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百年来，湖南人被神化了。这害到中国人，也害苦了湖南人。
　　
　　一地之人，要上神坛，得靠实力，但实力之外，最离开不了，是一班人抬轿子吹喇叭。实践证明，人类目前尚无能力做到扛起轿子自抬自坐，但可以实现自己帮自己吹喇叭。而积五千年文明之心理，集体无意识地造成一个事实：在中国最无用且最可能导致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家脚的事，乃是自吹自擂，要换了外地人来吹，效果才截然两样。
　　
　　钱钟书学问精明通透，他帮湖南人喇叭吹得最响，且效果明显。生于江苏无锡县，作为曾专门担任过《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他这样抬湖南人：“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浙江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一些。”
　　
　　此话一出，天下惊惧。
　　
　　湖南人一直中国第一，是大国的门面吗？这不属于事实。唐朝之前，中原文化势大力沉，湖湘文化体小力单，楚地人物虽有屈原、贾谊、蔡伦，但读书中进士做大员，还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其后也无力扛中国的起色，宋朝周敦颐、明朝王船山，都是“一山孤立楚江边”。湖南人真正形成浩荡的人才群落，托起中国，运筹天下，也只是曾国藩出现后才有的事。
　　
　　从曾国藩到今天，两百年来，湖南人先有“无湘不成军”，再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然后有“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这道的全是实情了。当然一部中国现代史，已没人再去总结，否则还有“全部由湘人写就”的发现。
　　
　　一班人马，抬轿子的抬轿子，吹喇叭的吹喇叭，湖南人被直接抬上了珠穆朗玛峰，所谓高处不胜寒，神话至此，终于登峰造极。
　　
　　二
　　
　　捧得越高，摔得越重。这是湖南人毛泽东后来常说的一句话。或许他那时已经预感到，被捧上神坛容易，再要走下神坛就难。
　　
　　如果中国真有神坛，而且还生产过神坛文化，那么第一个坐上神坛的是孔子，第一家神坛文化，乃是齐鲁文化。人们常常看到，从春秋至今两千五百年，孔子有事被人抬到祭祀屋里拜，无事就被人放到火上去烤。从“天地君亲师”位，到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到“批林批孔”， 圣人孔子既跪痛了别人的膝盖，自己浑身上下也常常被烤得不亦乐乎。
　　
　　湖南没有产生孔子，不是偶然，率因湖南土卑地远，从来不产专坐坛上的神，湖湘文化也不可一日被奉作神坛文化。这其中藏着的根本秘密，在于湖南历史起步于蛮荒，是一块流放土地，斯地积的数千年的文化，无一不扎根在草丛里，不生长在民间的土壤里。草根的山野气息，民间的淳朴味道，自然地道，一直溶在湖湘人的血里，成为湖湘文化的性格基因。
　　
　　源自草根，长于民间，这注定不能成为庙堂文化。一旦居庙堂之高，湖南人像阿喀琉斯双脚离开了土地。
　　
　　所以，有帝王情结与神坛需求的中国人，从毛泽东的一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居然读出了毛泽东有帝王思想，这简直是莫大的误会。
　　
　　常翻《笑林广记》《儒林外史》，且以叛逆时代、反抗权威出身的毛泽东，身上有草根平民气、山大王气，惟一怎么也找不出来的，就是贵族气。用沈从文的话说，毛泽东是乡下人。
　　
　　而况，今天最现代化的湖南人，性格之根，也仍扎在乡下呢。
　　
　　三
　　
　　湖南土地，从来不生贵族式的娇贵与骄横气，更无从去嗅到鬼神权威的霸气。被误看的湖南人被还原后，其实完全是另一番样子。
　　
