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初年，李因笃、顾炎武因为《资治通鉴》没有记载大诗人屈原、杜甫，就断言"《通鉴》不载文人"。300多年来无人对这个说法提出异议，甚至瞿蜕园1956年在其《通鉴选·前言》中附和了这个说法，进而认为《资治通鉴》"过于轻视文人"。考察占《资治通鉴》全书篇幅1/3的隋唐部分，发现实际情况与这个说法不符。《旧唐书·文苑传》一共收录了104位唐代文人，其中21人《资治通鉴》也予以记载，事迹或雷同，或反而多于前书。《旧唐书》把文人中官职高的人在《文苑传》外另外立传。《资治通鉴》记载了很多这类文人，大量引用其文章，介绍其文学活动。《资治通鉴》甚至记载了不少诗句。由于《资治通鉴》是篇幅极大的史书，给帝王提供治国施政的历史经验，因而对于历史人物以关乎国家的盛衰和民众的喜乐忧愁为宗旨而加以取舍，即使是文学成就很大的文人，如果与政治关系不够密切，只能不予记载。

　　北宋史学大师司马光组织几位当时杰出的史家，呕心沥血，历时19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编撰成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进呈朝廷。这部史学巨著一共294卷，记载了从战国初期韩赵魏封为诸侯至五代结束共1362年的史事，不但给统治者治国施政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给人们读史治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而受到历代读者的高度赞扬。然而《资治通鉴》成书600年，到了清朝初年，顾炎武写了一则《〈通鉴〉不载文人》的笔记。这则笔记先记录了顾炎武的友人李因笃对自己所说的一番话：

　　《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

　　顾炎武接着回答李因笃，说：

　　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

　　清朝晚期黄汝成为《日知录》作集释，加按语肯定这种说法，认为：

　　不载文人是也，而屈原不当在此数。谏怀王入秦，系兴亡大计，《通鉴》属之昭雎，而不及屈原，不可谓非脱漏也。（《日知录集释》卷26）

　　此说提出已有300多年，迄未有人提出异议，甚至瞿蜕园1956年在其《通鉴选·前言》中附和了这种说法，认为《资治通鉴》的一个缺点是"过于轻视文人"，"固然文人可以不录，但是明明与政治有重要关系的（引者按：指屈原），如何可以凭主观一概加以排斥呢？"（《通鉴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然而笔者读《资治通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此不揣谫陋，以占《资治通鉴》全书篇幅三分之一的隋唐部分为例，对此说加以驳斥。

　　李因笃、顾炎武、黄汝成都没有对"文人"的概念下定义，为了论述准确，首先须对"文人"的概念作出界定。所谓"文人"，从广义的方面来讲，指的是有道德、有修养的人。《诗·大雅·江汉》说："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毛传》解释说："文人，文德之人也。"从狭义的方面来讲，指的是读书能文的人。东汉王充《论衡·超奇》说："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而从李因笃、顾炎武所列举的屈原、李白、杜甫等例子，可大略推出他们心目中的文人具备两个要素。其一，担任官职。屈原曾任楚怀王的左徒，是仅次于宰相令尹的高级官职。李白在唐玄宗时期曾供奉翰林，安史之乱中在永王幕府供职。杜甫也在这一时期担任过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剑南西川幕府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等职。其二，有文学作品传世。屈原有《离骚》、《天问》、《九章》等作品；李白、杜甫皆以诗名世，分别被称为诗仙、诗圣，都有文集传世。在屈原的时代文学散文尚未作为独立的文体出现，因而后世写作文学散文，也应该看作是文人的文学活动。而同时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的文人，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代社会，真可谓举不胜举。

　　《旧唐书·文苑传》是记载唐代此类人物的专门著作，开篇即称：

　　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旧唐书》卷190上）

　　《旧唐书·文苑传》一共收录了104人，这个数字并没有将唐代文人囊括无遗，因为符合文人条件的人实在太多。于是《旧唐书》的编纂者对另外一些文人做出特殊处理，在上面这段话的后面特意交代："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我们先来看看这104人，经笔者核对，其中21人《资治通鉴》也予以记载。

　　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资治通鉴》记载唐代文人的事迹与《旧唐书·文苑传》雷同，例子有以下一些。

　　其一，张蕴古。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大理寺丞张蕴古为犯罪嫌疑人精神病患者李好德辩护："好德被疾有征，法不当坐。"但太宗还是将李好德处斩，事后感到后悔，下诏说："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资治通鉴》卷193）

