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科举干预政治引发的政治风波

　　政治是国家生活中最敏感、最残酷的领域，革新与守旧，正义与邪恶，正直与腐朽，彼此水火不相容，激烈斗争。科举考试干预政治，难免引发政治风波，斗争的胜负往往不是由参与者所代表的政治倾向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制举考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这年开贤良方正科，唐文宗亲自到场策试考生，所下问目检讨了国家存在的种种问题，要求考生"必当箴主之阙，辨政之疵"，明确提出对策，"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泽斯惠于下土，何修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考生刘蕡的对策洋洋洒洒五千言，警告国家已到了危急时刻，下场有四个方面："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降倾，海内将乱。"这涉及宦官专权和藩镇跋扈问题，特别是宦官专权，因为宦官掌握兵权，控制中枢政柄，凌驾在皇帝和朝廷官员之上，随意废黜、杀害皇帝，操纵天下大政，为所欲为。本文第二节的《关于实行什么军事制度》子目中已作过一些介绍。此外，他具体分析道：其一，陛下"将明法度之端，则发正言而履正道；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宦官是作过阉割手术的贱类），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近在身边的宦官）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宫室内当门的小墙，比喻内部），奸生帷幄，……此宫闱之所以将变也"。其二，"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宦官）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唐敬宗被宦官杀害），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唐文宗临时被宦官拉出来当皇帝）。况皇储未建，郊祀未修，将相之职不归，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将危也。"其三，"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专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其四，"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同时，他对一系列具体问题分析了原因，提出了对策。举一则为例，比如谈到上下沟通问题，他认为应该正确认识国君与民众的关系，选拔良吏，体恤民情，改善他们的处境。他说：

　　国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则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则国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亲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师之教导焉。故人信于上者，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亲近贵幸，分曹补署，建除卒吏，召致宾客，因其货贿，假其气势。大者统藩方，小者为牧守。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养。加以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阴阳为之愆错。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官乱人贪，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疠，继之以凶荒，臣恐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起于汉。故臣所以为陛下发愤扼腕，痛心泣血尔。如此则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达者"，故其然也。

　　这篇充满火药味的对策痛快淋漓，使得"士林感动"，"守道正人传读其文，至有相对垂泣者"。然而冯宿等三位考策官慑于宦官威势，不敢录取刘蕡，"物论喧然不平之"。谏官、御史等义愤填膺，打算向唐文宗提出论奏，但"执政之臣从而弭之，以避黄门（宦官）之怨"。这一科考生一百余人，一共录取了22人，其中一人说："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旧唐书》卷190下《文苑下》）他要把所得官职让给刘蕡，但没能获准。刘蕡从此不能在朝中做官。他虽然最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他的政治品格、斗争魄力、负责精神和时政见解产生了张扬正气、鞭挞腐朽的积极后果，极大地鼓舞着无数的同时代人。后来唐文宗两度谋划剪灭宦官，这次制举考试所反映的民情应该为他的决策作了张本。

