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顶股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指商号中人凭自身才能、工作关系与业绩经过评定而获得的顶生意股份，它是晋商的一大创造。这种形式在西方原有意义上的股份制中是没有的，充分体现了儒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股份（股俸）有正本、副本之分和银股、身股之别。所谓正本，即财东的合约投资，每股几千银两到数万银两不等，可按股分红，但无股息；副本又称护本，是财东除正本外又存放商号或票号的资本；身股又称顶生意，即不出资本而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俸，按股额参加分红。清人徐珂说：“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所有者，在商号或票号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继，夫死妻继，但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负无限责任。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

身股数额，各商号、票号均有具体规定：一般来说经理可顶一分（每股各一俸，或称一分），但也有破例顶一分二三厘的；伙友顶身股最初不过二厘（即一股的1/12），以后每遇到账期可增一二厘，增至一股为止，称“全份”。所谓账期，即分红期。光绪以前一般是五年为一个账期，以后是四年，也有三年为一个账期的。凡伙友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三个账期的时间，工作勤奋，无有过失时，才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然后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才算正式顶上身股。顶身股后，倘有越轨行为，除重大案情开除出号和赔偿损失外，如属小节情有可原者，则酌情处分，减少其身股数额。顶身股者，每年可按其所顶股分领取一定数量的“支使银”，又称“应使银”。应支额每股多者四五百两，少则一二百两，分四季支用，到账期分红时，无论应支多少，概由各人应得红利内扣除，上至经理，下至伙友，一视同仁。倘若营业不好，无红利可分，则顶身股者除每年“应使银”由号内出账外，毫无所得。没有顶身股的伙友，则按年支给薪俸。大致最初年薪一二十银两，以后按成绩优劣逐年增加，有十余年历史者可达80～100银两，这时就有资格参加身股了。顶身股者死后，各商号、票号一般仍给一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大致经理故后享受八年的红利，未任经理者享受七年的红利，顶身股八九厘不足一分的享受六年红利，顶身股六七厘者享受五年的红利，顶身股四五厘者享受四年的红利，顶身股三四厘者享受三年的红利，顶身股一二厘者享受二年的红利。对本号经营立有特大功绩者，还可再增一二个账期的分红。

各商号、票号均由财东出面聘请经理，再由财东、经理共同邀请中人三五人，书写股本合约，其内容包括资本若干，以若干为一股，几年结大账一次，按银股身股分红等。在清光绪以前，山西各商号的身股占银股的一半，而到了清末则“身”价大增，身股普遍超过了银股。比如志成信同治年间银股17股，身股6股；身股是银股的35.3%；大德通光绪十五年（1889），银股20股，身股9.7股，身股为银股的48.5%，而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银股20股，身股23.95股，身股为银股的119%多。这一变化不管是什么因素所致，应该说根本上体现的是企业所有者向经营人才让渡利润的结果。

这种与财力股享有同等分割红利的“人身顶股制”，实质的意义是在财东与经理、伙计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经理与伙计的物质利益与商号的发展始终休戚相关，商号的兴衰成败也始终关乎经理与伙计的生存与发展。旧时商界同行见面，嘘寒问暖之际，就会问“顶几厘生意”，表示对彼此境况的关切。任何一位票号的正式成员（学徒除外）都有资格得到顶身股。“人人都可当东家”，这样的灿烂前景和强烈的诱惑力，使每一位票号中人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苟安，都无一不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扑在号事上。段占高1925年十四五岁时经人举荐进祁县复恒当学徒，挂牌子，站柜台，跑联络，值夜班，甚至还代吃官司，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整十年，到1935年，终于顶了三厘生意，头一账一来就分了200块银元。他在《山西文史资料》上发表的《祁县复恒当从业亲历记》、《我所目睹的复恒当号规》两文中，记录了人身顶股制的诱惑力。

晋商通过银股形式，吸收资金，扩大了经营资本；而通过顶身股形式，把商号的经营与商号员工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两者都参加账期分红，从而充分调动经理、伙计、学徒的工作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增强了敬业精神与凝聚力，增强了晋商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