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金朝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一 金初中原地区的残破 金朝在对黄河以北地区的武力征服中，杀掠现象严重，给中原地区带来极大破坏，以致“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邑萧然，无复烟燢，尸骸之属，不可胜数”①。汴京被围期间，金将“放兵四掠，东至沂，西至濮、兖，南至陈、蔡，多被其害。陈、蔡二州虽不被害，属县焚烧略尽。淮泗之间荡然矣。京师之外，坟垅悉遭掘，出尸取棺为马槽，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京师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②。加之宋朝溃兵，“所在焚劫，聚而为盗”，致使大河南北，败瓦颓垣，“荆榛千里”③。金军掠人为奴和强迫同化的作法，给河北、河东、山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宗翰在河东以峻法治民，民于市中拾一钱，或于他人菜园中拔一葱，就被处死。为防宋朝奸细入境，禁民擅离本贯，曾下令各地于同一日“大索南人，及拘之于路”，凡无引者皆拘入官，或刺字立价出卖，或散养民间。时寿州拘得68人，误记为680人，宗翰不容陈诉，责令如所记数目交付，州官只好驱掠穷民孤旅充数。又“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生灵无辜被害者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易之，坐困于家，无敢出焉”④。
挞懒在山东，下令追捕俘奴，郡邑骚动不安，“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或各持梃聚集相保，蕃军苟至，遂或敌斗。由是所过捕戮，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①大批被掠为奴者以逃亡作为反抗手段。天会九年（1131年），元帅府下令搜捕逃亡俘奴，凡收留逃奴者，家长处死，家产半没官，半充赏，并征四邻出赏钱300贯。村民多为诸军凌虐、捶掠。百姓不堪忍受，“往往相杀耕牛，自焚庐舍，相率上山，及三万余众”②。
频繁的战争和疯狂的掠夺，使黄河以北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破产逃亡，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城乡残破。残酷的镇压、掠人为奴和强迫同化政策，激起了中原人民的顽强抵抗。为了使金朝在新占领土的统治得以巩固，并集中力量消灭南宋政权，金朝统治集团在入金的契丹、渤海、汉官的强烈要求下，逐渐改变了对汉地的统治方式。
二 秩序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 皇统议和后，战事减少，熙宗支持朝政改革，一些辽朝和北宋降官渐被任用，中原统治秩序开始恢复。朝廷开始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考察，军帅为所欲为的状况逐渐扭转，有些贪污骄横者也受到了惩处。
世宗即位后，致力于安定秩序，发展生产，结束了由海陵南伐造成的混乱局面。他遣使出抚地方，发仓粟，赐币帛，赈贫乏，廉察官吏，惩治贪污。减不急之役，与宋议和，关心民间疾苦，定赋役之法，以财产多少分别户等，使赋役均平。
一些地方官也重视通市易、修水利，致力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一系列措施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安定的环境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从事生产的必要条件。
皇统、大定年间两次与南宋签定和议，结束了战争状态，金朝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在女真、汉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残破的北方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
（一）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措施 金朝统治者历来重视农业生产，早在太祖、太宗时期，每占领一地，都安排女真人屯田戍守。但生产的恢复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直至世宗即位后，国家才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统治者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带动了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的发展。
招集流民和奖励垦荒金朝以农立国，以农业为本。早在太祖、太宗时，尽管戎马倥偬，战事频仍，也不废农事。如下宁江州、黄龙府、泰州后，均遣人屯种。所降辽人，多安置于膏腴之地，使不废农业。宜、锦、乾、显诸州降后，太祖特别下诏：“诸州部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天会二年（1124年），给都统宗翰田种千石、米7000石、马千匹以赈新附之民。又诏“新降之民，诉讼者众，方今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当北宋请降之际，也先下诏劝农。甚至在大批迁移女真人时，也不使其贻误农事。九年（1131年），下诏给新徒戍边户耕牛。“其续迁戍户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种艺，俟毕获而行，及来春农时，以至戍所。”①熙宗时，曾采取省徭赋、去弊政、赎放典卖奴婢等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的措施，中原曾出现短暂的稳定。
海陵大兴土木和签军南伐，又一次破坏了中原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世宗在结束战争和实行治理的同时，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这时，大规模的迁民活动终止，垦荒、种艺的规章、制度逐渐确定。世宗下令招集梁山泊流民复业，给以官田。同时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自首冒佃比邻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①同时，派官巡查诸路，责成猛安、谋克和地方官劝督，以成绩优劣定赏罚。
章宗以河南地广人稀，招集他路流民，量给官田和闲荒土地，募民佃耕唐、邓、颖、蔡、宿、泗等处土地，官为提供耕牛。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愿请佃官、闲地者，免租五至八年。同时要求汉民和猛安谋克户以土地的十分之一至三栽种桑果。明昌五年（1194年）更明确规定，“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疋，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阶？）。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②。
减轻人民负担世宗即位后，立即将海陵签发的河北、山东、陕西南征军放还。同时诏谕避乱、逃役的农民复业。罢国家不急之役，运输、兴造等役使民夫多改为和雇，或酌情减免租赋和杂税，或使宫籍监户，东宫、诸王人从和军夫充役。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中原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了辽宋时期的水平。如河南地区平均亩产可达一石，水田可至四五石。《金史·世宗纪·赞》说，世宗时，“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虽不无溢美之嫌，但却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的客观反映。
水利的兴修金朝的一些地方官，能致力于兴修水利，减轻水患，造福一方。如雄州归信县，“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涨溢害民田”，县令马讽“视地高下，疏决之，其患遂息”。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庞迪，“开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纪其政绩”①。皇统元年（1141年），陕西大旱，同知京兆尹、权陕西诸路转运使傅慎微“复修三白、龙首等渠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②。为了减轻陆路运输的负担，大定三年（1163年），世宗亲自安排疏浚运河，以宫籍监户和东宫、诸王人从以及五百里内军夫充役，不役民夫。