　　其二，元万顷。唐高宗乾封二年（667）辽东战役中，唐将郭待封没能及时得到粮食军资援救，军中供应紧缺，作书向上级告急。他担心书信落入高丽手中，会暴露自己的虚实，就把书信写成"离合诗"，即字谜诗。主帅李勣不解诗意，大怒，说："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为他破译诗意，他"乃更遣粮仗赴之"。元万顷作《檄高丽文》，指责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高丽方面回应道："谨闻命矣！"于是高丽"移兵据鸭绿津，唐兵不得渡。上闻之，流万顷于岭南"。（《资治通鉴》卷201）

　　其三，邓玄挺。武则天永昌元年（689），杀天官侍郎蓝田邓玄挺，因为他的女婿和唐宗室汝南王准备迎立被武则天废黜的唐中宗复辟，来和他商量过，他没有告发，"故坐知反不告，同诛"。（《资治通鉴》卷204）

　　其四，阎朝隐。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幸嵩山，路过缑氏，拜谒升仙太子庙。武则天患病，"遣给事中栾城阎朝隐祷少室山。朝隐自为牺牲，沐浴伏俎上，请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赏之"。（《资治通鉴》卷206）

　　其五，齐澣。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吏部侍郎齐澣"因道禁中谏语"，被逐出京师，贬为"高州良德丞"。（《资治通鉴》卷213）

　　其六，崔咸。唐敬宗宝历二年（826），裴度初到京师长安，朝士纷纷来拜会他。裴度留他们宴饮。京兆尹刘栖楚凑近裴度，悄悄说话。侍御史崔咸举觞罚度曰："丞相不应许所由官呫嗫耳语。"裴度笑而饮之。"刘栖楚不自安，趋出。"（《资治通鉴》卷243）

　　另一种情况是《资治通鉴》记载唐代文人的事迹反而多于《旧唐书·文苑传》。

　　这类情况的例子如陈子昂。陈子昂文学造诣极高。唐人杜甫《陈拾遗故宅》诗称颂他"有才继骚雅"，"名与日月悬"。（《钱注杜诗》卷5）唐人韩愈《荐士》诗评价为"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金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更是认为："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遗山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资治通鉴》记载他的事情多出《旧唐书·文苑传》者有：

　　武则天垂拱元年（685），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说："朝廷遣使巡察四方，不可任非其人，及刺史、县令，不可不择。""夫使不择人，则黜陟不明，刑罚不中，朋党者进，贞直者退；徒使百姓修饰道路，送往迎来，无所益也。""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比年百姓疲于军旅，不可不安。""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百姓是也。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妖逆乘衅，天下乱矣！"接下来他以隋炀帝为反面教员，恳请统治者引以为戒。（《资治通鉴》卷203）

　　垂拱二年（686），陈子昂针对当时告密风行，酷吏肆虐，上疏极言其弊，说："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由于武则天的纵容，"奸恶之党快意相雠，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他举隋炀帝、汉武帝和古代英明帝王为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述，希望武则天改弦更张，记取古人"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的格言。（《资治通鉴》卷203）

　　永昌元年（689），右卫胄曹参军陈子昂针对滥杀无辜的情况，上疏以为："罪有实者显示明刑，滥者严惩狱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岂非至德克明哉！"同年，武则天问陈子昂"当今为政之要"，他上疏以为"宜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他的上疏"辞婉意切，其论甚美，凡三千言"。（《资治通鉴》卷204）

　　万岁通天元年（696），右拾遗陈子昂担任武攸宜幕府参谋，同契丹作战，上疏说："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诸色奴充兵讨击契丹，此乃捷急之计，非天子之兵。且比来刑狱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惯征行，纵其募集，未足可用。况今天下忠臣义士，万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诛，何劳免罪赎奴，损国大体！"（《资治通鉴》卷205）

　　《资治通鉴》的这些记载，都没有交代资料来源，经笔者核查，系采自陈子昂的文章《上军国利害事》三条（《出使》、《牧宰》、《人机》）、《谏用刑书》、《谏刑书》、《上军国机要事》、《答制问事》八条，见《陈拾遗集》卷8、卷9。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资治通鉴》不可能将这些文章全文照录，只能摘录要点。然而在《旧唐书·文苑传》中，陈子昂的这些文章却只字未提。

　　再一个例子如骆宾王。光宅元年（684），李（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拥戴唐中宗复辟，骆宾王作为军队的记室，作檄文说："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宮。""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资治通鉴》卷203）《资治通鉴》摘引的这些话，出自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见《骆丞集》卷4。《旧唐书·文苑传》同样未记入骆宾王的传中，只是全文录于《旧唐书》卷67《李敬业传》中。

