，辽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河北食盐专卖制度；而宋的印本书籍和文人诗赋也不断流入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辽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40余万缗的收入，以致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多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此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以及高昌回鹘、渤海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剴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②。但在与西夏阻卜等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犀、乳香、琥珀、镔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于他地，从中渔利。如宋徽宗时，宋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转贸于宋。辽朝赐予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于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西夏、宋、契丹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阿保机时期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22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
货币铸造由国家统一管理。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500万贯。此后，长春州、平州、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握司事，严禁私铸和外流。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直至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称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市房山县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布。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近年发掘的几处辽朝窑藏钱币，发现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量远远超过辽自铸货币量，当可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
②《辽史·食货志上》。
①《资治通鉴》卷271，《后梁纪六》。
②《契丹马》诗：“边城养马逐莱蒿，栈阜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才驹事力豪。略问滋养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北人牧羊》诗：“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自免触藩羸角困，应抚挟策读书人。毡裘冬猎千皮富，湩酷各朝中百品珍。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参见《苏魏公集》卷13《后使辽诗·北人牧羊》、《契丹马》诗及序。
③《辽史·营卫志》。
①《辽史·兵卫志上》。
①参见《辽史·太祖纪》、《辽史·游幸表》、《辽史·太宗纪》。
②参见《辽史·太祖纪》、《辽史·游幸表》、《辽史·太宗纪》。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
④《苏魏公集》卷13，《后使辽诗·观北人围猎》。
⑤ [宋]宋绶《契丹风俗》。
① [宋]程大昌《演繁录》载：“北主与其母皆设次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间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斲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北主，即遂于斲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即中遂纵绳令去，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这里所述虽是皇帝捕鱼的情况，普通契丹人的凿冰捕鱼活动也当类此，只是场面不及而已。直至近代，北方沿江湖地区的民众仍袭用这一方式捕鱼。
②《新五代史·四裔附录》。
③《契丹风俗》。
④《契丹国志》卷23，《诸蕃记》。
①《辽史·食货志上》。
③《辽史·食货志上》。
②《辽史·太祖纪》。
④《辽史·地理志一》。
①《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②《契丹风俗》。
③ [宋]王曾《上契丹事》。
① [清]厉鹗《辽史拾遗》卷15。
②《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①《辽史拾遗》卷3引《宣府镇志》。
②《辽史拾遗》卷3引《宣府镇志》。
③《辽史·耶律挞烈传》。
④《辽史·耶律学古传》。
①《辽史·耶律抹只传》。
②《辽史·萧孝穆传》。
③《辽史·萧韩家奴传》。
④《辽史·文学·耶律昭》。
①参见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组《辽泽州、陷河及陷河银冶考》，《辽金史论文集》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①参见《辽史·圣宗纪》；《李内贞墓志考》，见《潜研堂文集》卷18；《贾师训墓志》、《师哲为父造幢记》、《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见《全辽文》卷9、10。
②陆金生《豪欠营辽代古墓中金属网套上锈蚀物的分析》，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上契丹事》。
① [宋]路振《乘轺录》。