自金世宗时起，更多次役军、民夫治河以防水患。金代，水患最严重的是黄河。自废刘豫，黄河尽入金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③。金设都水监、都巡河官和诸埽巡河官，掌“巡视河道、修完堤堰、栽植榆柳、凡河防之事”⑤。大定元年至二十九年，有记录的河决达六次，修治黄河先后役民夫、军夫数百万，却没能从根本上解除黄河水患。
为便利漕运山东、河北之粟至京师，除引黄河、漳水、滹沱、拒马、沙河和北清河水外，大定十二年，兴工开卢沟金口，引水入潞河，以解决“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⑥的困难，役京师千里内民夫，并以百官从人助役。“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④后虽议求识河道者妥为措置，竟未能实行。至二十七年，又不得不堵塞金口，引水所灌稻田又重新改种禾麦。
金朝在水利兴修上用工不少，而收效甚微。至金末，水患则成为与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同样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 金朝农业生产的突出成就是女真内地农业发展较快。辽代宁江州、达鲁古城、泰州等地有较好的农业生产基础，带动了女真人农业生产的发展。大批汉人的北迁，带来了先进的工具、技术和熟练的劳动力。所以，金初20年间，女真内地农业经济状况迅速改观。
生产工具的应用与改进女真刚刚进入阶级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但在辽、宋先进经济的影响、带动下，生产迅速发展。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着，金朝的生产工具有铧、犁、镰、锄、锹、镐、铲、鱼形铡刀、双股垛叉、耙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在辽和北宋的基础上，结构也有改进，能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需要。如黑龙江逊克县出土的金代犁铧，结构、形体继承中原犁铧的传统，且更富有特点，有的犁铧把犁刀接铸在犁铧刃的一侧，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以适应开垦荒地。①“北京路宗州一带有类似北宋洛阳铧的铁犁铧，分大、小两种。犁上附有分土器即“铁踻头”，能疏松两侧的土壤，清除两侧的杂草，同时能向苗根培土。这种踻头也有大、小两种。犁镜较河南禹县白沙镇出土的北宋犁镜为落后，但犁牵引转动灵便，与元初王祯《农书》所绘形制相似。”“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钹镰等三种。”②“各地还出土专用于割谷穗的手镰。镰的大小、样式不同，是为便于收割高棵作物和矮棵作物之不同而制成的。所有这些说明，金代中期以后农业生产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耕技术已有很大的进展和改观。”①反映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已经广泛地推广到了东北地区。
耕地面积扩大，户口增加社会秩序恢复后，逃亡的农民逐渐复业，荒芜的农田得以重新开垦。世宗、章宗重视奖励垦荒，在中原地区土地大量垦殖的同时，临潢一带也有大量军户、民户从事屯戍和种植。东京婆速府路、西京的丰州、河南洛西山中、北京路的兴州等地还开垦了大量山田。大定年间，军民的土地纠纷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土地大量垦殖，可垦荒地数量减少的客观事实。时人的记载也说，大定时，“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②《金史·食货志》载，属于女真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和迭剌、唐古二部五乣的耕地为170多万顷，如以民田与此各半计，则全国垦田数可达350余万顷，相当于北宋太宗后期全国的垦田数目。
与土地大量垦殖相适应的是金朝户口的增加。金初，北方人口锐减，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口数目大幅度回升。大定初，全国有300余万户，大定末增至678.9万余，口4470万。明昌六年（1195年），户722万余，口4849万余。泰和年间是金朝户口鼎盛时期，比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增加162万余户，882万余口。③世宗时期户口的大量增加是逃亡农民归业的反映，章宗时的户口数增长主要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户数的大量增加，或许与部分奴隶放良后自立门户以及女真人大家庭逐渐解体而为小家庭所取代有关。
（三）手工业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手工业主要生产部门有矿冶、采盐、纺织、造纸、印刷、陶瓷等。它们继承了辽和北宋的技术，有些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超出了辽、宋的水平。
矿冶与铸造部落联盟初建时，有些生女真部落已经掌握了冶炼和铸造技术，有了专业的铁工。如加古部乌不屯为铁工，完颜部曾向他购买铁甲。温都部乌春，也以锻铁为业。当时的完颜部还不会炼铁和制造铁器。随着金统治范围的扩大，铁矿产地增加了。熙宗以后，采矿和冶炼业逐渐恢复。海陵正隆二年，始议鼓铸，三年，“遣使检视随路金银铜铁冶”①。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遣使分路访察铜矿苗脉”②。西京路的大同府、朔州，河北路真定府，河南路汝州的宝丰、鲁山，邓州的南阳等地产铁，西京云内州更有特产青镔铁。
除文献记载外，从考古发掘得知，女真内地也有一些铁矿得到了开采。黑龙江阿城东南与五常毗邻的半山区小岭、五道岭一带发现了金代早期冶铁遗址，遗址分布区西线的阿什河滨，已发现矿井十余个，最深的有40米，分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区。在铁矿东、西、南三面山坡上，散布着50余处冶铁遗址，遗留下很多炼铁炉、炼渣、铁块和铁矿石。③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铁器的铸造和使用也十分普遍。金朝铁器种类很多，有生产工具，也有生活用品。辽宁绥中县城后村金朝农村遗址曾出土大批铁制农具。吉林省吉林市郊发现的金代窖藏也出土了铁器数十件，既有农具铧、犁、铲、刀等，也有手工工具斧、凿、锤、锯等，还有生活用品釜、熨斗，车马具、渔具、锚钩和武器叉、矛等。“从冶金技术上看，当时不仅掌握了铸造和锻造技术，并且掌握了炼钢技术。”①此外，真定府产铜，宝山县、坟山、西银山等地产银，其中坟山、西银山有银窟130余处。世宗时期规定，“金银坑冶，恣民采，毋收税”②。但对铜的控制较严，海陵时不准铜出境。为满足铸钱的需要，括民间铜器。世宗时，仍“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带之属，则存之”。③这一时期，煤的开采和使用较前更为普遍，不仅用作烧瓷、炼铁的燃料，而且广泛用于民间取暖和日常生活所需。女真人“起居其上”的火炕也传到了中都、西京一带，并以煤炭作为取暖的燃料。④纺织女真建国前，就有家庭纺织工艺，布曾是他们与辽互市的重要商品之一。富人用细布，贫苦人家则用粗布。灭辽、宋后，更继承了辽宋纺织技术和工艺，纺织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地有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金朝在这里置绫绵院，设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同时在金朝境内也有大量私营纺织业作坊。山东西路东平府产丝、绵、绫、锦、绢，河北东路大名府产绉、縠、绢，河北西路河间府产“无缝布”，河东北路的隰州有特产卷子布，东京路辽阳府产“师姑布”。中都路平州的绫，相州的“相缬”等，在辽、宋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1988年，黑龙江阿城市巨源乡出土了金齐国王墓，墓中出土男女服饰30余件，所用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这些织品“蚕丝质量好，丝线粗细均匀，有光泽，织品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锦等”①。这批服饰，绣法灵活多变，颜色丰富多采，花纹图案精美繁密，服饰制作考究，不仅提供了金朝纺织品实物，而且反映了金朝印染、刺绣、缝纫的水平。
制瓷建国前，女真无瓷，所用器皿多为木制。进入辽、宋地区后，金朝的制瓷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原有的瓷窑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女真内地也开始烧制陶、瓷器。
