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士大夫与佛教

　　隋唐五代士大夫，绝大多数人都崇奉佛教，和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成了在家居士。

　　张说是洛阳人，曾在洛阳、相州供职。他崇奉佛教，写过一些有关佛教的诗文。唐中宗时期，苏颋在洛阳地面当合宫县令，勤政惠民，深得人心。他调任后，洛阳父老思念他，把他比作活菩萨，不惜耗工费钱，为他造模拟像，在龙门山雕成一尊等身观音石像。张说《龙门西龛苏合宫等身观世音菩萨像颂》一文记其本末，说："模宰官（县令）之形仪，现轮王（转轮圣王，即菩萨）之相好。……知妙容之常在，睹永劫（极长的时间单位）之因缘（宇宙间各种现象）。盛德相传，与此山而终始，不其伟欤！"（《张燕公集》卷七）并勉励他调任后品德和事业与日俱增，官运亨通，把皇帝辅佐成仁君贤主，致使国泰民安。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笃，正统派官员发动政变，杀掉武则天的私人政治力量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还政于唐中宗。这时，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像全国一样，设置了龙兴寺，庆贺历时十五六年的武周政权终于结束，李唐政权的真龙天子又龙飞九五了。张说在政权嬗替的过程中，借助佛教亮明自己的态度。他在《唐陈州龙兴寺碑》一文中说："唐祚中微，周德更盛，历载十六，奸臣擅命，伯明氏有盗国之心（伯明氏的谗子弟寒浞杀死国君后羿，篡夺夏朝统治权），一阐提（断善根的坏蛋）有害圣之迹。"碑文接着把那位极度昏庸懦弱的唐中宗吹捧为一代伟人，说："皇上……克彼二凶，……以复我万邦。返元后传国之玺，受光武登坛之玉。尊祖继宗，郊天祀地之礼既洎；修旧布新，改物班瑞之典又备。乃考出世之法，鼓大雄（释迦牟尼）之事，入无功用之品，住不思议之方。一光所烛，庶兆为之清凉；一音所宣，大千为之震动。云蒸风靡，不崇朝而壤之踊塔遍天下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陈州刺史韩琦、长史张齐贤等一批士大夫，也"钦若王言，建立灵寺"。当地父老郑重地穿戴着褒衣博带，奔走相告，说："久矣，吾党之惑也！倥侗颛蒙，情实横放，悉爱我业，聪明不开。日有忘其生生，月无觉其灭灭。一息之漏，可胜言哉！而今举足至于道场，申臂及于净土，昼则目禅诵之事，夜则耳钟梵之音。何悟是生，晚臻斯乐！岂不思天子之至仁乎！"（《张燕公集》卷十四）

　　白居易晚年长期住在洛阳，所写有关佛教的诗文更多。他读过很多佛书，但理解不深，对于华严宗、净土宗、禅宗以及弥勒信仰，都有信奉，自己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他年老中风，舍俸钱三万，雇人按照《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故事，画出一幅高九尺、广一丈三尺的西方极乐世界图。阿弥陀佛坐在中央，两旁为观世音和大势至两位胁侍，"天人瞻仰，眷属围绕，楼台妓乐，水树花鸟，七宝严饰，五彩彰施，烂烂煌煌"。他"焚香稽首，跪于佛前"，发愿说："西方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愿如老身病苦者，同生无量寿佛所。"（《白居易集》卷七十，《画西方帧记》）紧接着，他又雇人画出一幅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图，自己发愿"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弥勒）下降"，"永离生死流（脱离六道轮回），终成无上道"。（《白居易集》卷七十，《画弥勒上生帧记》）他害怕自己的诗文作品流失不传，就抄写了几份，保存在全国几所佛寺中，有洛阳的圣善寺和香山寺。这些诗文文字优美，不符合佛教"正语"的规定，因此，他说："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白居易集》卷七十，《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他的挚友元稹去世前，曾以墓志文相托，并以"价当六七十万"的财物作为酬金。白居易《修香山寺记》一文说："予念平生分，文不当辞，贽不当纳。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讫不得已，回施兹寺。"（《白居易集》卷五十九）这笔钱作为佛教建设的社会资助，用于香山寺修葺房舍亭桥。白居易把这看作是元稹所做的功德。他还出钱缮写数百卷经律论，补足了香山寺藏书之阙。不过，白居易有时候破费钱财反倒招致不愉快的后果。安史叛乱时，圣善寺的银佛像被叛将截走一只耳朵。后来，白居易用自己的白银三铤进行添补，但佛像太大，新补的银耳比原件少数十两。会昌毁佛时，宦官奉命毁佛像，将金银送交内库。宦官看到圣善寺银佛的耳朵不是原件，打听到是白居易添铸的，以为是他捣鬼，从中渔利，就找他追索馀银，"恐涉隐没故也"。（李绰：《尚书故实》，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唐代崇奉佛教的官僚贵族和在家居士，同僧人结成社会团体，叫作僧社或法社、莲社、净社、香火社。白居易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是僧社的活跃分子。他在洛阳，"与香山（应为圣善寺）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栖，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勺不相离。尝科头箕踞，谈禅咏古，晏如也"。（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白居易》，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崇佛的士大夫对佛教和僧人有天然的好感和同情。他们平素游览佛寺，饭僧、访僧，在僧人处境艰难时，积极予以帮助。会昌毁佛期间，僧徒四处逃窜。鲁山（今河南鲁山县）主簿皇甫枚，让洛阳敬爱寺僧从谏身着乌帽麻衣，躲在自己温泉别业（田庄）的山上。"后岗上乔木骈郁，巨石砥平，谏公夏日常于中入寂"（《太平广记》卷九十七《从谏》条，出皇甫枚《三水小牍》），可见皇甫枚给僧人提供食宿为时不短。日本僧人圆仁在毁佛高潮中由长安回国，东都崔太傅和郑州长史、殿中监察侍御史赐紫金鱼袋辛文昱，都殷勤接待，赠送绢帛。辛文昱甚至对圆仁说："此国佛法即无也！佛法东流，自古所言，愿和尚努力，早建（达）本国，弘传佛法。弟子多幸，顶谒多时，今日已（一）别，今生中应难得相见。和尚成佛之时，愿不舍弟子！"（[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有的士大夫借助于佛教而飞黄腾达。扈载后周广顺二年（952）在开封进士及第，时当30出头，当官本应从低级别开始。他去相国寺游玩，见翠竹可爱，就作了一篇《碧鲜赋》，题写在相国寺的墙壁上。周世宗听说后，派宦官去相国寺抄写下来，十分欣赏，于是安排扈载担任水部员外郎，知制诰，又提拔为翰林学士，赐以高级官员的绯色章服。（《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扈载传》）

