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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曾国藩锁帽的钥匙，需要找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将之放进中国帝国制度中，探到开启之孔。中国社会，秦之前，是邦国制，秦后民国前，是帝国制，民国之后，是共和制。
　　
　　无论邦国制，还是帝国制，天下都是个人（或几个人）的，这个人叫皇帝（王）。老百姓活着干什么呢？帮皇帝干活，生产出财富来，供皇帝一人享受。老百姓日子好过，是皇帝吃剩还有，富如唐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穷如汉末，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
　　
　　因为天下归皇帝私人所有，皇帝是最高官僚，中国就只有两种人：官人，非官人。非官人所做的一切，都要为官人服务的。这样的经济，就只能是“官的经济”。它的巨大不合理性，到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就图穷匕现。
　　
　　这个恐怖狰狞真相，黄宗羲第一个发现，他石破天惊地喊：君主是天下之大害！翻译成今天的话：皇帝不是什么益鸟，而是害虫。王船山跟着又猛进一步，号召大家跑着去抢皇帝脑袋。旧的思想天裂大缝，新的思想潜滋暗长，直接催生了商业发芽。
　　
　　商业的天性，自由平等，是“民的经济”。是以，商业实体与封建制度，本质对立，水火不容。这样根本性的对抗，直到共和制出现，制度层面上才彻底扭转。
　　
　　共和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共和主义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即政府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公益），而不能只为少数当权者的利益服务。一句话，为人民（公民）服务。这在邦国制与封建制时代，是不可能的，不敢想象的。
　　
　　正是帝国制的原因，自唐以后，中国制度的优势用尽，其后一直在走下坡路。说得明白些，唐朝已开创了封建的鼎盛，其后中国如要发展，就只能换制度。
　　
　　宋朝皇帝没有大方到愿与老百姓共享一下宝座，因为在那个制度下，老百姓内部不乱的民间稳定，以及官僚内部秩序井然，想方设法维护皇权稳定，就是“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两点式。至于发展经济、解决民生，对他们像神话，至少不是皇帝要想的事，更不是臣子的责任。所以政府钱多，有事反倒麻烦，是件坏事。比如雍正废寝忘食做好皇帝，为国家赚得金如江，银如海，最后没地方花，只好眼睁睁为儿子培养出和绅这个大贪。
　　
　　见好不收，好尽坏来。是以，从唐以降，走下坡路的封建帝国制像踩上了一块西瓜皮，身不由己顺路滑，滑到明末眼看要一把摔得粉身碎骨，却被满清人临危救活，满清人借帝国之尸，还封建之魂。这股冤魂如今笼罩到曾国藩头上，曾国藩就只能就着帝国的镣铐，跳动作笨拙、姿态难看的舞。（毛泽东：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如此体制之内，“民的经济”之商，山路十八弯，转来绕去，仍不能跳出帝国制的五指山。今人看到的，是曾国藩虽有经济之才、之事，也只能是借军事名义，拉政治的虎皮，做发财的春梦。春梦醒在何处？太平帐下几个小妾。一世英才，纵然长袖善舞，也是商女不敌亡国恨，不能弹唱“湘商花”。
　　
　　这里面其实还藏有着更深的原因。
　　
　　6
　　
　　如前所论，大而观之，中国社会历史，诀要在制度变迁。只是制度变迁有暴力与温和之分而已。
　　
　　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是以他说：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在这几千年春秋更替中，“人世间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他用诗的语言，简单几句，白描出一幅蒙太奇，让我们看清，帝国的制度，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一直在扯皮与打架。在这一制度内的生活的人，民生、建设、幸福指数，都是做梦也不会想的词，当然也不用着手做的事。国家整体，除了稳定，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压力。这是封建中国唐后下坡却一直徘徊而无法果断跳出最要命的一个陷阱。
　　
　　处身帝国制度变迁史上的一个时空节点，曾国藩与历史弄潮人物一样，无力抗拒社会大流的力量，他习惯性选择卑恭与顺从，说什么“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所以形象就是“封建官僚”，让人厌恶。（参见《湖南人怎么了？》“我不喜欢曾国藩的两点”）
　　
　　但他到底生在一个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他践行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理念，创新务实、经世致用，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先声。在巨变的时代，金字塔铮铮做响，正将坍塌，这种现代化打上过渡色，是“官的政治”与“民的经济”杂糅产物，具体落地，在实践上就是“实业救国、经世致用”。
　　
　　这种经世济国情怀，在曾国藩这里，还带有明显的个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他践行船山先生的经世致用，歪歪扭扭的足迹，也有点像草稿。后来经历由官到民，逐渐演进成“忧文化”，再上层楼，靠左宗棠。
　　
　　我们提前往后看：封建士大夫的“先天忧，后天乐”的忧患意识，逐渐过渡到草根阶层“心忧天下”忧患意识，忧的人与忧的事，全部改变了。经世致用跟心忧天下结合，它的层次才大幅度提升。如果说师爷左宗棠还是小乡绅的忧，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至于毛泽东，身份进一步下移，赤贫如洗的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指点江山，粪土万户侯”。
　　
　　从发展实业，到实业救国，到粪土万户侯，逻辑有个“三步跳”。只是，从曾国藩的湘军抢钱发财致富，到毛泽东的红军“一切缴获要归公”，个人功利转变为国家功利，政治与正义的色彩被大力强化，商的气味被掩盖住了。
　　
　　这也是后人翻开历史，曾国藩率领乌合之众，抢钱抢人抢地盘，却仍能被冠以正义的一个原因。
　　
　　历史可以假设，假设的历史，永远有个悬着的答案。曾国藩时代，制度决定“官的政治”仍掌控一切，“民的经济”便不大有生长的空间。于是，他选择的方向，就在“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他建议派遣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包括清末外交部尚书梁敦彦、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
　　
　　这可以看作“曲线救商”。毛泽东评价此时期的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着眼点正是“官的政治”，意在赞叹，背里其实颇多无奈。
　　
　　作为政治家的曾国藩，靠心狠手辣发家，但毕竟书生情怀，内心其实也很挣扎。他看清“乾嘉盛世”之后，清廷外强中干，盛名之下，其实不副，点出了病灶：“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也开出了药方：“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
　　
　　但遗憾的是，他太爱惜羽毛，又注重虚假的个人名节。“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在这个一元思维，非此即彼的禁锢下，他终究自断羽翼，不敢冒险再进，给清廷来个“崩溃疗法”。
　　
　　曾国藩一生，本来有几种可能，每一种可能，都最大程度影响后来湘人的命运。他心中信奉经世致用理论，眼中充满了功利与实用，没有走陶澍式的官僚路，也没有像魏源那样，做个深刻的理论家，而是选择了那个杀人抢钱谋官连环跳的最充满争议的可能。
　　
　　在当时制度之下，这也许是在他权衡后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