原北宋境内的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仍是金朝主要的瓷器产地。徐州萧县白土镇在宋朝时就有30多个瓷窑，烧制白瓷，有窑工数百人。白土镇发现的一件瓷瓶，刻有“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慈氏菩萨”和“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题记。说明最晚在金熙宗时，这里已经恢复了制瓷业生产。河北的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对辽朝的制瓷业有很大影响。至金，定窑仍是白瓷的重要产地，1985年在吉林农安县发现了一处金代窖藏，出土白釉瓷器37件，“胎质细白，釉调润泽，多呈乳白色，有的间存泪痕；制作规整精巧，采用了复烧法。有芒口，露出一线瓷胎，可以判断这是一批金代定窑的产品”。其烧造技术沿用了北宋定窑的传统工艺，在装饰花纹和技法上又与北宋时期有所区别。装饰花纹趋于多样化，以鱼、龙、荷花、牡丹、萱草、缠枝花卉为多。鱼龙纹形态各异，生动自然，与出土的金代铜镜、牌饰鱼龙图案相同。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出土了一些白瓷碗、盘、注子、盒、盆、罐，“大都质量较高，胎质洁白细腻，釉色晶莹纯正；盘碗等器物制作时采用了复烧工艺”①。其中有些器物制作十分精致，与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的北宋白瓷器的烧制水平不相上下。而在胎壁厚薄、釉色透明等方面甚至有所提高。北京门头沟区发现了辽代的龙泉务窑遗址，而北京地区多处金墓中出土的大量白瓷器表明，或许龙泉务窑在金代仍在应用，并且产量相当可观。
河南等地近年相继发现了金代磁州窑生产的人物瓷枕、卧女瓷枕和白釉黑花瓷梅瓶。北京、黑龙江等地也发现了一些定州窑、耀州窑、磁州窑和钧窑的产品，它们都为研究金代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除北宋的瓷器生产地的瓷窑继续使用外，东北地区的制瓷业也得到了发展。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址，是东北地区规模较大的窑场，它的制瓷业自金初一直延续到金末，产品以黑釉为主，并用煤作燃料。此外，黑龙江阿城市也发现了金代窑址。
造纸与印刷金朝在与北宋开战之前，就已经吸收了一批辽朝的汉人和渤海人官僚，这些人自辽以来，就十分重视搜集宋版书籍。在包围汴京的战争中，金人每次都索要书籍。宋朝的国子监、三馆秘阁书籍和鸿胪司经版都被运往金境。及至统治中心移入中原后，在辽、宋的基础上，金朝的造纸和印刷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刻书业遍布中都、河北、河东、南京、京兆等路，如河北西路的真定府、邢台、宁晋、浚州，大名府路的大名，南京路的毫社，河南府少林寺，京兆府路的同州朝邑，河东南路的隰州、蒲州、泽州、山阳、河内，河东北路的太原府、五台山，山东东路的济南、宁海、莱州，山东西路的曲阜等都有刻书业，而中都、南京、平阳（今山西临汾）、宁晋等地刻书业更盛。
金代的书籍有官本和坊本之别。官本书籍有国子监本、史馆本等，而以国子监本为主，同时金朝也在一些刻书业中心如平阳等地设官书局。诸学校所用经史诸书为国子监印行，其中或许有北宋刻版，也当有一定数量的金刻版。它们除印刷经史外，也刊印当时人的作品。
平阳除官书局外，还是出版商聚集之地。当地书坊可知者有李氏（李子文）、中和轩王宅、晦明轩张宅（张存惠）和藏书家刘氏（刘祖谦之子敏仲）等，此外，宁晋县唐城荆里庄荆祜、太原刘生等都曾开坊刻书。
金朝官私刻印的书籍除国子监本经史29种和《贞观政要》、《旧五代史》等外，尚有时人的诗、词、文集、类书、字学和释道典籍、医书等。可知者有完颜铸的《如庵小稿》，赵秉文的《滏水文集》、《法言微旨》，王朋寿的《增广类林》，文同的《丹阳集》，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以及《通鉴节要》、《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等。大定年间，搜集道藏遗经，聚集良工，刻印《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602帙。流传至今的金版书籍有宁晋荆氏刻本《崇庆新雕五音集韵》和《赵城藏》4000余卷。①平水版书籍镌印极精，如刘敏仲校刻的书籍，“蝇头小楷，雕镂极工，虽南宋精椠不能及也”②。
印刷业的发展是以造纸、制墨业的发展为条件的。河东南路盛产枣木、梨木，可用于刻版。稷山竹纸和平阳白麻纸都是当时有名的产品，太原府有造墨场，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平阳的印刷业，使之成为金朝公私出版业中心。
中都、南京和河东南路文化发达，士子对书籍的要求促进了印刷、造纸业的发展，河东南路仕宦之家“家置书楼，人蓄文库”①，也是金朝出版事业兴旺发达的反映。
制盐金朝盐产甚丰，山东、河北、速频、东京诸路有海盐，上京、中京、西京路有池盐。山东东路的益都、滨州、宁海、莒州，河北东路的沧州、宝坻等地产海盐。河东南路的解州、西京路的狗泊、北京路的大盐泊和乌古里石垒部等地产池盐。丰富的盐产是金朝的宝贵财富，是沿边榷场贸易的商品之一，其利可佐边用或易粟以济民食。
火器制造火药用于战争始于北宋，北宋人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和旋风炮等火器。金人继承了北宋火器制造技术，所制火器有很强的杀伤力，在与蒙古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唯一能使蒙古人生畏的武器。金人制造的火器有铁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
金兴定五年（1221年），在对宋的战争中曾使用铁火炮，南宋人赵与■在《辛巳泣蕲录》中记录了这种火炮，它状如匏而口略小，由生铁铸成，厚二寸，其声大如霹雳。
开兴元年（四月改天兴，1232年）三月，汴京被围，守军曾用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武器防城。“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以上，火点著铁甲皆透。”②《金史·蒲察官奴传》还记载了飞火枪的制造方法：“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哀宗出走归德时，也曾用飞火枪守城，其使用方法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①与《金史·赤盏合喜传》所说的“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大兵唯畏此二物”是一致的。
火药除用于军事外，也用于狩猎，它说明金代火药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范围的扩大。
造船女真人生长在白山黑水之间，他们之前的挹娄人已经掌握了造船技术，女真人也应继承了他们的造船业。但挹娄人所造的小船只适宜于内河航行，金朝制造海船、巨舰的技术当承自北宋。
海陵南伐前，在通州造船，其技术、样式皆取之于宋。当时，指导造船的徐文，制定舟船式样的张中彦等都是宋降官，其技工有的来自福建。张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诸匠无不骇服”。至发舟入水时，则“召役夫数十人，治地势顺下倾泻于河，取新秫秸密布于地，复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众乘霜滑曳之，殊不劳力而致诸水”②。
据蔡珪记载，金朝还能制造一种冬季在结冰的河中航行的船。《中州集》收录了他的一首诗称：“船头傅铁横长锥，十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用，舟过理棹徐徐归。”这种能够破冰而行的船，使船夫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得到了改善和减轻，是后世破冰船的雏型。
世宗、章宗时，沿河诸州税粮多以漕运至京师，辽东、中京米粟则可航海至山东，官、私造船业的发展也当与此相适应。金朝都水监吏人撰有《河防通议》，对造船所用木料、规格、数量和各种船只的载重量等都有详细记录，也可看出金代造船业发展的一般状况。
（四）畜牧业 女真人建国前就有一定数量的畜牧业，马匹是他们的重要财富。建国后，征服了游牧的契丹人，增加了大量的草场和畜群，畜牧业成为金朝的重要生产部门之一。
金朝将游牧的契丹等各部族编入群牧，仍依辽制设官管理。《金史·兵志》载：“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与司吏家余丁及奴，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为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赏。后稍增其数为九。契丹之乱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马千余、牛二百八十余、羊八百六十、驼九十而已。”这是经过耶律大石割据西北夺走了辽末群牧马匹，正隆南伐大量括马和耶律撒八、移剌窝斡起义等社会动乱劫后所余的数目。此后，世宗时在西北、西南泰州、临潢、抚州等地设群牧七所。制定了群牧管理及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的制度。
群牧的马匹，至三岁则付女真人牧养，牛可借与民户用于耕种。至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马数达47万，牛13万，羊87万，驼4000。
（五）商业 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金朝的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各地商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女真内地，建国初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还处于“其市无钱，以物博易”①的状态。中原地区社会秩序稳定后，商业活动很快便活跃起来。