　　许多人似乎总不愿意去正眼看到这点，就像许多中国人常常忽视另一点：说什么“广东人是中国的眼”。真实的广东人是中国的嘴，熟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人，都清楚地明白这点。如果沿广东人作个比方，湖南曾经是中国的眼。中国人的小学历史教材上都写着魏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任外交官。但湖南人最准确的样子，两百年来也不是眼，而是双辛劳的大手。
　　
　　这不必举例去说，梁启超早年来长沙办学启蒙鼓动学生蔡锷，当蔡锷相信流血革命，带二千多兵在前线对打袁世凯十万大军，梁启超已去作环地球旅游观光兼考察西国政体；也不必举例去说，当黄兴亲自冲锋陷阵带着革命军在前线推翻清朝，孙中山还在日本喊口号贩卖革命火苗兼遥远指导；更早也无须提及，是康有为喊改良喊得大事不好大祸临头，他一溜烟逃到日本，谭嗣同挺身站出，凛然正气以热血醒世，为中国切实的未来断送他一颗好头颅。
　　
　　无论革命，还是改良，理论先行，首先需得造舆论，喊口号。但湖南那些一度被捧上中国神坛，如今要请下神坛的大人物们，一个一个细数下来，我们看到，之中没有一个是靠口号起家，而全都是靠一双生茧的手。
　　
　　细看之后你不可能不会得出这个结论：原来从湖南走出，在近现当代托起中国，运筹天下的人物，全都是一班实干家。
　　
　　没必要将岳麓书院那块“实事求是”的匾牌与两百年来的湖南实干家们扯上关系，理论的归纳与抽象是学者的事，而过于抽象往往显得缥缈。从史实的正门进入，我们眼见耳听的，就是一班前后相继、将中国当作实业来经营的湖南人。
　　
　　四
　　
　　这是个让人吃惊的发现，但没有谁在耸人听闻。不是说发现者有多么高明，而是湖南的土地，本身就是如此神秘；湖南人的作为，本来就是这样大胆；湖南人的基因，本质就看重实用。
　　
　　两百年来，大胆、功利的湖南人，事实一直在做一件事：经济中国、经营天下。他们内心的执奉，经过理性的归纳，就四个字：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王船山开创出的生面。将这个生面切开来看，“经世”就是“经国济世”，“致用”就是“学用结合”。他当时不可能预料得到，这四个字，将要在数百年内化作精英行动，且从根本上改变湖南，改写中国。
　　
　　这是一个纲领性的口号，它一被湖南接受，迅速产生牵一发动全身的结果：
　　
　　人要经国济世，必得“眼中有国，胸中有世”，就是说，一定要有远大的抱负，天下的胸怀。如果说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还稍微有点不够，毛泽东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就是地球人所能产生的最大胸怀与抱负。
　　
　　要让这个无比高远的抱负和吓人的胸怀不停留在口号，必须说后就做，敢想敢干：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于是“敢为天下先”就顺延着实现胸怀和抱负的那个目标，发生出来。
　　
　　要实现这些大得没边的胸怀和抱负，就不能奋其私智且不师古，专以个人英雄主义横世，重做乌江自刎的项羽二世。那么，必得要团结、联合天下人。世间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一帮人齐心协力帮着来做，大得没边的理想才可以让人摸到边。才可望从口号变成事实。这就需要有此胸怀与抱负的人，首先性格上能容人，韩非子早年游说秦皇：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成大事的人，无论对方是什么人，都首先看到别人的优点，而不是缺点，且能用上其优点，这样世界上什么人都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什么人都可以纳入你的地盘，于是，“兼收并蓄”就顺由着实现胸怀和抱负的那个目标，阔大生发而来。
　　
　　但经国济世，光有理想、胸怀、抱负，还只是胸有大志，就像万事具备，还欠东风。这东风是大学问，是腹有良谋，谋定行动。
　　
　　对功利实用的湖南人而言，读书不是用来好看的，学问也不是用来玩弄的。湖南人世代耕读传家，最擅长又是养猪，耕地是要收成的，捉刀是要见血的。这注定他们要十分看重学用结合，必定要脚踏实地，注重实效，理论联系实际。这自然而然就生发出实事求是。
　　