②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
③《辽史·地理志三》。
④《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南京》。
①参见王丹华《契丹女尸的丝织品》，载《契丹女尸》。
① [宋]佚名《宣和画谱》卷8。
② [宋]太平老人《袖中锦》。
①《契丹国志》卷23，《契丹风俗》。
②路振《乘轺录》。
①《辽史·地理志一》。
②胡峤《陷辽记》。
③《辽史·地理志二》。
④《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①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全辽文》卷6，《广济寺佛殿记》。
①《宋史·食货志下》。
②《辽史·食货志下》。
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
羊、马是游牧民的主要财产，早在古八部时期，契丹人就以“名马貂皮入献”北魏，羊、马是与中原农业区交换的主要商品和赠送中原王朝的重要礼品。大贺氏、遥辇氏联盟时期，契丹各部落入贡和交换的主要物品多是马匹和羊只。五代初年，耶律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共抗朱温，也曾以“马千匹，牛羊万计”赠与李克用。后同五代各政权、南唐以及北宋也仍主要以羊、马等作为礼物和商品，互相交流，换回所需的各种物品。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①。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
（二） 游牧业经营方式 契丹等游牧民族牧养的牲畜，羊、马为多，牛、驼次之。四至八月，牧草繁茂，是放牧的黄金季节。秋季则驱牲畜迁于朝阳背风的平沙处。据苏颂记载：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其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剃，认为马遂性则滋生益繁。羊也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他更以诗描述契丹人的羊、马生息情况。②辽朝治下的各游牧部落是集政治、军事、经济各职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败渔为生”③。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游牧范围。如五院部大王、都监春夏居五院部之侧，秋冬居羊门甸；六院部大王、都监春夏居泰德泉北，秋冬居独庐金（今山西大同附近）；乙室部司徒居鸳鸯泊，闸撒狘居车轴山（今河北丰南县境）；乌隈部司徒居徐母山、郝里河（今内蒙古哲里木盟境内霍林河）；涅剌部节度使居黑山北，司徒居郝里河侧等。首领所居当在部落活动区域附近，部民“随阳迁徙，岁无宁居”。
除部落民私有的畜群和部落所属的草场外，辽朝还有国有的畜群与草场——群牧。群牧的设置当在辽太祖建国之际。遥辇氏联盟后期，阿保机为迭剌部夷离堇，掌联盟兵马大权，专征伐。他“明赏罚，缮甲兵，休息民庶，滋蕃群牧，务在戢兵”①。这时，迭剌部内似已有了部落公有而由其首领控制的畜群。辽太宗时，设官置牧，群牧的组织建设已有了一定规模，成为国家军用马匹的重要牧养场所。群牧除设置于上京道大漠南北草原地区外，在南京道的雄、霸、清、沧诸州地也辟有群牧，养马数万头，一备皇室、贵族四时游畋，一备燕、云防务和对宋军事活动的需要，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羸老的羊只和皮毛则于榷场贩易与宋。
群牧由北枢密院管辖，设林牙掌管部籍，另有马群、牛群太保等负责掌管群牧的具体事务，朝廷定期检验簿籍，了解牲畜繁息情况，以牧畜数量的增减考核群牧官政绩的优劣，决定升黜。群牧的牲畜各有烙印，以相区别。
群牧的马匹，来源于征伐的掳获、属部的贡纳和群牧的自然繁息。《辽史·食货志》载：辽太祖即位后，“伐河东，下代北郡县，获牛、羊、驼、马十余万。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直，复获马二十余万，分牧水草便地，数岁所增不胜算。”可知初期群牧牲畜主要来自战争掠夺。“厥后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以故“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每有战事，则五京禁军的马匹多取自群牧。一旦群牧因战事频繁耗损过多或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死亡，则括富人马以益群牧。辽朝盛时，群牧马匹达百万以上。
群牧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辽朝武装力量的强弱。因此，辽朝统治者历来重视群牧的管理和牲畜数目的增减。兴宗后期，群牧的管理出现混乱，至有群牧人私自改换马匹印记而以官马作为私物赠送他人者。道宗时，政治腐败，也直接影响到群牧，以至“群牧名存实亡，上下相欺”，不得不重新检括以现数再定簿籍。天祚时，辽、金间战争频繁，民间马匹多被征调，马价增至数倍仍难以购求，人们不得不违法购买群牧马匹应征。群牧马匹多被私卖，所余草原群牧马匹，为耶律大石北迁时所得。
（三）渔猎业——游牧业的补充 辽朝所属各游牧部族，依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居地域的自然条件，或主要从事游牧业，或仍以渔猎为主。北阻卜（后来的克烈部）主要从事牧业，已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和显贵家族的出现。斡娘改（兀良哈）等部发展水平较低，居地又有广袤的森林，有貂、鼠等野兽栖息，主要从事狩猎业。女真诸部视其发展水平的不同，有原始农业，同时采集、渔猎仍占重要地位。