商业的发展中都大兴府不仅是金朝的政治中心，而且是重要的商业城市。早在金初，在辽朝南京的基础上，商业活动依然繁盛。太宗时，出使金朝的宋使许亢宗就说这里“户口安堵，人物丰庶”②，陆海百货，萃于城北市中。自贞元定都后，城市规模扩大，人口猛增，城周三十余里，皇城九里余；居民20余万，人口可达百万。所辖州县产铜铁金银、食盐、药材和丝织品。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东至通州可达漕运、海运，经平、滦和古北等诸口可达上京、北京，南经涿、易、雄、霸可至河北、河南诸路。
南京开封府曾为北宋都城，商旅云集，百货荟萃，酒楼市肆，无比繁华，虽遭战乱破坏，但经海陵重修后，也渐至恢复。大定九年（宋乾道五年，1169年），宋使楼钥看到的是“城楼雄伟，楼橹濠堑壮且整，夹壕植柳如引绳然”。相国寺依然于每月三日、八日开寺，买卖者甚众。市内百货依旧有行，物品各有定价，“接伴所得私觌物尽货于此”。虽经海陵南伐，举国备受骚扰，商业活动却得以迅速恢复。章宗时，户口增至74万。宣宗南迁后，百官、富户迁入，商旅竞相趋利，繁盛益增。
宿州新筑的州城雉堞甚整，城中人物繁庶，酒楼建筑甚伟，市肆买卖兴隆，食品、药材、米面、书籍诸物应有尽有。归德（今河南商丘）、杞县的商业活动也很活跃，都设有专管商税的官员。
河北各城镇恢复更快，宝坻辽时就商旅云集，入金后繁华如故。岳飞的家乡汤阴县“市井繁盛，大胜河南”。相州、磁州也都有食店、酒楼，相州人烟更盛，“秦楼街尤繁华”，自北至南有七八里，士女衣着也都整齐漂亮。①金朝商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女真内地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的发展。随着大批汉人的北迁和宋朝使臣的往来，上京会宁府与外界联系增多，经济、文化受辽、宋影响日深，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与咸平府、东京辽阳府都成了北方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
为管理商业活动，金朝在商业繁盛的城市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如中都有市令司，“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值”；都商税务司，设令、使、副使、都监管理商税，巡查逃匿税金者；都曲使司，置使、副使掌酿造酒曲和监理酒税。山东、宝坻、沧、解、辽东、西京、北京等地有盐使司，掌食盐之利。其他诸京、州镇置都曲酒使司或酒使司、醋使司等，课及10万贯以上者置使、副使、都监，5万贯以上者置使、副使，其余则视税入多少分别置都监、同监等。②与商业发展相适应，货币、典质、店宅等业都有了相应发展。南京有交钞库，掌出入钱钞兑换之事。中都、南京、东平、真定有流泉务，为官营质典机构。此外，中都、南京有店宅务，中都还有别贮院、木场等，分别掌管货物的贮存、发放和拘收。
金朝与南宋、西夏和北方各部族间的贸易也十分活跃，这种境外商业活动主要通过榷场进行。
金朝渴望得到宋朝的手工业品，早在太祖与北宋交往之际，就将置榷场作为协议内容之一。至皇统二年（1142年），金宋议和，双方各置榷场。金所置有凤翔府，开封府，寿、泗、唐、邓、颖、蔡、巩、洮、秦、密诸州和胶西县等数处。海陵伐宋时，榷场停罢，世宗时再置。
金与西夏间互市榷场有兰州、保安、绥德、环州等数处。与蒙古交易有燕子城、北羊城、东胜、净州（天山）、庆州、辖里尼要等处。与高丽有来远军等处。
诸榷场置使、副使、判官、管勾等官管理互市贸易。金从榷场买进羊、马、茶、荔枝、柑桔、橄榄、沙糖、生姜和犀象丹砂等，向境外贩卖食盐、丝、绵、绢、锦等，同时严禁现钱、铜和可作军器之物出境。
榷场贸易加强了金与宋、夏、蒙古间的经济联系，也增加了金朝的商税收入。大定间，仅泗州、秦州两处税入就达8.7万余贯，承安间增近23万贯。
货币的使用女真人初期交易无钱，建国后使用辽、宋旧钱和刘豫铸造的阜昌元宝、阜昌重宝。海陵迁都后，开始铸造铜钱和印行交钞。章宗时，又开始制造银币。纸币和银币进入流通领域，开创了我国货币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正隆二年（1157年），金朝决定铸造钱币，但铜材短缺，于是禁铜出境，括民间铜器分别运往中都和南京。三年，于中都置宝源、宝丰二钱监，京兆置利用监，共同铸造“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
由于金朝镜内缺铜，官豪之家又多积贮铜钱，故铜钱不敷使用，民间物轻钱重，贸易艰难，金朝屡申销钱为铜器之禁，并遣使分路访察诸路铜矿苗脉和以官钱市易金帛诸物，使钱币流通。
大定年间，于代州设阜通监，铸“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于“正隆通宝”，十九年（1179年），铸至1.6万余贯。
二十七年，又在曲阳县设利通监。至章宗时，阜通、利通二监，每年铸钱14万贯，费用则高达80余万贯，于是废罢二监。泰和年间，又铸当十大钱，篆文曰“泰和重宝”。
终金之世，所铸钱数目有限，前代各种钱皆在境内流通。从金朝墓葬和窖藏中发现了上至西汉“四铢半两”，下至南宋孝宗“淳熙元宝”等各种钱币，包括新莽、东汉、隋、唐、后周、后汉、前蜀、南唐、辽等历代所铸，而以宋钱为多。同时，也出土了一些“正隆通宝”和“大定通宝”。
金朝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正式使用纸币——交钞。贞元二年（1154年），户部尚书蔡松年依宋交子之法，印造交钞，与钱通用。置印造交钞库和钞引库，设使、副使、判官各一员，都监二员，主持印造交钞诸事。交钞分大钞、小钞，大钞为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小钞分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共五等。初定流通期限为七年，后则取消年限，若字文漫漶者，则以旧换新，量收工本费。
铜钱与交钞外，白银在流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直与钱钞并行。金初，“银每锭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遂低昂”①。为了消除这一弊端，承安二年（1097年），铸造银币“承安宝货”，与钱、钞共同使用。《金史·食货志》载“承安宝货”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近年，在黑龙江省相继发现了五枚一两半“承安宝货”。据古钱币研究者考证，“承安宝货”应为一两、一两半、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承安宝货”的铸造与使用，突破了白银作为称量货币的旧制，这又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创举。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98《燕云录》。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96引沈良《靖康遗录》。
③ [宋]庄季裕《鸡肋编》。
④《三朝北盟会编》卷132引《金虏节要》。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97引《金虏节要》。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132引《金虏节要》。
①参见《金史·太祖纪》、《金史·太宗纪》。
①《金史·食货志二》。
②《金史·食货志二》及其校勘记。
①《金史·马讽传》、《金史·庞迪传》。
②《金史·傅慎微传》。
③《金史·河渠志》。
⑤《金史·河渠志》。
⑥《金史·河渠志》。
④《金史·百官志二》。
①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金代经济史略》。
②〔金〕赵秉文《滏水集》。
③《金史·食货志一》载，泰和七年户768万余，口4581万余。户数与原注所记“增于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不符，口数尚低于明昌六年，且与“此金版籍之极盛也”矛盾，恐所载有误。
①《金史·海陵纪》。
②《金史·食货志三》。
③参见《中国通史》第六册，《金代经济史略》。
①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郊发现的金代窖藏文物》，《文物》1982年第1期。
②《金史·食货志五》。
③《金史·食货志三》。
④宋人朱弁使金，曾有《炕寝三十韵》之作，称：“御冬貂裘敝，一炕且跧伏，西山石为薪，黝色惊射目，方炽绝可迩，将尽还自续。”赵秉文诗《夜卧暖炕》也称：“京师苦岁寒，桂玉不易求，斗粟换束薪，掉臂不肯酬；日粜五升米，未有旦夕忧，近山富黑瑿，百金不难谋，地炕规玲珑，火穴通深幽。”
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0期。
①北京市海淀区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①参见张秀民《辽、金、西夏刻书简史》，《文物》1959年第3期。
②〔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2。
①转引自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