　　第五节 对该历史现象的剖析

　　唐代所以能够长时期地允许并鼓励科举考生无所忌讳地针砭时政，首先在于当时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还没有发展到明清时期那样的极端程度。唐代的皇帝们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在表面上看来还是比较谦虚的。在各项诏令和策试问目中，皇帝自谦的说法比比皆是。如：唐太宗《令群臣直言诏》说："朕登蹑宇内，子育黔黎，恐一德之或亏，惧小瑕之有累，候忠良之献替，想英俊之徽猷。"（《唐大诏令集》卷105《政事·求直言》）唐玄宗《处分朝集使敕》说："朕以薄德，祚膺宝位，……懔乎若涉春冰，如驭朽索，责在司牧，所赖分忧。"他总结自己执政期间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检讨道："岂朕之不明，而吏之无术"，"盖朕之不德，而吏之无方，永言于兹，良增叹息"。（《唐大诏令集》卷103《政事·按察上》）在《遣使河南河北道观察利害诏》中，他把蝗虫闹灾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朕甚惧焉，罪实在予。"（《唐大诏令集》卷104《政事·按察下》）唐肃宗《搜访天下贤俊制》说："朕以薄质，嗣守大宝，……实赖公卿大夫弘我视听。"（《唐大诏令集》卷103《政事·举荐下》）唐德宗《建中元年试制举人策问》说："朕临御日浅，政理多阙，每期忠义切投药石。"（《唐大诏令集》卷106《政事·制举》）贞元元年（785）九月，唐德宗御宣政殿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举子，问目说得更为具体恳切："朕祗膺累圣之业，猥居兆人之上，虔恭求厉，如恐失坠，忧济庶务，夕惕晨兴。唯求前王之典谟，朕乃是宪是则。……励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险象丛生，危机四伏，"意者朕不明欤？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异也？……子大夫（本科考生）蕴蓄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虚求，森然就列，裨朕之寡昧，拯时之艰灾，毕志直书无所隐"。（《册府元龟》卷644《贡举部六·考试第二》）长庆元年（821）唐穆宗所下制科诏令更是明确说明"详延修洁之士，庶得乎未闻，将以达天地之心，究俗化之变，研安危之虑，探理乱之言"。（《册府元龟》卷644《贡举部六·考试第二》）这次《策问》要求考生答卷"宜陈取舍之端，用彰真伪之辨，至于朝廷之阙，四方之弊，礼延而至，可得直陈"。（《唐大诏令集》卷106《政事·制举》）可见这些最高统治者从来不以伟大、正确、高明自居，老是说自己德薄才寡，施政有失误，罪责在自己，呼唤臣民匡正自己的"寡昧"，拯救"艰灾"的时局。皇帝们有了这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气度（即便是装出来的），科举考生才敢于积极干预政治，大胆批评时弊，提出拯救危机的方案。

　　唐代皇帝们还往往在诏令和策问中主动摆出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号召官吏和考生提出对策，加以解决。比如刚刚提到的那份唐德宗策问，列举险象丛生、危机四伏的现实状况时说："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乱不惩，奸犯不息。五教犹郁，七臣未臻。乡党废尚齿之仪，蒸黎无安土之志。赋入日减，而私室愈贫；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滥。……仍岁旱蝗，稼穑不稔。……今人靡盖藏，国无廪积，……至乃减冗食之徒，罢不急之务，……而停废之馀，所费犹广。俟转输于江徼则远不及期，将搜粟于关中则扰而无获。节军食则功臣怀怨，省吏员则多士靡归。中心浩然，罔知攸济！"（《册府元龟》卷644《贡举部六·考试第二》）皇帝焦灼不安、束手无策的样子跃然纸上。我们在感受皇帝昏庸无能的同时，也发现了他们值得称道的一面。他们没有粉饰太平，没有宣传形势一派大好，既没有欺骗自己，也没有欺骗社会。这便使他们有了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这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问题不在于社会问题有多么严重，而在于是否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一个年富力强的人也会害病，但他对于战胜疾病充满信心；而垂暮之年的老人有病却忌讳别人谈论，只希望听到万寿无疆之类的祝福。唐代处在封建盛世，与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唐代统治者没有清代统治者那种亡国、亡种、亡教的顾虑。这是时代使其然的。正是基于此，唐代统治阶级相对而言比较开明，没有明清统治阶级那么专制、残暴、虚弱和极端。