　　湖南人在青年时代读书尤其看重的实事求是，用毛泽东那句通俗的话说，就是要“踏着社会与人生的实际说话”。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到了岳麓书院，就浓缩成一个自卑亭。所谓登高必自迩，行远必自卑，自卑亭的通俗理解，用毛泽东的话说，水不从地上去提高，难道还从空中去提高？一桌酒席，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做到一口吞掉。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兼收并蓄、实事求是，全是因为经世致用而生发出来的性格。在王船山发明“经世致用”前，湖南人开始也在有意识这么做。
　　
　　心比天高，脚比地矮。既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点滴做起，这两者看上去如此矛盾，以致有理论家认为要真正做到不可能。这就是他们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理论家常入的误区，就是以道载人。人是多么生龙活虎，多么富于激情与创造，多么千百万化、不拘于物，没有任何一种道可以装得下。对性格处处矛盾的湖南人，他们就靠在两极的性格自我冲突中成就惊世大事。真正的湖南人物，都是一班彻底反叛与打破传统的人，地球上任何一种分析人性格与心理的理论，在湖南人面前都显得肤浅、贫乏、落伍，无法套用。
　　
　　正因为如此卓然独特，美国人类学者奥天柏（Ottemberg）氏从血型上将世界人类分为六大型，其中专列有湖南型。湖南型包括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人数在3亿以上。1921年，日本人类学者不愿将日本人列入湖南型之内，正式请求奥氏将湖南型这一名称改为日本型，奥氏始终不愿意更改。可见湖南人性格在地球村内都可以作为一种类型而独立存有。
　　
　　所以，在湖南的世界里，只存在一种与理论家彻底相反的事实：以人载道。
　　
　　两百年来，湖南的实干家车载斗量，无一不在以人载道。
　　
　　五
　　
　　我们终于发现了第一个奥秘：以人载道的湖南人，以实干精神起家，将中国与天下当作实业来经营，两百年风起云涌的漫长接力，呕尽数代人的心血。但他们都是打不死累不怕的骡子：湖南不怕中国难，累死累活若等闲。他们区别于地球村内任何一类人，在于他们虽做经国济世大事，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为人洒脱，处事率直，行为独异，无一不是让人绝对意外的人。
　　
　　是以本书所写，人物虽然车水马龙，但同是一类人，属同一类事。
　　
　　若问属哪类人，又同是哪类事，司马迁早给出了答案。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很自信地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倜傥非常之人，方有倜傥非常之事，属此类人与事，方可叫人喜爱，自觉流传民间。但何谓“倜傥非常”？答曰：豪爽不拘，洒脱超然，不被传统所困，不受世俗束缚；其为人也，举动惊人意外；其作事也，成就超绝凡响。
　　
　　屈原作为中国史上第一个诗人，生前流连于湖南山水之间，死后第一个以“倜傥非常”风貌，活生生地影画于史书。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从屈原开创“倜傥非常”长留青史的先河，两千年来，湖南不出人物则已，一出必是让历史瞠目结舌、自觉黯然失色的奇人。
　　
　　是的，奇人。湖南凡出人物，能力才华千秋，风格秉性各异，但完全相同的一点，他们一定首先是个奇人。
　　
　　本书所述所论，无一不可归于奇人之队。
　　
　　六
　　
　　居奇人之列，他们的行为，乍看之下，无不十分怪异：
　　
　　王船山不分天晴落雨，一年四季脚穿高鞋，头打雨伞，自称这是爱国，做起岩穴之士，一隐就达40年。近半个世纪，他到底怎么生活？在想些什么，写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
　　