②《金史·赤盏合喜传》。
①《金史·蒲察官奴传》。
②《金史·张中彦传》。
①《大金国志》卷39，《初兴风土》。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20引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①〔宋〕楼钥《攻媿集》卷112，《北行日记下》。
②《金史·百官志三》。
①《金史·食货志三》。
宗翰在河东以峻法治民，民于市中拾一钱，或于他人菜园中拔一葱，就被处死。为防宋朝奸细入境，禁民擅离本贯，曾下令各地于同一日“大索南人，及拘之于路”，凡无引者皆拘入官，或刺字立价出卖，或散养民间。时寿州拘得68人，误记为680人，宗翰不容陈诉，责令如所记数目交付，州官只好驱掠穷民孤旅充数。又“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生灵无辜被害者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易之，坐困于家，无敢出焉”④。
挞懒在山东，下令追捕俘奴，郡邑骚动不安，“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或各持梃聚集相保，蕃军苟至，遂或敌斗。由是所过捕戮，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①大批被掠为奴者以逃亡作为反抗手段。天会九年（1131年），元帅府下令搜捕逃亡俘奴，凡收留逃奴者，家长处死，家产半没官，半充赏，并征四邻出赏钱300贯。村民多为诸军凌虐、捶掠。百姓不堪忍受，“往往相杀耕牛，自焚庐舍，相率上山，及三万余众”②。
频繁的战争和疯狂的掠夺，使黄河以北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破产逃亡，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城乡残破。残酷的镇压、掠人为奴和强迫同化政策，激起了中原人民的顽强抵抗。为了使金朝在新占领土的统治得以巩固，并集中力量消灭南宋政权，金朝统治集团在入金的契丹、渤海、汉官的强烈要求下，逐渐改变了对汉地的统治方式。
二 秩序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 皇统议和后，战事减少，熙宗支持朝政改革，一些辽朝和北宋降官渐被任用，中原统治秩序开始恢复。朝廷开始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考察，军帅为所欲为的状况逐渐扭转，有些贪污骄横者也受到了惩处。
世宗即位后，致力于安定秩序，发展生产，结束了由海陵南伐造成的混乱局面。他遣使出抚地方，发仓粟，赐币帛，赈贫乏，廉察官吏，惩治贪污。减不急之役，与宋议和，关心民间疾苦，定赋役之法，以财产多少分别户等，使赋役均平。
一些地方官也重视通市易、修水利，致力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一系列措施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安定的环境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从事生产的必要条件。
皇统、大定年间两次与南宋签定和议，结束了战争状态，金朝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在女真、汉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残破的北方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
（一）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措施 金朝统治者历来重视农业生产，早在太祖、太宗时期，每占领一地，都安排女真人屯田戍守。但生产的恢复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直至世宗即位后，国家才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统治者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带动了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的发展。
招集流民和奖励垦荒金朝以农立国，以农业为本。早在太祖、太宗时，尽管戎马倥偬，战事频仍，也不废农事。如下宁江州、黄龙府、泰州后，均遣人屯种。所降辽人，多安置于膏腴之地，使不废农业。宜、锦、乾、显诸州降后，太祖特别下诏：“诸州部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天会二年（1124年），给都统宗翰田种千石、米7000石、马千匹以赈新附之民。又诏“新降之民，诉讼者众，方今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当北宋请降之际，也先下诏劝农。甚至在大批迁移女真人时，也不使其贻误农事。九年（1131年），下诏给新徒戍边户耕牛。“其续迁戍户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种艺，俟毕获而行，及来春农时，以至戍所。”①熙宗时，曾采取省徭赋、去弊政、赎放典卖奴婢等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的措施，中原曾出现短暂的稳定。
海陵大兴土木和签军南伐，又一次破坏了中原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世宗在结束战争和实行治理的同时，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这时，大规模的迁民活动终止，垦荒、种艺的规章、制度逐渐确定。世宗下令招集梁山泊流民复业，给以官田。同时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自首冒佃比邻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①同时，派官巡查诸路，责成猛安、谋克和地方官劝督，以成绩优劣定赏罚。
章宗以河南地广人稀，招集他路流民，量给官田和闲荒土地，募民佃耕唐、邓、颖、蔡、宿、泗等处土地，官为提供耕牛。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愿请佃官、闲地者，免租五至八年。同时要求汉民和猛安谋克户以土地的十分之一至三栽种桑果。明昌五年（1194年）更明确规定，“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疋，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阶？）。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②。
减轻人民负担世宗即位后，立即将海陵签发的河北、山东、陕西南征军放还。同时诏谕避乱、逃役的农民复业。罢国家不急之役，运输、兴造等役使民夫多改为和雇，或酌情减免租赋和杂税，或使宫籍监户，东宫、诸王人从和军夫充役。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中原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了辽宋时期的水平。如河南地区平均亩产可达一石，水田可至四五石。《金史·世宗纪·赞》说，世宗时，“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虽不无溢美之嫌，但却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的客观反映。
水利的兴修金朝的一些地方官，能致力于兴修水利，减轻水患，造福一方。如雄州归信县，“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涨溢害民田”，县令马讽“视地高下，疏决之，其患遂息”。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庞迪，“开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纪其政绩”①。皇统元年（1141年），陕西大旱，同知京兆尹、权陕西诸路转运使傅慎微“复修三白、龙首等渠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②。为了减轻陆路运输的负担，大定三年（1163年），世宗亲自安排疏浚运河，以宫籍监户和东宫、诸王人从以及五百里内军夫充役，不役民夫。
自金世宗时起，更多次役军、民夫治河以防水患。金代，水患最严重的是黄河。自废刘豫，黄河尽入金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③。金设都水监、都巡河官和诸埽巡河官，掌“巡视河道、修完堤堰、栽植榆柳、凡河防之事”⑤。大定元年至二十九年，有记录的河决达六次，修治黄河先后役民夫、军夫数百万，却没能从根本上解除黄河水患。
为便利漕运山东、河北之粟至京师，除引黄河、漳水、滹沱、拒马、沙河和北清河水外，大定十二年，兴工开卢沟金口，引水入潞河，以解决“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⑥的困难，役京师千里内民夫，并以百官从人助役。“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④后虽议求识河道者妥为措置，竟未能实行。至二十七年，又不得不堵塞金口，引水所灌稻田又重新改种禾麦。