契丹各部虽主要从事牧业，但并没有放弃渔猎。土河流域有悠久的捕捞史，早在檀石槐联盟时，鲜卑人就曾在这里捕鱼以补充军粮的匮乏。辽朝皇帝每年在四时捺钵的捕鹅、钩鱼、猎虎、射鹿等也反映了渔猎业仍是契丹诸部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畜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早年，耶律阿保机平诸弟之乱回军途中，曾在乌林河观渔；征乌古部时，曾在漠北射野马；征阻卜、回鹘时，也曾“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此后行军“六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天显四年，辽太宗西巡时，也曾“选轻骑数千猎于近山”。①这是在远征时，长途行军，糗粮不继的情况下，以渔猎所获充军食的情况。平时，契丹统治者也以狩猎作为习武的手段。会同三年，晋高祖石敬瑭请辽太宗节制畋猎，太宗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②开泰二年（1013年），宋翰林学士晁迥使辽，在长泊亲眼见到辽圣宗君臣的捕鹅活动，他说：“泊多鹅鸭，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辽人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又好以铜及石为锤以击兔。”③辽朝在宴饮、款待宋使时，熊、鹅、雁、鹿、貂、兔、野鸡等腊肉和鲜肉，都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如果说皇室贵族将渔猎作为娱乐和习武的手段，而普通百姓则以“挽强射生”为解决生计、日用的手段之一。苏颂在出使途中偶然遇到并记录了契丹人冬季围猎的情况：“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④。可见在冬季牧业闲暇时间进行围猎是一项经常性的活动。宋绶则记录了契丹人凿冰钩鱼的冬钓活动，其方法与辽国皇帝春捺钵捕鱼相同。他说：“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水（冰）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⑤。程大昌在《演繁录》中更具体、更生动地描述了辽圣宗和萧太后的钩鱼场面。①得头鱼、头鹅预示着渔猎的丰收，当与中原皇帝耕籍田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胪朐河下游，呼伦湖一带，也有丰富的鱼产资源，胡峤说：乌古（也称妪厥律）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②。
契丹诸部渔猎所用工具，除弓箭、网罟外，狩兔、打狼有练锤；捕鱼有鱼叉、鱼钩；冬季凿冰取鱼时，有专用的冰穿；秋季射鹿有鹿哨；春季捕鹅时，有惊鹅用的扁鼓，刺鹅用的锥。这些猎具，近年来考古发掘的辽墓中皆有出土，辽墓壁画也有对契丹人渔猎活动生动形象的描绘。同时，他们狩猎也借助于驯练有素的猎犬、猎豹。宋绶曾见辽兴宗的三只猎豹，“甚驯，马上附胡人而坐，猎则以捕兽”③。北方极寒地区的狩猎部落，以滑雪板代替马匹在高山丛林中狩猎，即因“地多积雪，惧陷坑井，骑木而行”④。北方沿江和山林地区各部族，如五国部、生女真、阻卜等渔猎业仍占主要地位。辽帝秋捺钵时即有来自女真的“唤鹿人”，阿骨打的兄弟子侄，也曾为辽帝刺虎搏熊。
二 农业的发展 （一）农业的作用与地位 辽朝农业的发展和作用的增强，始于灭渤海和幽蓟十六州的并入。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成为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幽蓟地区的赋税是辽朝的重要收入之一，它不仅增强了国力，而且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辽朝统治者大多十分重视农业，对农业采取支持、鼓励、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使农牧业两种经济在辽朝统治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固、统一的整体，并将其矛盾和冲突化为互利互补，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这是辽朝统治者的功绩和成功的经验。
发达的牧业为游牧民族提供了生活必需品，而且能供给辽朝军事征伐所需的大量马匹；长于骑射、吃苦耐劳的游牧民，是辽朝维护统治和对外征伐的主要军事力量。发达的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弥补了牧业产品比较单调的缺憾，丰富了农、牧民的生活内容，为手工业提供了广泛的原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增强了辽朝的经济实力，使之避免了前此草原各游牧政权倏起倏落的命运，在我国北方立国二百余年，并在与北宋、西夏的对峙中长期起着主导作用。
（二）农业政策和农业的发展 草原地区农业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迭剌部的农业生产当始于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即遥辇氏联盟的中期。史称“皇祖匀德实为大选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①，“兴版筑，置城邑”③。阿保机本人也重视农业，在遥辇氏联盟期间，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今河北沽源县境）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并采纳韩延徽的建议，“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以故部落发展很快，实力迅速增长。其后，平定诸弟之乱，弭兵轻赋，更专意于农。尝因“户口滋繁，乣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②。这些措施，不仅妥善安置了所俘汉人，同时也为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大量有经验有技艺的劳动力。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优良的作物品种，在草原上开出了部分农田。这正是上京、中京地区投下制和州县制产生的背景。
天显元年（926年），上京周围又迁入了大批渤海人，再一次充实了草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加之上京地区“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④，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京成为农牧兼营地区。契丹人也开始走上半农半牧的道路。
会同三年（940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将欧堇突吕（即欧昆石烈）、乙习本（即乙斯勃）、斡纳河剌（即温纳何剌，又作斡纳阿剌）三石烈迁至乌古地，拨赐于谐里河（谐里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胪朐河附近地区为农田，从事农业。这样，上京、中京地区在迁入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同时，契丹各游牧部落也随之向北迁徒，并根据水土所宜从事农耕。