　　《资治通鉴》此类情况还有几则。如：关于齐澣，唐玄宗开元三年（715）条记载紫微舍人齐澣与宰相姚崇关于姚崇为相"可比何人"的对话。（《资治通鉴》卷211）关于元德秀，开元二十三年（735）条记载：唐玄宗在洛阳五凤楼前举办大型宴会，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率所部音乐前来表演助兴，队伍庞大，务求奢侈，只有鲁山令元德秀"惟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蔿》"（《资治通鉴》卷214），为士大夫所称道。这些情况，《旧唐书·文苑传》也都没有记载。

　　《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张昌龄、王勃、郭正一、乔知之、员半千、李邕、刘蕡、杨炯、卢照邻、宋之问、贺知章、贾曾这些《旧唐书·文苑传》人物的事迹，或简或繁，在此不赘。其中王勃、乔知之和宋之问的事迹，《资治通鉴》与《旧唐书·文苑传》记载相同，但涉及的人名略有不同，孰是孰非，无关宏旨，姑且置而不论。

　　现在再来看看《旧唐书·文苑传》序言所交代的那些"爵位崇高，别为之传"的文人。这类人物载入《资治通鉴》的相当多，仅以现在能见到其诗文集者为例，即有魏徵（有《魏郑公谏录》及《续录》，其中无诗，但《全唐诗》存其诗）、张说（有《张燕公集》）、张九龄（有《曲江张先生集》）、颜真卿（有《颜鲁公集》）、陆贽（有《翰苑集》，其中无诗，但《四库全书总目》卷150对该书所作提要说："贽尚有诗文别集十五卷，久佚不传。《全唐诗》所录仅存试帖诗三首，及《语林》所载逸句。"）、权德舆（有《权载之文集》）、韩愈（有《韩昌黎集》）、李翱（有《李文公集》）、柳宗元（有《柳宗元集》）、刘禹锡（有《刘梦得文集》）、元稹（有《元稹集》）、白居易（有《白居易集》）、李德裕（有《李文饶文集》）、杜牧（有《樊川文集》）、韩偓（有《韩翰林集》）等人。他们都是国家官吏，其中魏徵、张说、陆贽、权德舆、元稹、李德裕都做过宰相，是相当于屈原的"重量级"人物。

　　魏徵是一代名臣，在《资治通鉴》中出镜率很高，从起初参与李密起义，到担任太子李建成属官，直至在唐太宗朝犯颜苦谏，《资治通鉴》皆有详细的记载。他留下来的诗作虽然在《全唐诗》中只有35首，但依然体现了他的文学造诣。他的《述怀》诗作为唐诗优秀代表作，今人编选唐诗选本，往往予以收录。《旧唐书》卷71《魏徵传》还记载了他的诗谏事迹，说：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在洛阳宫积翠池宴请群臣，责成诸位赋诗。魏徵以西汉为题作诗云："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说："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至于《资治通鉴》记载张说、张九龄、颜真卿、陆贽、权德舆、李德裕等等重要官员的事迹，以及他们各自的诗文成就，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资治通鉴》记载所及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杜牧等人，由于他们杰出的文学成就，他们享有的文人名气比其官宦名气更响亮一些。

　　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古文运动领袖韩愈，尊儒排佛。《资治通鉴》记载他的事迹，没有遗漏他的散文。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迎佛骨，韩愈上《论佛骨表》切谏，认为"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宫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资治通鉴》卷240）这件事引起极大的反响，唐穆宗长庆三年（823），韩愈就任京兆尹，一向胡作非为的禁军将士不敢犯法，私下相互说："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资治通鉴》卷243）《资治通鉴》记载柳宗元诸多事迹，特意交代他"善为文"，并以两篇散文为例。《梓人传》说梓人（土木建筑工人）"不执斧斤刀锯之技，专以寻引、规距、绳墨度群木之材，视栋宇之制，相高深、圆方、短长之宜，指麾众工，各趋其事"；用来比喻"相天下者"，"立纲纪、整法度，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能者进之，不能者退之"。《种树郭橐驼传》通过讲种树要顺乎"木之性"，"既植之，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则其天全而性得矣"，揭示"为政亦然"的道理。（《资治通鉴》卷239）《资治通鉴》记载白居易的仕宦履历，专门讲到他的诗歌活动所起的作用，说："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馀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资治通鉴》卷237）

