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太原有过宗教徒"尸送近郊以饲鸟兽"的葬俗，两位学者认为是中亚祆教葬俗。祆教葬俗是：由办理丧事的专业户前往收取尸体，放置到城外特建的处理丧事院落中，由院内所养家狗吃掉尸体上的肉，然后将骸骨埋葬，不用棺材。太原葬俗和这种情况不一样，应是佛教"野葬"葬俗，即僧人尸体由其弟子或同寺僧人放置于郊野、山谷，施舍给鸟兽（包括野狗）作食物，然后收遗骨起塔埋葬。这种佛教葬俗隋唐时期实行于长安、洛阳地区，太原佛教氛围浓厚，当不例外。

　　《旧唐书》卷112《李暠传》记载他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初期赴山西太原担任太原尹、太原以北诸军节度使，革除了当地的一桩葬俗。这桩葬俗的具体情况是：

　　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

　　《新唐书》卷78本传的记载将"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径直称为"为浮屠法者"。所谓习禅僧徒，即以禅观作为修习法门的佛教僧人。而浮屠是佛陀的异译，浮屠法即佛教。那么，唐代太原"黄坑"葬应是佛教的葬俗。然而近半个世纪学者们却对这种葬法的宗教属性产生了分歧意见。已故史学大师岑仲勉先生在其《隋唐史·唐史第34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初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新1版）中指出："此实祆教之习俗，所谓黄坑，西人称曰无言台（Silence Tower）"；"唐人目为浮屠法，由于不辨外教之原委也"。蔡鸿生先生不同意岑氏的说法，其专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版）指出："'以尸送近郊饲鸟兽'，当即玄奘所记'弃林饲兽'的印度式'野葬'，它被太原僧徒实行，正是恪遵天竺古法。"嗣后，林梅村先生在《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上发表了《稽胡史迹考》一文，考察太原1999年发现的隋代虞弘墓，推断虞弘的种族属步落稽，步落稽之名应来自突厥语"鱼（balaq）"，鱼国可能出自中亚的比千部落，因而太原鱼氏后人信仰火祆教。这篇论文还征引唐人杜佑《通典》卷193《康居》中一段有关中亚祆教葬俗的记载（详下），宣称："这将有助于了结火祆教研究史上一段公案"，"虞弘墓的发现可证岑仲勉的判断是正确的"。我认为"了结"云云，似乎为时尚早。而蔡先生的说法可惜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述。因此，这里提出自己的看法，虽然结论和蔡先生一致，毕竟不是拾人余唾。

　　我认为唐代太原"黄坑"葬，确系佛教葬俗，两《唐书》言之不差。唐释玄奘亲历印度，其《大唐西域记》卷2记载了印度佛教的葬仪，说："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飘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所谓野葬，即将僧人尸体丢弃林中，饲养鸟兽。大乘佛教倡导"六度"，认为是六种由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法门，其中之一是布施（檀那）。野葬即是僧人死后"以身布施"的方式。

　　野葬又叫林葬，在中国佛教界也很盛行，特别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三阶教所奉行。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三阶教的创始人信行在京师长安真寂寺圆寂，即依此法舍血肉身喂养鸟兽，然后收骨起塔。后来，他的弟子本济、慧了、僧海、道安、裴玄证、尚直、管真、管均等，都采用这种葬法。长安南面终南山的楩梓谷，便是三阶教僧人的尸陀林。后来陪葬信行塔侧的墓塔渐多，到唐代中期遂建百塔寺，成为三阶教徒的圣地。虽然三阶教在隋唐时期几次被国家取缔，但野葬作为佛教界普遍奉行的葬俗，毕竟不会伴随三阶教的断绝而销声匿迹。一直到晚唐时期，洛阳地区的佛教界还采用这种殡葬方式。《宋高僧传》卷12《从谏传》记载：唐懿宗咸通七年（866），洛阳广爱寺僧人从谏"无疾而化"。弟子玄章等人"奉遗旨，送尸于[洛阳]建春门外尸陀林中，施诸鸟兽。三日复视之，肌貌如生，[鸟兽]一无近者。遂以饼饵覆之，经宿有狐狼迹，唯啖所覆，身且俨如。乃议用外国法焚之，收合馀烬，起白塔于道傍"。可以看出，佛教野葬葬俗的实行，仅就隋唐时期而言，在时间上贯穿其始终，在空间上分布于东西两京地区。作为被唐中叶官员禁断这种习俗的北方重镇太原，佛教僧徒实行野葬法，自是符合一时风气的事情。

　　《隋书》卷22《五行志上》"毛虫之孽"条记载了太原一带的生态环境，说：北朝末期，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肆州（治今山西代县）"诸州多狼而食人"。并引《洪范·五行传》说："狼，贪暴之兽，大体以白色为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祸也。"尸体弃于郊野，招来饿狼，遂成狼灾，引来饿狗，则成狗祸。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现在再来看看唐代太原的佛教环境。太原的北面，有北魏时期在山西大同市开凿的云冈石窟，是我国佛教的三大石窟之一；还有山西五台县的五台山，是我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唐代已成为国际性的道场。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毁佛，一共拆毁国家赐额的大型正规佛寺4600多所，私立小寺招提、兰若四万多所，没收寺院上等良田数千万顷，勒令僧尼还俗260500人，解放寺院奴婢15万人，还焚烧、销毁大量佛教文献和金属土木佛像。当时日本僧人圆仁在中国，在他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中记述了自己耳闻目睹的情况，说："唯黄河已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寺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这是说北方藩镇割据，拒不执行朝廷的毁佛诏令。潞州的治所即今山西长治市，在太原的东南面，这里成了佛教的避难所。当然，圆仁的说法有些过头。《资治通鉴》卷248记载：五台山僧人被迫还俗，"多亡奔幽州"。宰辅李德裕召见幽州镇驻京人员，说："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于是封二刀交付把守居庸关的将士，说："有游僧入境，则斩之。"但北方藩镇在毁佛运动中不积极配合朝廷行动，应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是没有圆仁讲得那么绝对罢了。处在这个佛教圈子中的太原，佛教并没有受到多少实质性的打击，这个情况不胫而走，名声远扬。因此，当毁佛运动刚刚过去，唐宣宗登基后再度复兴佛教时，远在湖南长沙的潭州道林寺僧疏言，居然毫不旁骛，准确地直奔太原，来搜求佛教经卷。《全唐诗》卷566收录在太原任河东节度使卢钧幕府巡官的李节所写的《赠释疏言还道林寺诗》。这首诗为疏言返回长沙送行，其序言说：