契丹北部的室韦人中，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只是气候多寒，田收甚薄。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海拉尔市附近的浩特陶海古城，它有土筑的城墙和护城壕，出土了辽代的篦文陶片，这里当有从事农耕的定居居民。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为上京道泰州遗址，这里发现了辽大安七年石刻，记有47个汉人姓名，说明这一带最晚到辽道宗时已经有了汉人居住。
统和年间，对西北阻卜各部控制加强。齐王妃、肃挞凛受命统乌古等部和永兴宫分军镇守西境，置镇州，迁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700余户，分居镇、维、防三州。为解决西戍诸军的粮饷供给，辽圣宗又命耶律唐古于胪朐河侧和镇州附近督劝诸军屯田垦种，连续15年获得好收成，积贮粮食数十万斛，不仅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而且为漠北地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直至元朝，这里仍是粮食产区之一。通过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的北迁和契丹人的屯田戍守，在潢水、海勒水、胪朐河、土兀拉河（今土拉河）流域一带，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
中京地区曾是奚人的居住地。奚人除畜牧、狩猎外也从事农耕。早在唐朝时，一些部落就开始经营农业，种植穄、麻等作物。欧阳修说西奚去诸部落“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①。宋绶说“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人“善耕种、步射，入山中采猎，其行如飞”②。王曾所见“草庵板居，亦务耕种”的也是奚人，他们“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壅”。③苏颂、苏辙更将奚人耕作的情况写入诗中。早期中京地区的奚人曾借唐、五代边民土地种植收获。入辽后大量汉人流入，有些奚人已成为出租土地的田主，中京奚人地区又增加了大批汉族农户，并成为中京道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二苏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东京、西京、南京诸道农业东京、西京和南京道是辽朝的农业区。东京辽阳地区，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是辽朝农业区之一。天显三年，迁渤海人至此。圣宗时，又迁入大批熟女真。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较轻的赋役，为东京道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东京地区成为拱卫辽政权的强劲左翼。东京道北部生女真也有粗放的农业，种植麻、谷、稗，蔬菜有葱、韭、蒜、瓜等。据《松漠纪闻》载：宁江州“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可知早在辽代，混同江流域已有果树栽培，并积累了防冻越冬的知识和经验。
南京道和西京道南部的大同府，蔚、应、朔、武、归化、可汗、儒等州有较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是辽朝的重要农业区。云中郡白道川“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①，也有谷物种植。南京道“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②。但自唐末以来，这一地区动荡不安，战事频繁，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辽初曾多次南下攻击冀中地区，将俘获人口迁往冀北、冀东，以充实幽、蓟。《辽史·地理志·南京道》载：“行唐县。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平州所辖的安喜、望都等地也都以俘户设置，并保留其原籍名称。此外，滦、营二州也各有定州俘户错置其间。这一措施恰可弥补燕、蓟人口北迁草原造成的当地人口减少的弊端，对恢复燕、蓟的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辽朝统治者多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安置农业人口，为安业力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使燕云等农业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会同（938—946年）初年，辽太宗拟至辽阳游畋巡幸，臣下因农务方兴，以减少辎重、抒解民力为请，太宗欣然采纳，下令还朝。三年，巡幸南京时，下诏不许扈从者扰民；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即使在战争期间，保护和发展农业也仍为契丹统治者所重视。会同六年，辽伐晋，“征山后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又敕有司每村定有人力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征收”①。甚至在灭晋回师病笃之际，仍以“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为此行之失而痛悔不已。乾亨四年（982年），因宋辽战争负担加重，民力凋敝，田园荒芜或为兵行所毁，景宗下诏免当年租赋，又命“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②，保证了农田不致荒废，并使无地农民得以耕种。
圣宗和太后萧绰执政时期，更重视发展农业，开垦荒闲土地，减轻人民负担，整顿赋税，赈济灾贫，安置流亡，保护商旅。这些政策直至道宗时都没有改变。苏辙见到并如实记录了这种情况。