　　《资治通鉴》对杜牧的记载，辟出更多篇幅节引他的文章。唐文宗太和七年（833）条说："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这篇文章分析河朔藩镇长期割据的原因，提出对付的办法："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他作《原十六卫》，探讨府兵制崩溃的原因和危害："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尾大中干，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然，……求欲除之且不能也。……是以天下兵乱不息，齐人干耗。"他作《战论》，将全国分为四个地区。一是河北藩镇割据区，"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兵去矣"。二是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六个军镇，"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兵去矣"。三是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至海、西至洛阳的地区，专以财力供应六个军镇，"赤地尽取，才能应费"，"财去矣"。四是吴、越、荆、楚地区，由于"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财去矣"。这四个地区犹如人的四肢，"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接着他相应地提出对策。他作《守论》反驳对河北藩镇叛乱实行姑息的意见，认为"适以此为祸也"，因为"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主张"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提醒当权者对于"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由于《资治通鉴》十分欣赏他的政治热情，在节录这些文章之后，又节录他注释《孙子》所写的序言。而《旧唐书》把杜牧的传记附于卷147其祖父杜佑的传后，在流水账似地记载他的生平履历之余，简要提到"牧好读书，工诗为文"，"武宗朝诛昆夷、鲜卑，牧上宰相书论兵事"，"注曹公所定《孙武十三篇》行于代"。传文总共450余字，而《资治通鉴》对杜牧浓墨重书，文字多出传文不啻倍蓰。

　　《资治通鉴》记载文人事迹，往往采集他们的文集。据《四库全书总目》卷150对《翰苑集》所作的提要统计，"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尤重[陆]贽议论，采奏疏三十九篇"。很难想象，如果《资治通鉴》真的如瞿蜕园所说"过于轻视文人"的话，何必要遍涉集部采集文人的资料。

　　《资治通鉴》除了记载文人的事迹和文章之外，还载入一些诗歌作品，有的作者是文人，有的甚至不是文人。这里爬梳隋唐时期一些例子，以作说明。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亡国君王陈叔宝侍从文帝登洛阳邙山，赋诗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文帝嘲讽他："以作诗之功，何如思安时事！"（《资治通鉴》卷178）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接受胡人参拜，赋诗云："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资治通鉴》卷180）大业十二年（616），他结束辽东战争后，从东都洛阳巡幸江都，作诗云："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资治通鉴》卷183）隋炀帝还是个嫉才妒能的家伙，薛道衡死，他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他说："'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资治通鉴》卷182）

　　《资治通鉴》唐纪部分特别注意记载文人的诗歌活动。唐中宗景龙二年（708），置修文馆大学士四人，直学士八人，学士十二人，"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等为之，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优者赐金帛"。次年中宗宴侍臣，让各作《回波辞》，谏议大夫李景伯的作品云："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中宗不高兴，但萧至忠称赞李景伯"此真谏官也"。同年中宗游幸定昆池，让从官赋诗。黄门侍郎李日知赋诗云："所愿暂思居者逸，勿使时称作者劳。"后来唐睿宗称帝，回忆此事，说："当是时，朕亦不敢言之。"（《资治通鉴》卷209）武则天为扫除称帝的障碍，毒死儿子李弘。李贤内心恐惧，作《黄台瓜辞》感悟母亲，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资治通鉴》卷220）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条记载：一位大臣推荐李远任杭州刺史，宣宗说："吾闻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推荐者开脱道："诗人托此为高兴耳，未必实然。"宣宗才表示："且令往试观之。"（《资治通鉴》卷249）

　　《资治通鉴》这么一部大部头的史书，选材不可能细大不捐，一一入围。关于它的编纂宗旨，其实司马光向宋神宗上表时已讲得很清楚："每患[司马]迁、[班]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因而"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资治通鉴》卷294）《资治通鉴》是封建帝王的政治教科书，而不是一部文学史，更不是一部诗歌史，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更无吟风弄月的雅致。它所载入的文人，必然应该以他们与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为取舍标准，载入的诗歌作品，也应从施政的角度考虑。至于倡"《通鉴》不载文人"说者所举例的屈原、李白、杜甫三人，论其文学成就，他们都算得上是泰斗。但李白、杜甫毕竟与当时的政治、特别是中枢政治的关系不够密切。而屈原所以落选，诚如黄汝成所说，是司马光相信谏楚怀王入秦的事是昭雎，而不是屈原。仅仅因为《资治通鉴》不载屈原、李白、杜甫，就断言"《通鉴》不载文人"，实际上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岂不谬哉！

　　综合以上的考察，可以认为，"《通鉴》不载文人"说不能成立。

　　（郭绍林口授，一研究生录文）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