　　由于唐代皇帝们表现出谦虚的态度，科举考试也就不可能把皇帝们的说法看作金科玉律，作为惟一的标准答案，强求考生们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这便给考生们自主思索和自由表达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也给他们提供了免遭政治迫害的保障，不至于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在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算不上是典型的专制时代。早在唐初，唐太宗就鼓励臣子们进谏，以至于批评皇帝形成风气，人们看到："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大唐新语》卷9《谀佞》）唐太宗还要求政府官员发表不同意见。当时皇帝诏令的出台程序是：先由中书省的机要秘书中书舍人草拟初稿，他们若意见不一，可各执一端，签名负责，称为"五花判事"。然后由中书省审查修改，再由门下省把关驳正。唐太宗曾多次指示："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贞观政要》卷1《政体》）这在唐代是很多人的共同认识。大理寺官员王志愔上奏唐中宗说："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物贵和而不同。""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君甘臣甘，所谓同也。"（《旧唐书》卷100《王志愔传》）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在重复"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的古训（《贞观政要》卷1《政体》），认为皇帝只有多方从谏，才能做到"兼听则明"。（《资治通鉴》卷192）这对于国家的治乱兴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即所谓"后王乐闻过，罔不兴；拒谏，罔不乱。乐闻过则下情通，下情通则政无缺，此所以兴也。拒谏则群议壅，群议壅则上孤立，此所以乱也"。（《新唐书》卷118《宋务光传》）因此，在策试中官方从来不对现实问题规定统一的口径，也从来不表现出倾向性，任随考生独立思考，尽情表达。从上文摘引的一些考生答卷来看，唐代有着实实在在的言论自由，表达的渠道是畅通的。国家几乎每年都举行科举考试，考生实际上是由国家组织起来在商讨国是。考生有价值的答卷无疑相当于政治磋商活动中的种种提案。而他们参政议政的资格并不需要官府分配指标加以认定，只消报名参加考试即自动取得资格。因此，士人们只要对政治感兴趣，便不至于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这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士人们的历史主动性。考生答卷所提出的应对现实问题的种种方案，对于扫除前进中的障碍总会有一些参考价值。于是，年年发现问题，年年解决问题，唐代社会的整合、修复能力得以持续不断地提高和更新，唐代社会也得以不断地蜕变和新生。上文提到唐德宗贞元元年策问中坦白地公布国家如何险象丛生、危机四伏，尽管情况相当严重，但当时并没有亡国，而是度过了难关，过了122年唐朝才亡国。这固然有诸多复杂的因素，但统治阶级自身的整合能力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不能忽视。

　　然而唐王朝毕竟最终亡国了，可见科举考试救不了它的命。科举制匡时济俗的功能是有限的，要受到时代、政治力量和客观形势的制约。政治斗争是残酷、复杂的，统治阶级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腐朽力量不会容许一批批文人借助科举考试来做一些对他们不利的事，这些权贵们要对付一批批舞文弄墨的文弱书生，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儿了。刘蕡的下场即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封建社会的顽症是土地兼并、阶级矛盾尖锐，这是历史的周期性的问题，是社会的固有规律，要靠社会自身的运动--社会暴动来加以调剂。由统治阶级自行举办的科举考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现象，却没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规律性的问题。因此，科举考试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通常情况下，考生参加科举考试，原本怀着跻身上流社会以改变自身处境的目的，因而对统治高层产生了一种向心力；反过来说，统治高层通过科举考试对应试者释放出了亲和力。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向心力和亲和力彼此结合，唐王朝产生了凝聚力，延长了自己的寿命。但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社会人士的向心力是建立在爱憎的基础之上的。当唐王朝腐败腐朽、倒行逆施、丧尽人心时，科举制难以再为它的延缓寿命提供支持。唐朝晚期，封建统治风雨飘摇，黄巢起义爆发。在这时的进士科杂文考试中，主考官们明显地表现出对朝廷的厌恶情绪。"刘允章试《天下为家赋》"，以影射、讽刺唐王朝；"崔澹试《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时黄巢方炽，因为无名子嘲曰：'主司（知贡举，即主考官）何事厌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周武王讨伐残暴无道的殷纣王）。'"（《唐摭言》卷13《无名子谤议》）可见这时的科举考试还是在匡时济俗，不过违背了统治阶级的初衷，没有站在它的立场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它的异化力量，企图唤醒考生，扫荡路上的绊脚石，推动历史前进。

　　（第二节由郭绍林提供资料，拟定提纲，一研究生录文）

　　（发表于郭绍林主编《洛阳隋唐研究》第二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