由于辽朝最高统治者重视和保护农业，各级官僚也多能以劝课农桑为己任，汉官、渤海官韩德枢、韩德让、室昉刘伸、杨佶、马人望、大公鼎等在任上整纷剔蠹，劝课农桑，兴教化，薄赋息民。契丹官僚也多身体力行，如耶律挞烈在任南院大王时，“均赋役，劝耕稼，部民化之，户口丰殖”③。耶律休哥为于越，总南面军务，驻守南京时，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耶律学古为彰国军节度使驻应州时，以“南境未静，民思休息”，能“禁寇掠以安之”。④耶律抹只任开远军节度使驻守云州时，“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①。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时，“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使“政赋稍平”，并力主维持辽宋和好，反对败盟兴兵，以使“燕民乐业，南北相通”。②章愍宫使萧韩家奴在奏对时，以炒栗为治民之谕，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③。耶律昭在被流放期间，还念念不忘“为今之计，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④。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同时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
从辽墓出土情况看，辽朝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犁、铧、锄、镰、锹、镐、镢、刀、叉等应有尽有。
在辽朝各级统治者的提倡、保护下，各族农民辛勤劳作，共同发展了辽朝境内的农业生产，使仓廪充实，甚至在景宗时，就能“以粟二十万斛助汉”。圣宗时，边城春州斗米才值六钱；唐古屯田镇州积粟数目可观；东京道积粟也有二三十万硕，虽然常有战事，也足以支应。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新陈相易，民得以低息借贷。辽末天祚播迁之际，耶律敌烈立梁王雅里向西北迁移时，尚能征调盐泊（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境）诸仓所储之粟。
三 手工业和商业 （一）手工业的发展 辽朝有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尤长于车马具的制造。
矿冶、铸造辽朝的矿冶业，起于建国之前，史称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阿保机继任可汗的第五年（911年），征幽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这次所置矿冶，当在汉城附近，《新五代史》说：“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农耕、畜牧和盐铁之利为阿保机实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俘汉人及其技艺促进了迭剌部生产力的发展，是阿保机得以建国的坚实基础。
辽东是铁的重要产地，这一地区的并入进一步促进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因户口繁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其中手山为今辽宁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此外，东京道的同州（今辽宁开原县南），上京道的饶州（治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樱桃沟村古城址）长乐县，分别有300户和4000户从事冶炼，皆以铁纳赋。中京柳河（今伊逊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滤沙炼铁；南京道有景州龙池冶，营州有新兴冶，都由官府设官提点，为官营坑场。
东京道的银州（今辽宁铁岭），南京道的渔阳，中京道的泽州、严州等地有银冶。泽州陷河冶，太祖时募民立寨，专事采炼。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冶地当今河北省平泉县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储量当很可观。①此外，尚有阴山、都峰、大石、宝兴等银冶。前者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故置冶，后则以山金为统军司名。后三者当在南京道内。①1981年，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通过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可知，契丹族的冶炼铜铁等技术已很发达，当时既可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接近现代08沸钢板或纯铁成分”②。
辽朝金、银、铁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辽墓出土的铁器看，铁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中京的“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编荆篱，锻铁为兵器”③。东京道河州有军器坊，显州设甲坊，制造兵器。辽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优质低碳钢。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镰等多种，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极为接近。手工业工具种类繁多，仅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凿就有宽刃、窄刃、圆刃、斜刃等多种，不但可看出铁器制造的水平，也反映了木器制造的技术。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斗、火筷、灯、铜镜和丧葬用的金、铜面罩和金、铜丝网络等。生活用品的工艺细致、复杂。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银鎏金镂花捍腰，赤峰市驸马墓出土的鎏金龙凤纹鞍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冠、金花银靴、琥珀璎珞、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花银枕等，都反映了辽朝铸造工艺的水平。辽朝金银器的加工制作在工艺上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盐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前，安置汉人的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地区产盐，八部曾仰以为食。