金朝在水利兴修上用工不少，而收效甚微。至金末，水患则成为与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同样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 金朝农业生产的突出成就是女真内地农业发展较快。辽代宁江州、达鲁古城、泰州等地有较好的农业生产基础，带动了女真人农业生产的发展。大批汉人的北迁，带来了先进的工具、技术和熟练的劳动力。所以，金初20年间，女真内地农业经济状况迅速改观。
生产工具的应用与改进女真刚刚进入阶级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但在辽、宋先进经济的影响、带动下，生产迅速发展。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着，金朝的生产工具有铧、犁、镰、锄、锹、镐、铲、鱼形铡刀、双股垛叉、耙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在辽和北宋的基础上，结构也有改进，能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需要。如黑龙江逊克县出土的金代犁铧，结构、形体继承中原犁铧的传统，且更富有特点，有的犁铧把犁刀接铸在犁铧刃的一侧，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以适应开垦荒地。①“北京路宗州一带有类似北宋洛阳铧的铁犁铧，分大、小两种。犁上附有分土器即“铁踻头”，能疏松两侧的土壤，清除两侧的杂草，同时能向苗根培土。这种踻头也有大、小两种。犁镜较河南禹县白沙镇出土的北宋犁镜为落后，但犁牵引转动灵便，与元初王祯《农书》所绘形制相似。”“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钹镰等三种。”②“各地还出土专用于割谷穗的手镰。镰的大小、样式不同，是为便于收割高棵作物和矮棵作物之不同而制成的。所有这些说明，金代中期以后农业生产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耕技术已有很大的进展和改观。”①反映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已经广泛地推广到了东北地区。
耕地面积扩大，户口增加社会秩序恢复后，逃亡的农民逐渐复业，荒芜的农田得以重新开垦。世宗、章宗重视奖励垦荒，在中原地区土地大量垦殖的同时，临潢一带也有大量军户、民户从事屯戍和种植。东京婆速府路、西京的丰州、河南洛西山中、北京路的兴州等地还开垦了大量山田。大定年间，军民的土地纠纷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土地大量垦殖，可垦荒地数量减少的客观事实。时人的记载也说，大定时，“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②《金史·食货志》载，属于女真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和迭剌、唐古二部五乣的耕地为170多万顷，如以民田与此各半计，则全国垦田数可达350余万顷，相当于北宋太宗后期全国的垦田数目。
与土地大量垦殖相适应的是金朝户口的增加。金初，北方人口锐减，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口数目大幅度回升。大定初，全国有300余万户，大定末增至678.9万余，口4470万。明昌六年（1195年），户722万余，口4849万余。泰和年间是金朝户口鼎盛时期，比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增加162万余户，882万余口。③世宗时期户口的大量增加是逃亡农民归业的反映，章宗时的户口数增长主要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户数的大量增加，或许与部分奴隶放良后自立门户以及女真人大家庭逐渐解体而为小家庭所取代有关。
（三）手工业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手工业主要生产部门有矿冶、采盐、纺织、造纸、印刷、陶瓷等。它们继承了辽和北宋的技术，有些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超出了辽、宋的水平。
矿冶与铸造部落联盟初建时，有些生女真部落已经掌握了冶炼和铸造技术，有了专业的铁工。如加古部乌不屯为铁工，完颜部曾向他购买铁甲。温都部乌春，也以锻铁为业。当时的完颜部还不会炼铁和制造铁器。随着金统治范围的扩大，铁矿产地增加了。熙宗以后，采矿和冶炼业逐渐恢复。海陵正隆二年，始议鼓铸，三年，“遣使检视随路金银铜铁冶”①。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遣使分路访察铜矿苗脉”②。西京路的大同府、朔州，河北路真定府，河南路汝州的宝丰、鲁山，邓州的南阳等地产铁，西京云内州更有特产青镔铁。
除文献记载外，从考古发掘得知，女真内地也有一些铁矿得到了开采。黑龙江阿城东南与五常毗邻的半山区小岭、五道岭一带发现了金代早期冶铁遗址，遗址分布区西线的阿什河滨，已发现矿井十余个，最深的有40米，分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区。在铁矿东、西、南三面山坡上，散布着50余处冶铁遗址，遗留下很多炼铁炉、炼渣、铁块和铁矿石。③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铁器的铸造和使用也十分普遍。金朝铁器种类很多，有生产工具，也有生活用品。辽宁绥中县城后村金朝农村遗址曾出土大批铁制农具。吉林省吉林市郊发现的金代窖藏也出土了铁器数十件，既有农具铧、犁、铲、刀等，也有手工工具斧、凿、锤、锯等，还有生活用品釜、熨斗，车马具、渔具、锚钩和武器叉、矛等。“从冶金技术上看，当时不仅掌握了铸造和锻造技术，并且掌握了炼钢技术。”①此外，真定府产铜，宝山县、坟山、西银山等地产银，其中坟山、西银山有银窟130余处。世宗时期规定，“金银坑冶，恣民采，毋收税”②。但对铜的控制较严，海陵时不准铜出境。为满足铸钱的需要，括民间铜器。世宗时，仍“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带之属，则存之”。③这一时期，煤的开采和使用较前更为普遍，不仅用作烧瓷、炼铁的燃料，而且广泛用于民间取暖和日常生活所需。女真人“起居其上”的火炕也传到了中都、西京一带，并以煤炭作为取暖的燃料。④纺织女真建国前，就有家庭纺织工艺，布曾是他们与辽互市的重要商品之一。富人用细布，贫苦人家则用粗布。灭辽、宋后，更继承了辽宋纺织技术和工艺，纺织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地有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金朝在这里置绫绵院，设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同时在金朝境内也有大量私营纺织业作坊。山东西路东平府产丝、绵、绫、锦、绢，河北东路大名府产绉、縠、绢，河北西路河间府产“无缝布”，河东北路的隰州有特产卷子布，东京路辽阳府产“师姑布”。中都路平州的绫，相州的“相缬”等，在辽、宋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1988年，黑龙江阿城市巨源乡出土了金齐国王墓，墓中出土男女服饰30余件，所用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这些织品“蚕丝质量好，丝线粗细均匀，有光泽，织品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锦等”①。这批服饰，绣法灵活多变，颜色丰富多采，花纹图案精美繁密，服饰制作考究，不仅提供了金朝纺织品实物，而且反映了金朝印染、刺绣、缝纫的水平。
制瓷建国前，女真无瓷，所用器皿多为木制。进入辽、宋地区后，金朝的制瓷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原有的瓷窑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女真内地也开始烧制陶、瓷器。
原北宋境内的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仍是金朝主要的瓷器产地。徐州萧县白土镇在宋朝时就有30多个瓷窑，烧制白瓷，有窑工数百人。白土镇发现的一件瓷瓶，刻有“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慈氏菩萨”和“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题记。说明最晚在金熙宗时，这里已经恢复了制瓷业生产。河北的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对辽朝的制瓷业有很大影响。至金，定窑仍是白瓷的重要产地，1985年在吉林农安县发现了一处金代窖藏，出土白釉瓷器37件，“胎质细白，釉调润泽，多呈乳白色，有的间存泪痕；制作规整精巧，采用了复烧法。有芒口，露出一线瓷胎，可以判断这是一批金代定窑的产品”。其烧造技术沿用了北宋定窑的传统工艺，在装饰花纹和技法上又与北宋时期有所区别。装饰花纹趋于多样化，以鱼、龙、荷花、牡丹、萱草、缠枝花卉为多。鱼龙纹形态各异，生动自然，与出土的金代铜镜、牌饰鱼龙图案相同。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出土了一些白瓷碗、盘、注子、盒、盆、罐，“大都质量较高，胎质洁白细腻，釉色晶莹纯正；盘碗等器物制作时采用了复烧工艺”①。其中有些器物制作十分精致，与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的北宋白瓷器的烧制水平不相上下。而在胎壁厚薄、釉色透明等方面甚至有所提高。北京门头沟区发现了辽代的龙泉务窑遗址，而北京地区多处金墓中出土的大量白瓷器表明，或许龙泉务窑在金代仍在应用，并且产量相当可观。
