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晚唐五代国家的限制废弃佛教运动

　　盛唐时期，唐玄宗即限制佛教的发展和活动。到了晚唐时期，唐文宗推行毁佛，已处在量的积累阶段，继任的唐武宗终于在会昌年间演成全国范围的毁佛运动，一共拆毁国家赐额的佛寺4600多所，称作招提、兰若的未赐额私立小寺四万多所，没收上等良田数千万顷，强令僧尼还俗260500人，解放寺院奴婢15万人，都充当两税户，还大量销毁金属土木佛像和佛教典籍。唐廷的这些诏令，都是在长安发布的，当时河南如何执行，文献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只能从零星事例中猜测其仿佛。会昌五年（845）十月乙亥，中书奏称：汜水县（今荥阳市）虎牢关，是唐太宗身为秦王时擒获窦建德的地方。其东面山上一所殿堂内，有唐高祖、唐太宗的塑像。"今缘定觉寺例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以造一殿，四面置宫墙，伏望名为昭武庙，以昭圣祖武功之盛。"（《旧唐书》卷十八下《唐武宗纪》）《宋高僧传》卷十二《唐洛京广爱寺从谏传》说："属会昌四年诏废佛塔庙，令沙门复桑梓，亦例澄汰。乃乌麻帽衣，潜于皇甫氏之[汝州]温泉别业。"同卷《唐明州栖心寺藏奂传》说：唐宣宗在唐武宗毁佛后复兴佛教，"周洛（洛阳）再构长寿寺，敕度居焉。时内典焚毁，梵夹煨烬，手缉散落，实为大藏。"司空图上奏《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说："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原作'楚'，据《司空表圣文集》卷九改）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全唐文》卷八百零八）

　　五代分裂时期，中原王朝版图缩小，战乱频仍，为保证赋税来源和军队数量，只有限制和废毁佛教。五代朝廷建都于洛阳或开封，这类政策都在首都制定、颁布。后唐天成元年（926）十一月，敕令寺院"自此后不得辄有建造"，"不得衷私剃度"。两年后又敕令天下私立寺院，"并须量事估价，一时任公私收买"，或"便仰拆毁"，"田地任人请射（租佃）"。后晋天福四年（939）十二月，敕令各地"不得创造寺宇"。（王溥：《五代会要》卷十二《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后周时期，演成了周世宗的毁佛运动。周世宗称帝前，担任开封府尹和管理佛教的功德使，他当时即"嫌空门繁杂，欲奏沙汰"，曾召开封府左街僧禄道丕"同议"。（《宋高僧传》卷十七《周洛京福先寺道丕传》）显德二年（955）五月，周世宗下诏，在肯定佛教积极作用的前提下，说明毁佛的理由。诏文说："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近年"继有缁徒犯法"，"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因此，"将隆教法，须辨否臧，宜举旧章，用革前弊。"（《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周书·世宗纪二》）具体措施是：全国范围内凡未经国家颁赐寺名匾额的寺院，各县城内和军镇内保留僧寺、尼寺各一所，或仅僧寺一所，其余拆毁，以后不许再设置寺院。王公贵戚、节度使、刺史等，不得奏请创立寺院和设置戒坛。愿意出家的男女，须经其父母、祖父母许可，家长死亡者须经其同居伯叔父许可，男性15岁以上，能背诵经文100纸，或能读经文500纸，女性13岁以上，能背诵经文70纸，或能读经文300纸，由官府考试、审批，才可出家。私自剃度者，一律勒令还俗。惟一负担赡养父母、祖父母责任的男女，受法律制裁的罪犯，在逃军人、奴婢、罪犯，各类坏分子，均不得出家剃头。国家只在开封洛阳东西两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县）、京兆府（治今陕西西安市）、青州（治今山东青州市）五处设立戒坛，由官府管理考试剃度事宜，并登记出家人的姓名、籍贯、寺院、年龄、所学经典，由祠部发放文凭。严禁僧尼、俗人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燃灯等等毁坏身体的行为，严禁戏弄道具、左道妖惑、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等等眩惑民间的行为。此等僧尼，勒令还俗，发配到边远地区，罪重者绳之以法。听任僧尼还俗，有文才武略的僧人，可量才录用，年富力强者，可吸收入军。各县每年登记寺院和僧人数目，上报所在州，州编制成籍账两本，一本上奏朝廷，一本上报祠部。凡是籍账内没有登记的人，一律勒令还俗。当年各地贯彻这道诏令，上报籍账，据统计，全国共保留寺院2694所，废毁30336所，保留僧42444人、尼18756人，大部分还俗务农当兵，承担赋役。为了解决了五代以来钱币紧缺的问题，周世宗还下令将铜佛像化铸为铜钱，说："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周世宗如此打着佛教的旗帜反佛教，"由是群臣皆不敢言"。（《新五代史》卷十二《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97）但在执行毁佛政令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变通的情况。黎阳（今河南浚县）大岯山被前人看重，"以兹山之足为佛足"，"以兹山之顶为佛顶"。当时规定佛寺"有敕额者存，无敕额者废"。大岯山寺"盖前古之寺名，非近年之敕额"，"胡免废停"？显德五年，義成军（驻河南滑县）节度使命该寺僧徒"缮录铭记，阅其状迹，颇历光阴，遽为奏陈，却获仍旧"。（《全唐文》卷八百六十，马去非《黎阳大岯山寺准敕不停废记》）

　　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周世宗四次毁佛，史称"三武一宗法难"。唐五代这两次毁佛，给了佛教沉重的打击，加上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已经结束，佛教理论的中国化过程已经完成，在后来的朝代，佛教虽然依然延续，但再也没有出现隋唐五代这样辉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