黑车子室韦所在地内的鹤剌泊（又名广济湖、太盐泊，今内蒙古达布苏盐池）储量极丰，“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①。契丹人取盐为枕，细碎者食用和贩卖。及灭渤海，得燕云，又增加了海盐。辽的制盐业很发达，不仅满足了境内的消费，而且私贩至宋境。北盐南贩增加了辽朝的收入，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河北盐政的制定和实施。北宋前期，两度拟于河北行食盐专卖，余靖、张方平等力陈若行专卖，则盐价益贵，势必招致河北人民的怨愤，而辽朝贩卖入境者将更多，若处理不当，必然破坏辽宋间的和平局面，宋不得不停止在河北榷盐。②纺织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简单的织造技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则在大批汉人迁入之后。辽上京、中京、祖州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丝织品。中京道的宜州（今辽宁义县）、川州（今辽宁北票南）、锦州、霸州（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副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甚至专以丝织品纳贡赋，供契丹统治者赏赐群臣、赠送或赐予外国之用。世宗以定州俘户所置的弘政县，“民工织祍，多技巧”③，带动了中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④。豪欠营契丹墓发掘的契丹女尸，身穿衣、裙八件，皆以罗、绢为原料，可以反映辽朝丝织业的一般水平。据专业人员判断，女尸身上的轻罗薄绢，在当时属第一流产品。“罗纹丝织物生产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样品正是在辽，而女尸身上的轻罗或蜡光式绢，应是这种最高水平样品的实物之一。”辽地生产的“蕃罗”，在宋辽贸易中很受宋朝商人欢迎，“辽地生产的优质罗，到宋地也是奇货”①。宋真宗曾将宋初辽朝赠予的织物同圣宗时所赠的织物进行比较，前者“朴拙”，而后者“工巧”，判断后者为幽州所产。南京是辽朝官营纺织业的中心，对纺织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辽道宗时下诏禁止南京私造御用彩缎，也反映了南京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之高。纺织品种类齐全，绫、罗、锦、绢、绮、縠、纱、缎、刻丝等应有尽有。与纺织品发展相适应，辽朝在南京、中京等地设有染院，置使提点院事，管理印染等相关事宜，辽朝的印染业有很大发展，已能用“夹缬”、“蜡缬”法印染各种花纹。
陶瓷辽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制造工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特点。鸡冠壶、长颈瓶、牛腿瓶、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表。
辽三彩直接继承了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器形有长瓶、长盘、方碟、圆碟等。鸡冠壶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从造型上看，应是由盛贮水、酒、乳等的皮囊发展而成的，早期的鸡冠壶器腹较大，造型浑厚，甚至保留着皮绳缝制的印记。中期渐趋扁平，口高，体小。晚期器体细高，多为捏把。
仿定窑的白瓷器多为碗、碟、盘等，金银饰器的边缘异常豪华，几与定窑制品一般无二。
辽代陶瓷多为早期实用器物，除鸡冠壶外，仓式罐的造型也别具特色。它形似蒙古包，开设小门，并刻有子母鹿纹。这种仓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辽中京松山州有一规模很大的窑场。从考古发掘得知这里生产的陶瓷品种齐全，而以粗白瓷为主，器物多为生活用品，除碗、盘、杯、碟、盂、盆、注子、瓮、牛腿瓶外，还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三彩等多种，花纹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凤鸟、蝴蝶等。中京附近辽墓出土的瓷器，都是这里烧制的，产量当是很高的。
皮革与木器加工长于骑射的契丹人，重视车马具的制造，皮革和木器加工也有较高的水平。契丹贵族所用鞍勒，尤为考究。东丹王耶律倍（后唐赐名李赞华）善画契丹人物，所画贵族“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①宋人对辽朝所制马鞍也赞不绝口。他们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②。因此辽朝馈赠宋、高丽等物品中例有鞍辔，并且种类不一，如涂金银龙凤鞍勒、白楮皮黑银鞍勒、绿褐楮皮鞍勒、红罗匣金线绣方鞯、毡鞯、海豹皮鞯等，皆极工巧。近年考古发现了多座契丹墓葬，得以见到契丹所制的鞍辔实物。
辽朝属部黑车子室韦人善造车，早年，契丹人曾向他们学习造车技术。车是游牧民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型制、用途多种多样，迁徙载物用大车、毡车，妇女老幼乘小车，富贵人家的车又加之华饰。宋朝派往辽国的使臣，因年老、疾病不任乘骑者，也可乘车往返。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理，可见当时造车的技术和规模。
除造车以外，还能制造舟船，加工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韩绍孚、刘可度等曾以商税曲铁都监和榷盐使的身分提点、监造舟船。造船技术具有一定水平，有的可用于海上航行；有的既可于水中航行，又有轮可以陆行。目前发现的实物有叶茂台辽墓出土一架木作结构的“小帐”，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迭涩式顶大型木椁等。从木器加工工具种类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艺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制造也有特色，“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杆，鞯勒轻快，便于驰走”①。
建筑业以车马为家的契丹人也重视城市建设，这一点不同于其先各游牧民族。辽朝的建筑始于建国之前，阿保机的伯父释鲁为夷离堇时曾“兴版筑”。阿保机任迭剌部夷离堇兼联盟军事首长的第二年（902年），即于潢水之南建龙化州，筑开教寺。此后又相继建羊城以通市易，于龙化州增建大广寺、天雄寺等。神册三年（918年），于西楼地建皇都（后为上京），以汉人康默记为版筑使。