　　博士后曾国藩带兵打仗抢钱，结果竟然将自己抢成封疆大吏，命运为何会如此阴错阳差？27岁就自写挽联的左宗棠，第一个拉胡雪岩在中国搞“官商配”实验，结果上演轰轰烈烈的“官商历险记”，现实为何对理想如此阳奉阴违？
　　
　　两人的事业轨迹，究竟藏有什么蹊跷，居然发生如此意外？
　　
　　谭嗣同毅然将好头颅送去断掉，一切到底源于历史必然，还是一场阴谋？他横刀向天笑，与谋求以工商为国本的大计，到底存在什么隐密关联？黄兴将祖宗家业一把卖光，创办华兴公司，革命家为何生前死后与商业一直如此渊源深厚？蔡锷猛打猛冲的性格，与邵阳毛板船经济，到底蕴藏了怎样的性格密码？
　　
　　到了青年毛泽东，外号干脆叫毛奇！作为胡林翼的粉丝，他将咏芝改成润之，且意气风发，大胆放言，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然而有谁曾知道，他一生在实业的岔道上，有过多少风口浪尖的离奇转折？
　　
　　……
　　
　　军政人物的侧面，历史镜头转换，聚焦到一批经政人物，我们又惊叹：
　　
　　陶澍在中国历史上作过哪些奇崛大胆的经济改革，遭遇过怎样的是非而功败垂成？
　　
　　魏源第一个开眼看世界，其人诡秘一生，奇谈怪论、奇思妙想，对中国与日本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产生过怎样颠覆性的影响？
　　
　　郭嵩焘办洋务、反腐败、出使英国，到底有怎样深刻过人的眼光，又为何世纪先知，却成为国民公敌？
　　
　　宋教仁在中国首倡内阁制，孙中山挽联称：“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他用美妙的制度来规范政治，发展实业，为何无疾而终？
　　
　　熊希龄，卷身官场，寂寂无成，同时开内河航运、办瓷业、济民救亡，他是历史的一朵谎花还是奇葩？
　　
　　刘绍选改名刘少奇，这个立志少年时代即要做中国奇才的实干家，给眼下中国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产生过怎样深刻的影响？
　　
　　更贴近去看，在拨乱反正时，出身红小鬼的胡耀邦，那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让世人侧目；在大刀改革时，“铁血总理”朱镕基一句“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惊世骇俗。湖南军政人物的性格，与他们的经政才能，相互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
　　
　　因此，悬念又是：在军政、经政两大领域，他们的影响，存在怎样的交叉、关联？
　　
　　……
　　
　　七
　　
　　奇人之立，因有奇事。从未上过神坛，从来存身民间，湖南人以他们生龙活虎的事迹，完全打破后人的心里预想，他们用行动写下的真实传奇，比悬疑丛生且冲突激烈的戏剧更让人吊心，比珍藏千年而芳香四溢的古酒更让人回味。
　　
　　在和平的时代里，那些离我们日益遥远，并且还将更加遥远的人，当年为时运所迫，将沉重的国家运于手中，将历史这幕活剧怎样来导演，会制造出怎样惊天动地、改变时代命运的故事？我们今天再去探索，将会从他们的故事里发现什么，得到什么，悟出什么？
　　
　　应该看到，他们曾经的一举一动，一语一言，直接影响与改变了今天的我们；他们留下的一故一事，只言片语，还将影响到并改变着明天的我们。
　　
　　到了这里，作者也是读者，作历史人物的评论，就像演员按既定剧本看戏。
　　
　　作者参与，可以抛掉历史面具，故事由此姿态横生。
　　
　　中国历史，冗长沉闷，沉淀越久，经典已够。庄严的经典最易虚假，适合造神。湖南土地最不可能产生神，也没有人敢到湖南人面前装神。湖南的大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刚烈如火，质直无伪，嫉假如仇。
　　
　　带一束手电之光，孤身走进历史的墓地。没必要在两百年的历史墓廊里开亮无数盏日光灯搞世博会。再了不得的人，一生精彩也可以几小时放完。
　　
　　一路穿越古墓长廊，数倜傥风流实业人物，经国济世历史奇戏，开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