河南等地近年相继发现了金代磁州窑生产的人物瓷枕、卧女瓷枕和白釉黑花瓷梅瓶。北京、黑龙江等地也发现了一些定州窑、耀州窑、磁州窑和钧窑的产品，它们都为研究金代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除北宋的瓷器生产地的瓷窑继续使用外，东北地区的制瓷业也得到了发展。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址，是东北地区规模较大的窑场，它的制瓷业自金初一直延续到金末，产品以黑釉为主，并用煤作燃料。此外，黑龙江阿城市也发现了金代窑址。
造纸与印刷金朝在与北宋开战之前，就已经吸收了一批辽朝的汉人和渤海人官僚，这些人自辽以来，就十分重视搜集宋版书籍。在包围汴京的战争中，金人每次都索要书籍。宋朝的国子监、三馆秘阁书籍和鸿胪司经版都被运往金境。及至统治中心移入中原后，在辽、宋的基础上，金朝的造纸和印刷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刻书业遍布中都、河北、河东、南京、京兆等路，如河北西路的真定府、邢台、宁晋、浚州，大名府路的大名，南京路的毫社，河南府少林寺，京兆府路的同州朝邑，河东南路的隰州、蒲州、泽州、山阳、河内，河东北路的太原府、五台山，山东东路的济南、宁海、莱州，山东西路的曲阜等都有刻书业，而中都、南京、平阳（今山西临汾）、宁晋等地刻书业更盛。
金代的书籍有官本和坊本之别。官本书籍有国子监本、史馆本等，而以国子监本为主，同时金朝也在一些刻书业中心如平阳等地设官书局。诸学校所用经史诸书为国子监印行，其中或许有北宋刻版，也当有一定数量的金刻版。它们除印刷经史外，也刊印当时人的作品。
平阳除官书局外，还是出版商聚集之地。当地书坊可知者有李氏（李子文）、中和轩王宅、晦明轩张宅（张存惠）和藏书家刘氏（刘祖谦之子敏仲）等，此外，宁晋县唐城荆里庄荆祜、太原刘生等都曾开坊刻书。
金朝官私刻印的书籍除国子监本经史29种和《贞观政要》、《旧五代史》等外，尚有时人的诗、词、文集、类书、字学和释道典籍、医书等。可知者有完颜铸的《如庵小稿》，赵秉文的《滏水文集》、《法言微旨》，王朋寿的《增广类林》，文同的《丹阳集》，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以及《通鉴节要》、《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等。大定年间，搜集道藏遗经，聚集良工，刻印《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602帙。流传至今的金版书籍有宁晋荆氏刻本《崇庆新雕五音集韵》和《赵城藏》4000余卷。①平水版书籍镌印极精，如刘敏仲校刻的书籍，“蝇头小楷，雕镂极工，虽南宋精椠不能及也”②。
印刷业的发展是以造纸、制墨业的发展为条件的。河东南路盛产枣木、梨木，可用于刻版。稷山竹纸和平阳白麻纸都是当时有名的产品，太原府有造墨场，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平阳的印刷业，使之成为金朝公私出版业中心。
中都、南京和河东南路文化发达，士子对书籍的要求促进了印刷、造纸业的发展，河东南路仕宦之家“家置书楼，人蓄文库”①，也是金朝出版事业兴旺发达的反映。
制盐金朝盐产甚丰，山东、河北、速频、东京诸路有海盐，上京、中京、西京路有池盐。山东东路的益都、滨州、宁海、莒州，河北东路的沧州、宝坻等地产海盐。河东南路的解州、西京路的狗泊、北京路的大盐泊和乌古里石垒部等地产池盐。丰富的盐产是金朝的宝贵财富，是沿边榷场贸易的商品之一，其利可佐边用或易粟以济民食。
火器制造火药用于战争始于北宋，北宋人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和旋风炮等火器。金人继承了北宋火器制造技术，所制火器有很强的杀伤力，在与蒙古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唯一能使蒙古人生畏的武器。金人制造的火器有铁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
金兴定五年（1221年），在对宋的战争中曾使用铁火炮，南宋人赵与■在《辛巳泣蕲录》中记录了这种火炮，它状如匏而口略小，由生铁铸成，厚二寸，其声大如霹雳。
开兴元年（四月改天兴，1232年）三月，汴京被围，守军曾用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武器防城。“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以上，火点著铁甲皆透。”②《金史·蒲察官奴传》还记载了飞火枪的制造方法：“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哀宗出走归德时，也曾用飞火枪守城，其使用方法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①与《金史·赤盏合喜传》所说的“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大兵唯畏此二物”是一致的。
火药除用于军事外，也用于狩猎，它说明金代火药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范围的扩大。
造船女真人生长在白山黑水之间，他们之前的挹娄人已经掌握了造船技术，女真人也应继承了他们的造船业。但挹娄人所造的小船只适宜于内河航行，金朝制造海船、巨舰的技术当承自北宋。
海陵南伐前，在通州造船，其技术、样式皆取之于宋。当时，指导造船的徐文，制定舟船式样的张中彦等都是宋降官，其技工有的来自福建。张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诸匠无不骇服”。至发舟入水时，则“召役夫数十人，治地势顺下倾泻于河，取新秫秸密布于地，复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众乘霜滑曳之，殊不劳力而致诸水”②。
据蔡珪记载，金朝还能制造一种冬季在结冰的河中航行的船。《中州集》收录了他的一首诗称：“船头傅铁横长锥，十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用，舟过理棹徐徐归。”这种能够破冰而行的船，使船夫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得到了改善和减轻，是后世破冰船的雏型。
世宗、章宗时，沿河诸州税粮多以漕运至京师，辽东、中京米粟则可航海至山东，官、私造船业的发展也当与此相适应。金朝都水监吏人撰有《河防通议》，对造船所用木料、规格、数量和各种船只的载重量等都有详细记录，也可看出金代造船业发展的一般状况。
（四）畜牧业 女真人建国前就有一定数量的畜牧业，马匹是他们的重要财富。建国后，征服了游牧的契丹人，增加了大量的草场和畜群，畜牧业成为金朝的重要生产部门之一。
金朝将游牧的契丹等各部族编入群牧，仍依辽制设官管理。《金史·兵志》载：“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与司吏家余丁及奴，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为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赏。后稍增其数为九。契丹之乱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马千余、牛二百八十余、羊八百六十、驼九十而已。”这是经过耶律大石割据西北夺走了辽末群牧马匹，正隆南伐大量括马和耶律撒八、移剌窝斡起义等社会动乱劫后所余的数目。此后，世宗时在西北、西南泰州、临潢、抚州等地设群牧七所。制定了群牧管理及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的制度。
群牧的马匹，至三岁则付女真人牧养，牛可借与民户用于耕种。至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马数达47万，牛13万，羊87万，驼4000。
（五）商业 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金朝的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各地商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女真内地，建国初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还处于“其市无钱，以物博易”①的状态。中原地区社会秩序稳定后，商业活动很快便活跃起来。
商业的发展中都大兴府不仅是金朝的政治中心，而且是重要的商业城市。早在金初，在辽朝南京的基础上，商业活动依然繁盛。太宗时，出使金朝的宋使许亢宗就说这里“户口安堵，人物丰庶”②，陆海百货，萃于城北市中。自贞元定都后，城市规模扩大，人口猛增，城周三十余里，皇城九里余；居民20余万，人口可达百万。所辖州县产铜铁金银、食盐、药材和丝织品。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东至通州可达漕运、海运，经平、滦和古北等诸口可达上京、北京，南经涿、易、雄、霸可至河北、河南诸路。