上京周围二十七里，有南北二城，北城为皇城，皇城北为大内，建有宫殿和东、西、南三门。大内南门外有大街直通皇城南门，街两旁为官署、庙宇、寺观和契丹贵族住宅。城墙外建有军事防御设施马面。皇城南为汉城，有南北大街和东西横街。横街两端有楼遥遥相望，城内分布有市场、作坊和民居，并有接待使臣的驿馆。
澶渊之盟后，辽圣宗择燕、蓟良工，仿照宋都汴京，在土河之滨建中京城。中京城有外城、内城、皇城。外城四面绕内城，两者成“回”字形。皇城在内城北部中央，其北墙即内城北墙。中京城布局整齐，东西对称，井然有序。自外城南门至内城南门有一条宽64米的中央大道，东西又各有三条与中央大道平行的南北向街道，五条东西向街道。街道两旁有排水沟，城墙下有排水涵洞。干道两侧为坊市，据路振所见，“街东西各有三坊，坊门相对”②，为商贾贸易场所、作坊和民居。外城内还有官署、寺观和驿馆。中京大明塔是保存至今的辽代建筑之一，其规模宏伟壮丽，造型优美，反映了辽代建筑艺术的风格和水平。辽代建筑物保存至今的还有庆州白塔，上京南、北二塔，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等。它们都以气势宏伟、构造精巧、风格独特著称，是研究辽代宗教、政治、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贵文物。
（二）商业的繁荣 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早期，阿保机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后版图扩大，建置完善，经济成分增加，范围扩大，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
上京“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①。据晋亡后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斡林、伎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②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和儒、释、道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需求，这无疑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还建有回鹘营，安置回鹘商贩。
东京“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③，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首，“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④。
中京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西京也是辽朝商业中心之一。“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当活跃”①。辽在上京、南京、西京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进行市场管理；上京、东京置户部司；西京、东京又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辽西等州，西京道的朔、蔚诸州，中京道的兴中府，锦、宜、泽诸州，南京道的儒、顺、营、蓟等州及潞县、范阳等，还有上京道的庆州、祖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②。西京朔州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辽朝是个开放的社会，对外联系广泛。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等也都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30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不少契丹人到晋境经商。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年）、二年，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3万只、马300匹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
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河北易县）、雄（今河北雄县）、霸（今河北霸县）、沧（今河北沧州市）、静戎军和代州雁门砦等处榷场，以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后，宋于雄、霸两州的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境）、广信军等处置场，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①，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绢、犀象、香药、缯帛、漆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私茶和《九经》以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除榷场贸易外，民间交易难以禁绝，辽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河北食盐专卖制度；而宋的印本书籍和文人诗赋也不断流入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辽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40余万缗的收入，以致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多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此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以及高昌回鹘、渤海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剴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②。