　　道林寺，湘川之胜游也，有释疏言，警辨有谋，独曰："太原府，国家旧都，多释祠。我闻其帅司空范阳公（卢钧），天下仁人。我第往求释氏遗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听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游。既上谒军门，范阳公果诺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蕴帙者，至释祠而不见焚而副剩者，又命讲丐以补缮缺漏者。未几，凡得释经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855）秋八月，辇自河东而归于湘焉。

　　不难看出，南方佛教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太原方面的支持。这里所说太原佛教的强盛状况，虽然是上述革除佛教野葬习俗之后的事，但任何一种势力的盛衰，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想革除野葬习俗以前太原佛教的状况。

　　祆教传入中国，其发展状况与当时的佛教不可同日而语。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今称拜火教，由琐罗亚斯德创立，公元前六世纪末大流士一世统治期间，曾被定为波斯帝国的国教，流行于伊朗和中亚细亚一带。祆教在十六国时期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势力依然极弱，以至于近代学者通过考证才能捕捉到它的一点蛛丝马迹。到唐代，祆教逐渐明朗，曾于长安建寺，又称为火祆教或波斯教。这个宗教基本上在来华的西域人中流行，对于汉人没什么影响。上述林梅村先生的论文，考证隋代太原虞氏本姓鱼，属稽胡种族，信仰祆教。说到他们入华的时间，论文推测道："至少在4世纪中叶，就从欧亚草原某地迁入黄河流域"；"并为祆教传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论文中这样的文字："虞弘墓……使用汉文墓志，几乎无异于汉族墓葬"；"稽胡迁入长城以南后，一部分人慕义中原文化而逐渐汉化，改用汉姓"；"虞弘是鱼国人，……本该姓鱼氏，……因慕中原文化而改姓虞氏"。林梅村先生认为这些中亚胡人迁入黄河流域，"为祆教传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祆教到底能在多长时间内、多大程度上对中国产生影响呢？祆教传入中国之时，佛教已在中国传播、发展四个世纪，与中国传统文化摩擦、融会，已变成势力强大的中国化的宗教，祆教要想在中国争得一席之地，已非易事，更不用说挤对佛教，改变行之已久的习俗了。况且，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稽胡迁入中国又过了四个世纪，他们早已被中原文化同化。更何况他们原本就不是为传教而来，天长日久也就入乡随俗了。因而到了今天，这些俨然是汉人风貌的胡族移民后裔，还被人们认为原本就是汉人，只有林梅村先生通过多方考辨，才考出他们的先祖是胡人。那么，他们先祖的宗教习俗能在佛教氛围极盛的太原一直维持不动吗？

　　关于祆教的葬俗，林梅村先生以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为例，做出阐释。他依据的资料是《通典》卷193《康居》所载韦节《西番记》的一段话，说：

　　康国人……俗事天神（按：即信仰祆教），崇敬甚重。……国城外别有二百馀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

　　这种葬法，表面上很类似佛教的野葬，其实略加对比，就能找出二者的不同。

　　其一，祆教是"国城外别有二百馀户，专知丧事"。据《通典》卷193《波斯》记载，在火祆教的发祥地波斯，"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理服，城外有人别居，唯知丧葬之事，号为不净人，若入城市，摇铃自别"。显然，康国城郊的丧事专业户，相当于波斯的"不净人"。而佛教实行野葬，是没有世俗人充当收尸专业户的。

　　其二，祆教"别筑一院"，而佛教是弃尸郊野。上文提到佛教野葬是将僧人遗体弃置于郊野山谷的尸陀林中。所谓"尸陀林"，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卷18解释道："正音言'尸多婆那'，此名寒林。其林幽邃而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侧，死人多送其中。今总指弃尸之处名'尸陀林'者，取彼名之也。"这和祆教的"别筑一院"不同。

　　其三，祆教"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而佛教野葬是以身布施，布施的对象不单单是狗，而是一切鸟兽，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众生"。而且，狗基本上是野狗，不是院内养的狗。佛教徒尸体由其寺中僧人、特别是弟子弃置于郊野，而不是如祆教习俗由收尸专业户"往取"。

　　其四，祆教"收骸骨埋葬，无棺椁"，而佛教徒"收骨起塔"，此亦不同。

　　临末，再来谈谈"黄坑"问题。所谓"坑"，应该低于地面，呈凹陷状。之所以称为"黄坑"，大概是因为尸体作为一种有机物质，发生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导致这里的土质变色而发黄。这也是符合科学道理的。而岑仲勉先生将它等同于西方的"无言台（Silence Tower）"，则过于牵强。所谓"台"，应该是高出地面的建筑物，而英文"Tower"则是"塔"的意思。"坑"与"台"截然相反，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综上所述，唐代太原"黄坑"葬是佛教野葬方式，其宗教属性应是佛教，而不是祆教。

　　（郭绍林口授，一研究生录文）

　　（原载《洛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