　　但在朝廷大做佛事时，士大夫的责任感和本位意识超出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态度之上，必然发表一些反佛言论。这样，士大夫的反佛文字就有了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在朝廷崇佛的高潮中集中出现，其二，作者往往包括崇佛的人。

　　武则天时期，立佛寺，造佛像，役无虚岁，有时费用太大，甚至令全国僧尼每天每人资助一枚铜钱。在洛阳的官僚士大夫，纷纷上疏反对，宰相狄仁傑上《谏造大像疏》，成均祭酒李峤上《谏建白马坂大像疏》，监察御史张廷珪前后上了两份《谏白马坂营大像表》，宰相苏瓌也上疏建议限制佛教。狄仁傑指出："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肤，不辞箠楚。……比年以来，风尘屡扰，水旱不节，征役稍繁。家业先空，疮痍未复，此时兴役，力所未堪。……设令雇作，皆以利趋，既失田时，自然弃本。今不树稼，来岁必饥，役在其中，难以取给。"（《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傑传》）苏瓌以为"縻损浩广，虽不出国用，要自民产日殚。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苏瓌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张廷珪援引《金刚经》的说法，劝告武则天说："佛者以觉知为义，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具体的东西）见也。"广造寺塔佛像，"盖有住于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佛教宗旨是慈悲为怀，可是大兴土木难免会"辗压虫蚁，动盈巨亿"，贫苦百姓"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箪食瓢饮，晨炊星饭，饥渴所致，疾疹交集。岂佛标徒行之义，悯畜兽而不忍残其力哉？"（《旧唐书》卷一百零一《张廷珪传》）李峤建议说："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馀贯，若将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馀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均等）育之意，人神胥（都）悦，功德无穷。"（《旧唐书》卷九十四《李峤传》）可见，即便一些奉佛的士大夫，也认为在天下虚竭、海内劳弊、边境未宁、镇戍不息的情况下，大做佛事对国家不利，转而采取反对态度。但他们并不反对佛教本身，甚至还利用佛教原理来劝说最高统治者不要做违背佛教精神的事。

　　有的士大夫反佛，是由于不了解佛教理论，只看到佛教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一些现象。他们一旦深入阅读佛教典籍，便会被佛教广泛而深刻的义理所折服，转而信仰佛教。在洛阳当过后唐宰相的马裔孙，就是这样的人。他好古成癖，"慕韩愈之为人，尤不重佛"。后晋建立后，他被废弃，追感后唐政权对自己的恩遇，于是隐居洛阳长寿寺读佛书。"岁馀枕籍黄卷中，见《华严》、《楞严》词理富赡，由是酷赏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又纂诸经要言为《佛国记》，凡数千言。"有人嘲笑他道："公生平以傅奕、韩愈为高识，何前倨（傲慢）而后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他笑着回答道："佛佞予则多矣。"（《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马裔孙传》）至于他所崇拜的傅奕、韩愈，都是唐代著名的反佛巨匠。韩愈是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终生反佛，但和佛教也免不了有一些正面来往。他在洛阳居住期间，多次去佛寺游览、寄宿、题名，作诗表达自己的快乐心情，甚至说想要急流勇退，过上遁世的生活。《洛北惠林寺题名》说："韩愈、李景兴、侯喜、尉迟汾，贞元十七年（801）七月二十二日，鱼于温洛，宿此而归。昌黎韩愈书。"（《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九）他游览寄宿这所佛寺，观赏壁画，耽玩胜景，萌发了隐退山林的念头，作《山石》诗归结为："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不自在）为人鞿（受人牵制）。嗟哉吾党二三子（《论语·述而》：'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安得至老不更归（辞官归隐）。"（《全唐诗》卷三百三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