但在与西夏阻卜等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犀、乳香、琥珀、镔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于他地，从中渔利。如宋徽宗时，宋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转贸于宋。辽朝赐予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于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西夏、宋、契丹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阿保机时期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22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
货币铸造由国家统一管理。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500万贯。此后，长春州、平州、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握司事，严禁私铸和外流。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直至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称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市房山县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布。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近年发掘的几处辽朝窑藏钱币，发现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量远远超过辽自铸货币量，当可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
②《辽史·食货志上》。
①《资治通鉴》卷271，《后梁纪六》。
②《契丹马》诗：“边城养马逐莱蒿，栈阜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才驹事力豪。略问滋养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北人牧羊》诗：“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自免触藩羸角困，应抚挟策读书人。毡裘冬猎千皮富，湩酷各朝中百品珍。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参见《苏魏公集》卷13《后使辽诗·北人牧羊》、《契丹马》诗及序。
③《辽史·营卫志》。
①《辽史·兵卫志上》。
①参见《辽史·太祖纪》、《辽史·游幸表》、《辽史·太宗纪》。
②参见《辽史·太祖纪》、《辽史·游幸表》、《辽史·太宗纪》。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
④《苏魏公集》卷13，《后使辽诗·观北人围猎》。
⑤ [宋]宋绶《契丹风俗》。
① [宋]程大昌《演繁录》载：“北主与其母皆设次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间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斲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北主，即遂于斲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即中遂纵绳令去，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这里所述虽是皇帝捕鱼的情况，普通契丹人的凿冰捕鱼活动也当类此，只是场面不及而已。直至近代，北方沿江湖地区的民众仍袭用这一方式捕鱼。
②《新五代史·四裔附录》。
③《契丹风俗》。
④《契丹国志》卷23，《诸蕃记》。
①《辽史·食货志上》。
③《辽史·食货志上》。
②《辽史·太祖纪》。
④《辽史·地理志一》。
①《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②《契丹风俗》。
③ [宋]王曾《上契丹事》。
① [清]厉鹗《辽史拾遗》卷15。
②《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①《辽史拾遗》卷3引《宣府镇志》。
②《辽史拾遗》卷3引《宣府镇志》。
③《辽史·耶律挞烈传》。
④《辽史·耶律学古传》。
①《辽史·耶律抹只传》。
②《辽史·萧孝穆传》。
③《辽史·萧韩家奴传》。
④《辽史·文学·耶律昭》。
①参见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组《辽泽州、陷河及陷河银冶考》，《辽金史论文集》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①参见《辽史·圣宗纪》；《李内贞墓志考》，见《潜研堂文集》卷18；《贾师训墓志》、《师哲为父造幢记》、《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见《全辽文》卷9、10。
②陆金生《豪欠营辽代古墓中金属网套上锈蚀物的分析》，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上契丹事》。
① [宋]路振《乘轺录》。
②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
③《辽史·地理志三》。
④《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南京》。
①参见王丹华《契丹女尸的丝织品》，载《契丹女尸》。
① [宋]佚名《宣和画谱》卷8。
② [宋]太平老人《袖中锦》。
①《契丹国志》卷23，《契丹风俗》。
②路振《乘轺录》。
①《辽史·地理志一》。
②胡峤《陷辽记》。
③《辽史·地理志二》。
④《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①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全辽文》卷6，《广济寺佛殿记》。
①《宋史·食货志下》。
②《辽史·食货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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