南京开封府曾为北宋都城，商旅云集，百货荟萃，酒楼市肆，无比繁华，虽遭战乱破坏，但经海陵重修后，也渐至恢复。大定九年（宋乾道五年，1169年），宋使楼钥看到的是“城楼雄伟，楼橹濠堑壮且整，夹壕植柳如引绳然”。相国寺依然于每月三日、八日开寺，买卖者甚众。市内百货依旧有行，物品各有定价，“接伴所得私觌物尽货于此”。虽经海陵南伐，举国备受骚扰，商业活动却得以迅速恢复。章宗时，户口增至74万。宣宗南迁后，百官、富户迁入，商旅竞相趋利，繁盛益增。
宿州新筑的州城雉堞甚整，城中人物繁庶，酒楼建筑甚伟，市肆买卖兴隆，食品、药材、米面、书籍诸物应有尽有。归德（今河南商丘）、杞县的商业活动也很活跃，都设有专管商税的官员。
河北各城镇恢复更快，宝坻辽时就商旅云集，入金后繁华如故。岳飞的家乡汤阴县“市井繁盛，大胜河南”。相州、磁州也都有食店、酒楼，相州人烟更盛，“秦楼街尤繁华”，自北至南有七八里，士女衣着也都整齐漂亮。①金朝商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女真内地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的发展。随着大批汉人的北迁和宋朝使臣的往来，上京会宁府与外界联系增多，经济、文化受辽、宋影响日深，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与咸平府、东京辽阳府都成了北方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
为管理商业活动，金朝在商业繁盛的城市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如中都有市令司，“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值”；都商税务司，设令、使、副使、都监管理商税，巡查逃匿税金者；都曲使司，置使、副使掌酿造酒曲和监理酒税。山东、宝坻、沧、解、辽东、西京、北京等地有盐使司，掌食盐之利。其他诸京、州镇置都曲酒使司或酒使司、醋使司等，课及10万贯以上者置使、副使、都监，5万贯以上者置使、副使，其余则视税入多少分别置都监、同监等。②与商业发展相适应，货币、典质、店宅等业都有了相应发展。南京有交钞库，掌出入钱钞兑换之事。中都、南京、东平、真定有流泉务，为官营质典机构。此外，中都、南京有店宅务，中都还有别贮院、木场等，分别掌管货物的贮存、发放和拘收。
金朝与南宋、西夏和北方各部族间的贸易也十分活跃，这种境外商业活动主要通过榷场进行。
金朝渴望得到宋朝的手工业品，早在太祖与北宋交往之际，就将置榷场作为协议内容之一。至皇统二年（1142年），金宋议和，双方各置榷场。金所置有凤翔府，开封府，寿、泗、唐、邓、颖、蔡、巩、洮、秦、密诸州和胶西县等数处。海陵伐宋时，榷场停罢，世宗时再置。
金与西夏间互市榷场有兰州、保安、绥德、环州等数处。与蒙古交易有燕子城、北羊城、东胜、净州（天山）、庆州、辖里尼要等处。与高丽有来远军等处。
诸榷场置使、副使、判官、管勾等官管理互市贸易。金从榷场买进羊、马、茶、荔枝、柑桔、橄榄、沙糖、生姜和犀象丹砂等，向境外贩卖食盐、丝、绵、绢、锦等，同时严禁现钱、铜和可作军器之物出境。
榷场贸易加强了金与宋、夏、蒙古间的经济联系，也增加了金朝的商税收入。大定间，仅泗州、秦州两处税入就达8.7万余贯，承安间增近23万贯。
货币的使用女真人初期交易无钱，建国后使用辽、宋旧钱和刘豫铸造的阜昌元宝、阜昌重宝。海陵迁都后，开始铸造铜钱和印行交钞。章宗时，又开始制造银币。纸币和银币进入流通领域，开创了我国货币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正隆二年（1157年），金朝决定铸造钱币，但铜材短缺，于是禁铜出境，括民间铜器分别运往中都和南京。三年，于中都置宝源、宝丰二钱监，京兆置利用监，共同铸造“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
由于金朝镜内缺铜，官豪之家又多积贮铜钱，故铜钱不敷使用，民间物轻钱重，贸易艰难，金朝屡申销钱为铜器之禁，并遣使分路访察诸路铜矿苗脉和以官钱市易金帛诸物，使钱币流通。
大定年间，于代州设阜通监，铸“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于“正隆通宝”，十九年（1179年），铸至1.6万余贯。
二十七年，又在曲阳县设利通监。至章宗时，阜通、利通二监，每年铸钱14万贯，费用则高达80余万贯，于是废罢二监。泰和年间，又铸当十大钱，篆文曰“泰和重宝”。
终金之世，所铸钱数目有限，前代各种钱皆在境内流通。从金朝墓葬和窖藏中发现了上至西汉“四铢半两”，下至南宋孝宗“淳熙元宝”等各种钱币，包括新莽、东汉、隋、唐、后周、后汉、前蜀、南唐、辽等历代所铸，而以宋钱为多。同时，也出土了一些“正隆通宝”和“大定通宝”。
金朝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正式使用纸币——交钞。贞元二年（1154年），户部尚书蔡松年依宋交子之法，印造交钞，与钱通用。置印造交钞库和钞引库，设使、副使、判官各一员，都监二员，主持印造交钞诸事。交钞分大钞、小钞，大钞为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小钞分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共五等。初定流通期限为七年，后则取消年限，若字文漫漶者，则以旧换新，量收工本费。
铜钱与交钞外，白银在流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直与钱钞并行。金初，“银每锭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遂低昂”①。为了消除这一弊端，承安二年（1097年），铸造银币“承安宝货”，与钱、钞共同使用。《金史·食货志》载“承安宝货”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近年，在黑龙江省相继发现了五枚一两半“承安宝货”。据古钱币研究者考证，“承安宝货”应为一两、一两半、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承安宝货”的铸造与使用，突破了白银作为称量货币的旧制，这又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创举。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98《燕云录》。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96引沈良《靖康遗录》。
③ [宋]庄季裕《鸡肋编》。
④《三朝北盟会编》卷132引《金虏节要》。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197引《金虏节要》。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132引《金虏节要》。
①参见《金史·太祖纪》、《金史·太宗纪》。
①《金史·食货志二》。
②《金史·食货志二》及其校勘记。
①《金史·马讽传》、《金史·庞迪传》。
②《金史·傅慎微传》。
③《金史·河渠志》。
⑤《金史·河渠志》。
⑥《金史·河渠志》。
④《金史·百官志二》。
①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金代经济史略》。
②〔金〕赵秉文《滏水集》。
③《金史·食货志一》载，泰和七年户768万余，口4581万余。户数与原注所记“增于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不符，口数尚低于明昌六年，且与“此金版籍之极盛也”矛盾，恐所载有误。
①《金史·海陵纪》。
②《金史·食货志三》。
③参见《中国通史》第六册，《金代经济史略》。
①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郊发现的金代窖藏文物》，《文物》1982年第1期。
②《金史·食货志五》。
③《金史·食货志三》。
④宋人朱弁使金，曾有《炕寝三十韵》之作，称：“御冬貂裘敝，一炕且跧伏，西山石为薪，黝色惊射目，方炽绝可迩，将尽还自续。”赵秉文诗《夜卧暖炕》也称：“京师苦岁寒，桂玉不易求，斗粟换束薪，掉臂不肯酬；日粜五升米，未有旦夕忧，近山富黑瑿，百金不难谋，地炕规玲珑，火穴通深幽。”
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0期。
①北京市海淀区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①参见张秀民《辽、金、西夏刻书简史》，《文物》1959年第3期。
②〔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2。
①转引自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
②《金史·赤盏合喜传》。
①《金史·蒲察官奴传》。
②《金史·张中彦传》。
①《大金国志》卷39，《初兴风土》。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20引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①〔宋〕楼钥《攻媿集》卷112，《北行日记下》。
②《金史·百官志三》。
①《金史·食货志三》。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